9月18日，第九届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研讨会在清华大学举行，此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全球数字金融发展与治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原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委员会主席尚福林在会上表示，当前形势下，进一步提升金融数字化水平是大势所趋。
数字金融的发展和治理对促进普惠金融、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至关重要。尚福林对发展数字金融提出以下建议，一是加大数字金融领域的技术、资本和人才投入；二是加强信息互联互通；三是对数字金融创新实施包容审慎监管，打击数字金融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四是加强数字金融领域国际交流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原常务副市长、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顾问屠光绍在解读数字金融时称：“数字金融是全球金融竞争的新赛道，是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从国际视野来看，一方面应加强金融科技的监管，另一方面也需要为金融科技的定位和发展创造条件，为数字金融转型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持。”
推进数字化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
对数字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看法，尚福林提出，普惠金融要着力提升市场就业承载能力，稳定经济大盘。受新一轮疫情影响，国内经济仍然面临挑战，供给结构和需求不足影响显著。保市场主体，就是保社会生产力。疫情以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质量有所提升。但与此同时，贷款需求下降，小微企业贷款难仍有所体现。因此，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的同时，还应当关注金融服务的效能，增加普惠金融投入，稳住市场主体，促进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尚福林还表示，数字化正在成为普惠金融赋能的主要手段。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长足发展，小微企业贷款显著提升。但还需要解决信息不对称、商业可持续、成本可负担、风险可预警四大难题。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不可或缺，但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难题，还是依靠不断提高数字化水平，增加普惠金融的商业可持续性。目前已经有不少实践，包括互联网银行模式探索和传统银行的信息化转型。通过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手段的结合，提升了普惠金融的效率，降低了普惠金融的成本，增强风险预警能力。
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和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科技行业在全球独角兽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彭刚认为，需要发挥数字金融的输血功能，赋能企业发展，助力产业链转型升级。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建立对应的数字金融监管和安全体系。
中国银行执行董事、副行长王纬表示，数字化技术凭借其集约性、规模性、智能性、稳健性等优势，已经成为推动普惠金融跨越式发展的关键利器。当前，我国数字化赋能普惠金融已经取得显著进展，形成了以银行、非银机构和金融科技企业为参与主体的生态系统，线上信贷规模高速增长，相关产品和服务创新层出不穷。未来，银行业将进一步以数字科技助力普惠金融事业攻坚突破，加快开拓普惠金融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数字金融是全球金融竞争的新赛道
屠光绍认为，数字金融是全球金融竞争的新赛道，是未来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竞争体现为：数字金融在传统金融领域的影响力竞争；金融发展方向和路径的竞争，包括“去中间化、去中介化、去中心化”；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发展投入、企业、技术竞争，需要注意的是近两年中国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影响力下降；数字金融体制机制和监管的国际竞争。因此，从国际视野来看，一方面应加强金融科技的监管，另一方面也需要为金融科技的定位和发展创造条件，为数字金融转型的可持续性提供支持。
对于我国数字金融的发展，屠光绍还从数字经济与数字金融的关系视角、中国金融功能深化的需求以及可持续角度解读了数字金融。屠光绍称，数字金融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金融的特定功能，又使得数字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和数字科技发展。数字金融应当从解决中国金融“大而不够强”的现状着手，补足金融短板。此外，还要关注数字金融新业态的潜在风险，金融和数字、数据连接带来的安全风险，数字金融治理。
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阎学通看来，数字时代，大国之间的竞争既在自然物理空间发生，也在数字网络空间进行。如果我们不能保持自有的数字经济层面的竞争实力，且继续与美国拉开距离，则将影响大国竞争的基本面。
浙江大学副校长、教授黄先海则表示，我国具有超大内需市场的独特优势，具有超大规模的数据要素和相对宽松的数据规则，具有广阔的产业链多元化运用场景。但是，也面临一些挑战：数据要素市场机制及数据安全流动的规则供给缺失，创新能力和产业链国际分工攀升能力遭遇瓶颈，数字基础设施与数字产业链发展相互掣肘。为此，他还提出实施智能型数字基座建设等建议。
蚂蚁集团研究院院长李振华提出全球数字金融创新的三个方向，包括数字支付基础设施升级与开放、银行科技服务数字化、以及金融数据融合路径多元化。
金融科技会挑战传统金融理论和经营理念
“人工智能在金融领域、智能网联、智能影像、医药健康甚至自主创造领域都取得重要进展。”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院长、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薛澜认为，人工智能领域在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性是很强的，且影响非常广泛，对其治理模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
围绕数字金融，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国家全球战略智库理事长张宇燕也提出几个关键问题，包括数字金融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分支？数字金融对于人类有正面意义，但是还需要更多地关注安全问题？是否需要一个全球的基于数字金融的治理？如果要治理，其治理模式是什么样的？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国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擎指出，金融科技会引致多类风险，包括云汇聚风险、程序正确性测不准风险、安全威胁测不准风险等。金融科技会对传统风险产生影响：信用风险，金融科技利用的数字信用体系会影响传统信用风险，长尾客户信用风险还有待长时期的检验；市场风险，选择性披露可能带来市场波动，程序化交易容易引发市场风险叠加，炒作性强的资产也会加大市场波动；系统性风险，金融科技加大了金融体系的关联性，从而加强顺周期性。
挑战方面，王擎还指出，金融科技会挑战传统金融理论和经营理念，对监管形成挑战，对宏观调控的有效性产生挑战，影响货币政策的传导。
此外，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社会与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玉荣表示，传统地缘政治的时代也许并未过时，科技地缘政治的时代呼啸而来，中国要高度关注科技地缘政治的高边疆，在数字科技、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科技、航空航天等领域抢占未来时代的战略制高点。创新“深圳硅谷”“合肥硅谷”等模式，打造“中国硅谷”集群，在大国科技博弈致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