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哪怕不是学术圈人，只有对中国文化有基本的了解兴趣，陈寅恪都不会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我们或许不太清楚知道陈寅恪学术成就的具体样貌，但不管人文类的纪录片，还是在文化阐释型的大众畅销书中，陈寅恪都是经常被提及的一个传奇色彩浓厚的学术人物。
在大师云集的时代，陈寅恪依然是尤为出类拔萃的那一个。其贯通中西的渊博学识，卓尔不群的学人风骨，以及气象万千的学术成就，可称一时无两。他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是“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史学大师。梁启超曾说：“我所有著作总和都比不上陈先生几百字。”在史学专家许倬云看来，“陈寅恪先生本来有能力写通史，可是晚年眼睛瞎了，环境又不好。他写的关怀基本上不在历史本身，而是将自己也摆放在历史里。”
而且，陈寅恪这座学术高峰，拔起于义宁陈氏的群峰耸立之处。翻开新编《辞海》，陈寅恪与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与兄长陈衡恪四人被分立条目，而享有如此殊荣者，恐怕在中国文化史上都难再见。究其根源，陈氏一族清纯的家风滋养了这个文化世家的成长水土，而陈氏以“好学重德”为核心的家规则锻造了这个家族的百年传奇。
2020年是陈寅恪（1890-1969年）诞辰130周年。3月末，《陈寅恪合集》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横排简体版陈寅恪文集。或许这套书的出版，会让人们对陈寅恪的了解，除了传奇色彩，还会有更细微的学术意义上的认知。
游学西方15年 学贯中西
不拿博士文凭，被引荐成“清华四大导师”
陈寅恪少年好学、聪慧过人。1902年春，未满12岁的他，遵父命走出陈氏家塾，随长兄衡恪东渡日本，以听讲生身份就读于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秋，插班考入上海复旦公学。随后，陈寅恪开始了在西方的游学生涯。他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 （巴黎政治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求学研究，历15年，虽未获取学位，但因博学盛名，于1925年受聘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导师，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清华四大导师”。
陈寅恪在海外高校游学十多年，不仅掌握梵文、印地文、希伯莱文等八种语言，还学习了物理、数学等自然科学，为啥没有博士学位呢？因为他读书不修学分也不考文凭。对此，陈寅恪的解释是：考博士不难，但两三年内，会被一个具体的专题所束缚，就没有时间学其它知识了。他不为博士文凭去学，而是带着一种文人求学的方式与心态，得益于此，他慢慢地形成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结构。大家称他为“活字典”、“活辞书”。陈寅恪讲课时，研究院主任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听。其他如朱自清等水准很高的教授，也常到教室听他讲学。哲学家冯友兰，当时任清华大学秘书长、文学院院长，每当陈寅恪上《中国哲学史》课时，冯先生也总是恭敬地陪着陈寅恪从教员休息室走出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听他讲课。
1935年，英国牛津大学著名的汉学教授苏维廉去世。牛津大学在世界各地物色汉学教授，最后他们注意到了中国学者陈寅恪。法国的汉学大师伯希和、敦煌学大家戴密微对陈寅恪非常赞赏。1939年初，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正式发出聘书。在信中他们特意写明，这是建校三百余年来首次聘请中国人做专职教授。知道这一消息的国内学者，无不为陈寅恪感到骄傲。
然而1939年9月，在前往牛津大学任教途中，香港到欧洲的轮船全部停航，陈寅恪只好暂停香港在港大教书。在这一时期，陈寅恪的史学研究发生了第一次转向。陈寅恪开始研究魏晋至隋唐领域，并撰写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传统史学讨论的问题都是明君昏君、忠臣奸臣、正统僭位。而他聚焦种族、文化和各种制度的演变，视野宏观。这两部著作在他的学术生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陈寅恪晚年的代表作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标志陈寅恪的第二次学术转向，也因此为他招来疑问——为何偏要为一个妓女做传？柳如是是明清更替之际的著名才女，她个性坚强、魄力奇伟，论才华是“秦淮八艳”之首。在历史叙述中，柳如是不过是个烟花女子。但陈寅恪研究发现，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在明清交替之际，竟比五尺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于是，陈寅恪生出想法，借柳如是这个奇女子，把明末清初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展现出来。此书不仅是一部传记，更是一部明清文化“痛史”，写出了政治文化的变迁。书中内容几乎全由细致的考证组成，毫无文学渲染。名似艳冶，实为刻板；名曰传记，实则考证。这部书共85万字，陈寅恪从64岁写到74岁，整整耗费了十年时间。
为人师表 风范犹存
弟子接受“生命之托”
自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中研院史语所）成立之始，陈寅恪就一直担任该所历史组主任，他与所长傅斯年同窗数年，谊兼亲友。抗战爆发后，史语所一路南迁，1940年冬迁至四川李庄镇。1941年初，滞留香港的陈寅恪拟赴重庆参加中研院评议会，2月28日给傅斯年写信，谈到已定内迁，有意前往四川李庄。但最终因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状况，陈寅恪一家人没去李庄接受燕京大学的聘书，来到成都工作、生活。
陈寅恪一生中最珍惜的一个身份就是教书匠。他曾对自己立下了严苛的教学信条：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很多人都远道而来听陈寅恪讲课，成了清华的一道风景线。陈寅恪每次上课时，教室里都挤满了学生。清华园内不论学生还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有疑难问题，只要向陈寅恪请教，一定能得到满意的答复。1946年，双眼失明的陈寅恪重返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专门为陈氏配备了三名助手，王永兴为其中一位。据王永兴回忆，梅校长派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先生来看老师，“劝他暂不要开课，先休养一段时间，搞搞个人研究。寅恪先生马上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呢？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个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当时我站在老师身旁，看到老师说这些话时虽是笑着，但神情严肃且坚决。”
1950年，岭南大学的及门弟子胡守为选修了陈寅恪所开“唐代乐府”一课，学生仅他一人。胡守为回忆说：“陈先生绝不因为选课学生的多少影响他的讲课质量。令我尤为感动的是，当时夏天他身着唐装在助手协助下在楼下工作，每当学生到家里听课，他都要自拄杖扶梯缓步上楼改换夏布长衫，然后才下来上课”；“这件事对我教育很深，这就是为人师表啊！”
蒋天枢，清华研究院三期学员，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陈寅恪向蒋天枢作了一生事业的“生命之托”，即将其晚年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委托蒋天枢。陈寅恪赠诗云：“草间偷活欲何为，圣籍神皋寄所思。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陈寅恪诗集》）蒋天枢没有辜负恩师的重托。他晚年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0年出版了近二百万言的《陈寅恪文集》，此《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畅销多年
本人文集首次迎来简体横排版
上世纪80年代初，陈寅恪著作在他身后十年得以结集出版，成为新一代历史学人的必读之书；90年代，随着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展开，陈寅恪的文化意义引发更大范围读书人的瞩目。1995年12月，陆键东所著 《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自此，学院派教授陈寅恪由学界推入民间，并成为话题。其中，陈寅恪撰《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意义的抉发阐述，引发了公众的特别关注。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青年学者武黎嵩指出，“在21世纪初，陈寅恪先生作为一个文化符号，走进了公共视域，形成了一股热潮，谈他的家世、学术、诗文，成为能够介入文化圈子的一种基本素养，陈寅恪研究显然也超越了学术和学术史的范畴。”
2020年，陈寅恪著作权进入公有领域，值此陈寅恪先生诞辰130周年、逝世五十周年之际，译林出版社精心选编了简体字横排版《陈寅恪合集》。合集计9种10册，分为“史集”和“别集”两套。这是国内第一部简体横排版陈寅恪文集，为广大青年文史爱好者、院校师生提供了一个便利、明晰的版本，有利于接近陈寅恪，阅读其著，体悟其思。新版《陈寅恪合集》最大程度地改善了阅读体验，把陈氏博大精深的思想传递给更多的读者。简体横排也使得数字化普及阅读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