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考古上海”展开放一月:完成时与未来时

从里向外看的“考古上海”展 戎静侃摄

如今,上海博物馆东馆十点一开门,有备而来的全国各地观众便蜂拥而向四个楼层各自心仪的展馆,一部分人流会汇入四楼于6月26日新开的考古馆——“考古上海”展。家住闵行的工程师阙之玫对头盖骨碗颇觉好奇;文博爱好者薛义民则对“蓝色海波”上漂浮的宋朝古船充满疑问;也有许多零基础的好奇者,对官方导览仅有11条觉得不解渴。展陈中,古国-古港-古城脉络清晰,更激发他们对上海6000年历史的系统了解的求知欲。

戎静侃是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的青年馆员、策展主创团队成员,今年2月完成策展大纲后,直到开展,始终在忙碌的布展工作中。七月中旬的某个周五上午,接受文汇讲堂工作室采访拍摄时,他颇为抒情、富有人文情怀的讲解让记者脑海里跳出两组词:“完成时”和“未来时”——广觅出水、出土于上海地区的2000件(组)历史遗物,说明“何以上海”,勾勒出史前先人在古国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的生活情趣,肇始于唐宋的古港视域下青龙港和上海港的商贸繁盛,明清之际世家大族与上海城墙、豫园等城市地标的对话往事,这些是上海考古人自1935年发现戚家墩遗址以来经年累月的“完成时”,丰富着“何以上海”;更令人期待的是未来时,策展人员在长江口二号古船遗物展墙上特地以模型留出位置,一个个玻璃隔间等待着考古人员的最新探索成果。就像DNA技术能追溯这艘久远的沉船是从湖南或江西起装一样,新的考古科技将揭开更多尘封信息,而此时,由“考古何为”的“补史”“证史”“透物见人”将进一步完善上海6000年的时间颗粒度。

7月12日上午,戎静侃讲解后接受讲堂提问采访

1000平米展厅中的还原:以生活细节平视古人

“考古上海”的指归,是乡土、城市与人,是古今相通的“人性”……戎静侃在6月29日发了一条这样的朋友圈,与“人性”相对的是历史的“神性”。一个多月的密集布展中,他越来越陶醉于为了显示“人性”而调制的灯光角度等细节,从事文博考古工作十余年,他第一次如此沉浸于人与城、古与今的对话之中,以至于被高透低反无缝玻璃迷惑,撞过半数以上的展柜。曾经布置过上海历史博物馆基本陈列和多个临时展览的戎静侃,极为珍惜这样一个使用面积为800平方米的专业考古场馆。他回忆,自1956年上海博物馆考古组成立以来,在河南路的老馆开放过中国古代历史的通史陈列,1990年代后人民广场馆开设过以讲解器物门类为主的中国古代艺术陈列,“如今有了专门介绍上海本土历史的考古发掘成果展,可以说是弥补了憾缺。” 在考古馆进门的墙上,射灯将光投在一句话上:“认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感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离不开考古学。”

考古馆进门的提示语

如何让新老上海人走完800平米展厅后有“何以上海”“考古何为”的深刻印象呢?古今相通的“人性”,让上博考古研究部对展陈设计别有用心。首先,上海6000年历史突出三个切片式高峰,既有历史时间轴,又不完全囿于此。以讲述史前史的第一部分“文明之光”为例,在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钱山漾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这3000年内,凸显了良渚文化作为文明高峰的重要地位。展品分为“经济与生活”“礼制与信仰”“王者与威仪”三部分。而恰恰是这三部分,从食物获取到社群维系、精神信仰,构成了每个普通人的生活。石犁、石镰等生产工具展现着稻作农业基础,从陶釜到陶鼎的变革、崧泽文化后期出现的鼎豆壶组合,则显示出逐步礼制化的社会进程。同时,长江下游地区的上海先民素来富有审美情趣,有像花瓣一样怒放的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腹鼓尾摇状的马桥鸭形壶,更不用说,标志着神权和王权的玉琮、象征着神权军权合一的象牙权杖、其上特有的神人兽面纹,会在观者眼前送出一幕幕鲜活的想象场景。

石犁(左上),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右上),玉琮(左下),象牙权杖(右下)

其次,本展间或在展品下方设置“透景窗”,同时结合简笔动画,展示古代生活场景:第一部分的造景让你感受到先人新犁土地的清新、生长中水稻的灼灼,收割后稻穗的谷香;那艘置于灯光、薄纱营造的蓝色波浪上的宋船,仿佛只要人跳上去就能一竿远行。更使观者会意一笑的是,三部分展陈标题墙后设置标本墙,“文明之光”背后是一片片陶、石、兽骨残断;“江海通津”后面是各类瓷器碎片;“海上繁华”后则是残砖断瓦,它们组成顶天立地的窄墙,浓缩着6000年历史的光阴与密码,但凡能够对话和解读,就能打开一片波澜壮阔。如此匠心也展示了每一个考古工作者的日常工作状态,他们就是从这样的点点滴滴中还原真相,接续历史之线,史前的“补史”,唐宋时的“证史”,明清时的“透物见人”,呼之欲出。“在细节里才能平视古人,体味先人的性格形成、城市风貌的形塑,可谓同一方水土养同一方人。”戎静侃解释。

“文明之光”、“江海通津”、“海上繁华”标本墙(由左至右)

文明之光:手工艺中的审美情趣与礼制威仪

上海史前史长达3000年,叙事线索很多。随着戎静侃的讲解,在“文明之光”90件组器物展陈中,记者看到了史前先民的三组成长场景。

当你被展厅中央一把精巧的“斧子”吸引时,会想起它似乎有个“亲戚”——崧泽文化时期的带镦石斧(第2号解说展品),就在对面十数米开外与它遥相对望。两者外形颇像,都由多个部分构成。在戎静侃看来,崧泽时期是斧、钺的分水岭,带镦石斧由石斧、长柄、镦构成,数百年后的良渚文化时期,这只“斧子”,福泉山遗址65号墓出土的瑁镦组合型玉钺(第4号解说展品),在钺、镦、长柄之间还增加了瑁。上部的瑁器身如舰形,镦则如船形,这发现于高等级大墓中,或为墓主生前手持物,特别的是,钺身并无使用痕迹,可见这种生产工具已经成为象征身份的威仪之物。从字形变化看,“钺”也是“王”字最早的象形来源。

带镦石斧(左)、瑁镦组合型玉钺(右)

“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史前先人不断优化革新石犁、石镰等生产工具后,建构起了以稻作为基础、渔猎为辅的生活,社会阶层复杂化就开始了。“礼节”“荣辱”的一个初级表现在于,社会分工产生后,手工艺从业者对美的追求。双层镂孔花瓣足陶壶,乍看外层是三角形、弧边圆形镂刻相间,煞是好看,圈足和口沿上还捏出花瓣形状;这件陶壶在娱目的同时也实用,设有内胆,丝毫不影响装物功能。而马桥文化的典型器物——鸭形壶更是以生产生活中的动物为蓝本,模仿得惟妙惟肖,有鸭子般鼓鼓的腹部、翘翘的尾部,还运用了这一时期的新技术——着黑工艺,“其技艺上与原始瓷的釉趋于接近”,这就比早其2000年的崧泽文化时期的陶猪模仿更胜一筹。将喜爱之物或者敬畏之物刻为器用的纹饰,是古人惯有思维,比如同一展柜内的禽鸟蟠蛇纹带盖双鼻陶壶上有着龙蛇的暗纹,黑皮陶上则有着良渚的细刻纹。“如果害怕某一动物,就(把它)作为崇拜物,或者装扮成它的样子。”戎静侃解释道。展陈中的古人头盖骨碗则是这种威仪的更高级版的体现。

马桥文化典型器物鸭形壶

尽管说起考古学上的类型学方法,很多人会觉得过于学术,但是在展陈中,上海博物馆以“眼见为实”的方式作出浅显的诠释。策展者摆出了一条史前陶器的谱系,釜、鼎、豆、鬶、壶,不同形状的炊煮饮食工具,标刻了不同的时期、不同的考古文化。比如崧泽时期的大鼎,被趣称为“崧泽大克鼎”,广富林时期的侧装三角足陶鼎,就富有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遗存的特征,表明了北来之风,而马桥文化时期的器物又有南来之气。由此,也揭示出上海成为海纳百川之地的最初源头。在采拍中,讲堂还呈现了一条史前陶鼎族谱,戎静侃认为在“问鼎中原”所彰显的鼎的等级制度出来之前,长三角地区的陶鼎是青铜器鼎的源头。

王油坊文化分布及典型器物图 戎静侃提供

江海通津:青龙港、上海港以港兴市小悬案

文汇讲堂正在举办“上海6000年”(全称为“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 上海6000年”)系列7讲,5月赴青浦一日研学中,第一站就是青龙塔,因此,记者对于青龙塔所在的青龙港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并不陌生,对与青龙塔南北并置的隆平寺塔基内在2015年后发掘出舍利与铜瓶也印象深刻。但“考古上海”展的“江海通津”展陈中,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依然十分新奇,让记者瞬间仿佛与唐宋商人同处一个时空维度。

第一个故事是诙谐风格:青龙镇作为当时的集贸海港,是内地商家外贸订单的集散地。在唐朝,长江中游的长沙城接下大量销往东南亚、阿拉伯和非洲的瓷器订单,当地货商或许为了更好地进行本土化经营,便要求工匠添加反映当地风俗的元素,如椰枣树、雄狮等。就在长沙窑青黄釉褐彩乐伎纹执壶上,戎静侃告诉记者,一处胡伎跳舞的图案贴反了。

长沙窑青黄釉褐彩乐伎纹执壶,胡伎图贴反了

第二个故事则是悬疑风格:1977年12月,于奉贤区兴建水利工程时,人们在现在的四团镇四明新村发现一批瓷器,其出土点北端距离宋代海岸线遗迹里护塘只有400米。这批器物主要是碗,碗口朝上,十个一摞用草绳捆扎,集中堆放在一个约60平方米的椭圆形坑内,碗底还发现柳条形编织物痕迹,可能原来装在箩筐内。完整的碗共有1046件,还有少量残品,以及两个罐。此后,器物长期堆放在库房内。“我们这次选择了密集型展示,有686个。”记者注意到686个碗有序地搭成了层叠三层的碗墙,中间部分展示了碗底。戎静侃在朋友圈透露,“效果拔群”的展示是经历了整整9个流程才实现的,其中包括美容、海选、排队、设计支架和爪件、讨论阵型等,才有“层层又层层”的明星打卡地效果。为何这个大订单没有及时运到青龙港,而是被有序地集体掩埋?戎静侃请大家发挥想象力。但是他也介绍:“根据近几年科学研究跟踪,可以知道这批碗是从福建上船,中间停靠过温州港。”如果这批遗物在近几年发现,定会持久占据舆论C位,而1977年,考古工作者只在内部刊物上发了一个简讯。“我们希望所有人知道,上海并非无古可考,相反,故事同样精彩,古代历史同样悠久。”“完成时”的缺憾,或将在科技手段越来越发达的“未来时”中逆袭。

四团宋瓷碗1977年出土状态(左)、展览实拍(右上)、出土现场(右下)

第三个故事同样与科技溯源有关,展品是闻名天下的长江口二号古船出水遗物。展陈中央是一个同治年间的高60厘米、口径21厘米的景德镇窑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戎静侃介绍,这是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北方颇为流行的嫁妆瓶。“它的特点是大器套小器。”古船2022年打捞出水后,从嫁妆瓶里共掏出50件青花团龙纹杯,在展厅里展出了9件。“通过对填料的DNA跟踪,知晓装船地是现在的湖南、江西地域。”同船还发掘出同治年间诸多执壶、烟罐、盘子等。有趣的是,展架边缘的无展品处被许多树脂模型摆满,“这是我们留给未来探究出来的考古成果的。”戎静侃将此理念称为“生长型展览”。同样值得注意的信息是,长江口二号古船,已显示了数百年前上海港的繁华。随着南宋末年吴淞江的淤堵,在明朝时期,黄浦江跃升为通航主流,上海县因此繁华,上海地区特有的沙船成为了清代漕运及开埠前后航运贸易的主力军。“以船兴市,以港兴市”,海纳百川的城市性格其来有自。

豆青地堆白青花松下高士图双耳瓶(左),取出的50只其中青花盘龙纹小杯(右)

海上繁华:寻常巷陌之间寻找城与人的对话

尽管“海上繁华”部分并不在采拍计划中,但看到导引词里的这句话——历史不仅录在书籍,也掩藏于寻常巷陌,溯源与古城墙、陆家嘴、豫园地标相关的历史人物与历史掌故,人与城的对话因考古而有了可能。记者忍不住走近三个明朝的大家族,聆听感受他们的故事。建造豫园的潘家潘允端和族弟潘允徵,两人墓葬在1973年和1960年被发现;对陆家嘴的得名有影响,资建小东门和万云桥(俗称“万家石桥”)等的文学家、书法家陆家陆深,其家族墓在1970年被发现;捐建了上海城门的顾家顾从礼,其墓于1993年被发现。这四人不仅自身学问拔尖,仕途显望,也是本土乡贤的代表,对上海地区的贡献不一般,这次展陈中也展示了部分墓地里发掘的精美物品。

在众多随葬品之中,最打动观者的还是潘允徵墓地出土的颇为壮观的木仪仗俑群。戎静侃评价:“这是中国随葬俑制度最后阶段的实证。”从最早的人殉制度,到秦始皇开始盛行的各种陶俑,明代时更为务实地采用了木仪仗俑,也体现出文明进程的脚步。记者看到木仪仗俑队伍可分为前中后三部分,前后为步行仪仗,在中间的是一只木轿,木俑神态各异,非常生动逼真。

木仪仗俑(左)、木俑所抬木轿(右)

听了一路的讲解,激发出观者过往知识的积累,难免有些荡气回肠。在展陈的尾厅,有多媒体展示上海历史线、遗迹数量的动态图,结束语是这么写的:“水与土,构筑沃野良港,成就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城与人,彼此相映成辉,奠定了开朗睿智的城市精神。”记者想到了讲解中的一个细节,戎静侃解释,青龙镇虽然叫镇,其实规模和当时的县无异,“因为唐宋时期,中央政府对行政编制有控制,而且上海也不是华夏重点区域,但是贸易的推进却是一步也没有放松。国际航运中心的滥觞就起于此。”据史籍记载,唐天宝五年(公元746年)设青龙镇,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置华亭县,青龙港在此期间形成。至南宋的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宋会要辑稿》记载,青龙镇税收为15879贯400文,占了华亭县一半。考古以实证来强化了古籍史料的准确性和丰富性,上海如何成长的故事也日益丰满。这或许也是“考古上海”希望告诉每一位参观者的要义之一。而“完成时”依然需要每一位参观者去体悟,“未来时”则期待全社会的尊史敬史风气去呼唤和呵护。 (完)

更多细节请看文汇报微信视频号“探访‘考古上海’”系列

系列视频:策划李念 采拍杨颖 刘青阳 剪辑杨颖

作者:李念 杨颖

文:李念 实习生杨颖图:杨颖整理 拍摄 刘青阳编辑:李念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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