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2年，是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5周年。从战争年代至今，党和人民军队始终保持着文武两条战线，用枪杆子和笔杆子成就了一支有战斗力、有文化的人民武装力量。在党和人民军队里，在革命英烈、老一辈革命家及抗战老兵后人中，有许多从事文化艺术、教学工作的人，他们中有专业的，也有退休后在各自喜欢的艺术领域达到一定水准的。他们都在用小说、书画、音乐、电影、诗歌等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用己所长表达内心的爱国主义精神。2022年开端，红船编辑部开始关注并走近他们的世界，了解他们追求艺术的真实感受和爱国情怀。
2022年6月15日，红船编辑部专访了《鬼子进村》的作者，首都师范大学教授丁晓山先生。说起自己创作这部书的经历和感受，丁晓山感慨地说：“五一”大“扫荡”发生在1942年，地点就在今河北省的冀中平原，那是冀中军民在抗日战争时期，经历的最艰苦、最黑暗的时段。这段历史已经过去80年了，我们一定不要忘记它！
残酷的“五一”大扫荡
冀中平原富饶而美丽，抗日战争时期，这里被日寇称作“八路军的米粮仓”。八路军则将其比喻为“华北的乌克兰”。
当今时代，人们很难把冀中平原与炮火连天、弹痕遍地的情景联系起来，但实际上，从抗日战争爆发开始，这些便是冀中军民常见的场景。那个时候，在冀中百姓之间，到处流传着“抬头见岗楼，出门上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民谣。
如今，随着时间的流逝，日寇在这片土地上犯下的累累血债，正逐渐从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当年，让冀中民众惊恐的“八格牙路”“哟西哟西”的耻辱，已经变成了娱乐人口中的笑料，大多数人完全不知道先辈们所经历的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劫难。
丁晓山先生
冀中平原河流密布，盛产粮食、棉花和药材，旧社会，这里的民众生活和受教育水平普遍较高。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年5月1日，日寇在华北对冀中军民发动“扫荡”。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捉襟见肘的情况下不惜投入5万重兵，以深、武、饶、安为核心区域，对我抗日军民造成重创。
我党在冀中军区主力部队被迫撤离根据地，暂时转移到了路西，日寇全面占据了这里的城市和乡村。日华北派遣军在深、武、饶、安地区，将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留在冀中，驱使民众修筑公路、挖掘壕沟、建立据点，意图把冀中建成其支持太平洋战争的物质基地。
“五一”大“扫荡”之残酷相关文献皆有记载，1945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集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出版的《抗战八年来的八路军与新四军》中指出，日寇在1942年一年内，对华北实施了大大小小七十五次“扫荡”，尤以冀中平原的“五一”大“扫荡”为最残酷。这一年，日寇将战火延伸到了冀中平原的穷乡僻壤，对冀中军民实行“三光政策”反复“清剿”，其罪行罄竹难书。
这次大“扫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42年5月1日至5月10日，日寇在根据地外围不断进行小规模“扫荡”，现在看来他们的目的十分明显，就是把冀中军民驱赶到既定区域，然后集中屠杀；第二阶段是5月11日至5月15日，日寇主力部队第41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27师团、小川部队、110师团、坂本支队等从四面八方围拢，对冀中军民进行疯狂”围剿“；第三个阶段是5月16日至6月中旬，日寇又按“扫荡”路线翻回去，开始对铁路、公路两侧与边边角角地区展开猎杀。
“五一”大扫荡不是一件小事，是关系到我们民族存亡的大事。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寇在中国城市制造的最大惨案，那么，日寇在冀中平原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则是其在中国农村犯下的最大罪孽！
为什么写“五一”大扫荡
《鬼子进村》出版之后，有人说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想起来研究华北的历史，作为新四军的子弟，又怎么写起八路军的事情？
我的家乡在江苏南通，抗战时期这里属于我党苏中四分区，也是反“扫荡”斗争最残酷的地方之一。我的父亲是新四军，从小我就听人说起过父亲在老家抗战的一些事情。但有作家先我写出了《300万颗民族心》，内容描写的正是关于苏中四分区反扫荡斗争的。这点燃了我坚持写抗战历史的热情，又不想与之重复，于是，我把注意力集中在了1942年的华北，冀中军民经历的那场劫难。
丁晓山著《鬼子进村》
写“五一”大“扫荡”这段历史，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这么大的历史事件必须要有真实的依据。但我没有任何的核心资料可以参考，既没有中共高级机关在冀中期间的电报往来底稿，也没有日华北派遣军关于“五一”大扫荡的战斗详报。摆在我面前的唯一条件，就是尽可能加大采访力度。好在九十年代中期，我军指挥过冀中反“扫荡”的吕正操司令员还在世，他对我的工作很支持，给我讲了许多关于反“扫荡”的真实情况，并说下一步想采访谁就给我介绍。
在他的帮助下，我采访了许多亲历过大“扫荡”的老同志，其中有刘秉彦，丁廷馨，费国柱等等。我还采访了后冀中时代的重要亲历者孙毅，老人家记忆力非常好，对过去的好多事情叙述得很清楚。采访了吴西将军，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冀中七分区政委，1945年被选为晋察冀军区代表参加中共七大，老将军活了105岁。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帮助，我了解到关于大“扫荡”珍贵的历史真相。
另一方面，我加大了实地采访的力度，那个时候交通不如现在方便，人们大都没有私家车，到哪里去只能乘坐公交。好在从北京到冀中平原并不远，我早上从六里桥坐长途，中午基本就能到深县、武强一带吃午饭。短距离交通就靠自行车，那个时候把身份证压在租车的地方，十块钱就能租一辆自行车，走村串乡来回转悠着寻找大“扫荡”的幸存者。在城市楼房的客厅，在乡村两明一暗的民房，听他们倾诉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在《鬼子进村》的引言中写道，那些年的血与火，情与恨，难道就这么被潮水淹没了吗？每当我背起行囊一次次走向冀中这片热土时，冀中平原上每一棵挺拔的白杨，每一个宁静的村庄都在向我诉说着那一年的记忆，那一年的悲愤。冥冥之中我仿佛听到无数不屈的亡灵在说：“不，不能忘！”
采访现场
《鬼子进村》这本书出版以后，网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所采访的当事人也基本认同书中的内容，二代子女们也给了我很多鼓励。但我心里明白，这本书还有很多缺点。后来，山东画报出版了我的一个修订版，我仍然觉得有很多不足。后来，有一些不相识的人也为我提供了很多历史资料，为此我很感动。我想有机会到日本去，看看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既然研究这段历史了，就一定要搞清楚。
冀中领导班子的团结
我党在冀中地区的领导班子，深得军民信任，有很高的威望。其主要成员有政委程子华、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等人。三人中程子华政委的年龄最大，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光明磊落，做事顾全大局，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一位对党和军队有着巨大贡献的老红军。
黄敬是“一二•九”运动的领袖，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性格外向、爱说爱笑。据一些老同志回忆，聚餐的时候他到哪一桌，哪一桌就笑声不断。和冀中百姓来往关系亲密，没有一点官架子。黄敬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领导人，摄影、滑冰这些在今天看来也很潮的项目，在那个时候他都会。
吕正操司令员入党时的时间最晚，193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性格豪爽、见多识广的人，也非常喜欢摄影，在冀中时期照了不少相片，记录了党和军队在冀中地区所经历的重要事件和场景。
他们三人在一起搭班子，起初人们并不看好，因为三人的性格、爱好差别太大。但出人意料的是，冀中在他们引领下军民关系情同鱼水，不仅个人关系处得相当好，在政策上充分发扬民主，工作关系十分融洽。
偶尔也会有工作上的矛盾，甚至可以为了工作吵一架，问题都摆在桌面儿上，没有人会去翻旧账。应当说，冀中军民能够如此团结和这样一个坚强的、民主的领导班子分不开。尽管冀中在抗战初期，也曾出现过一些“左”的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好的。
我在采访的时候，许多老同志都说冀中这几位领导是真好！他们的民主作风和民主作派让人怀念。吕正操司令员在回忆当年的工作状态时说：“当时，工作起来心情愉悦！”
撰文：王向明
视觉：张艺梦
统筹：张喜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