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黑龙江省公安厅召开“吸取佳木斯‘2·28’案件教训、集中开展专项整治行动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佳木斯“2·28”案件情况。
佳木斯“2·28”案件究竟发生了什么？凶手残忍的作案手法以及超强的心理素质在我国刑事案件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先后诱骗并猥亵了11名儿童，更将其中6名幼童杀死并分尸。他一再挑战人性的残忍底限，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才流露出一丝暖意。2006年2月28日，东北佳木斯，这个叫宫润伯的男子，案发后给当地带来了爆炸性的恐慌。
如果回头去看，宫润伯案和河南平舆黄勇案，连环杀人案件背后的逻辑何其相似。一样的仇恨，一样的漠视生命，又毫无例外的都是弱者对更弱者的杀戮。各种偶然因素的诱化和个人的性格缺陷，将他们带上了必然的不归路。
如果还活着，这个佳木斯男人应该是35周岁。 18年前，他是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工具车间的初级车工，曾经做过一个上大学的梦；12年前，他是在佳木斯监狱服刑的奸淫幼女犯；2年前，在佳木斯向阳区的一个棚户区里，出狱不久的他用一年多的时间，先后将11名孩子诱骗到出租屋里进行猥亵，其中6名幼童被杀死并分尸，给这个城市留下了巨大的恐慌和延续至今的伤痕。
他身份证上的名字叫宫润伯；在骗走孩子的佳木斯西林路天麒网吧里，认识他的人都叫这个头顶微凸、喜欢上网的中年男人“老头”。他母亲袁桂香则叫他“大扣子”，给他接生的邻居赵圣芹说，取这个小名，是想“扣住这条命”，因为此前有两个姐姐都先后夭折。
但他最终还是没能保住性命。2006年12月31日，这个叫宫润伯的男人被执行死刑。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匪夷所思的仇恨和令人发指的残忍。没有人知道，残忍和仇恨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底层人生和急剧向下的命运轨迹。
死亡陷阱
从佳木斯火车站坐上3路公共汽车，途经佳木斯第二小学和附近西林路上的天麒网吧，只需20分钟左右就可到达终点站砂石场。
在终点站下车，往东跨过一条名叫松建街的马路，径直穿过一条狭窄的胡同，步行5分钟，可以看见一片低矮棚户区中一栋灰色的两层楼房，底层东侧有一里一外两间，朝北的里间是火炕，外间是一间客厅兼厨房。
这是2年前宫润伯的租住地，也是他的作案现场。2年来这个地方再无人居住，从附近一栋高层住宅往下眺望，和外间相连的天井里已经长满了半人高的蒿草。
这也是一条死亡之路。至少有11名孩童，在宫润伯的诱惑下，沿着这条路线，毫无防备地踏入他的死亡陷阱，其中6名孩童再也没能从这里走出来。他们中最小的才9岁，在佳木斯二小上三年级；最大的也不过是16岁，是佳木斯三中的初三学生。
和发生在2003年的河南平舆县黄勇案很相似，宫润伯营造的罪恶世界，最后也是被一个侥幸逃出的14岁孩子戳破。2006年2月26日，一个叫赵龙的孩子逃出这一人间鬼窟，在家长的陪同下报警。和黄勇案中杀戮了17名孩童的黄勇一样，那年的2月28日，宫润伯最后也是在网吧里被抓获。
但和黄勇案不同的是，宫润伯案发时的信息遮蔽，使能查证到的宫润伯的信息微乎其微，这让2年前云集在佳木斯的媒体记者们焦灼不已。在佳木斯呆了一周的《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半年后在记者手记里称这个杀人现场是“不可能完成的叙述”；同样在当地呆了一周以上的《三联生活周刊》一位记者，也在博客里感叹当地政府公关工作到家。即便是在一年以后，有关此案的部分细节，也仅仅是在黑龙江当地的一家通俗文学刊物上，以章回小说的方式流传出来。
挑战人性的残忍
在邻居的印象里，宫润伯常常早出晚归，偶尔也会不言不语地坐在胡同口看书，或者看人下象棋。租住在隔壁的高玉香说，两年来宫润伯几乎没跟她说过话，她甚至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没人能想到，这个言语不多，看上去有几分瘦弱的男人，背后却在挑战人性的极度残忍。
9岁的佳木斯二小三年级学生王胜利，是被宫润柏杀害的第一个孩童，也是被害孩子中唯一的女童。她被害后，尸体被肢解焚烧，挫骨扬灰。案卷显示，宫润伯花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来处理遗骸，他甚至能清楚地记得丢弃这个9岁女孩残骸的四个地方，分别是天麒网吧和文化宫网吧的厕所，网吧附近一个黄色外墙的公厕里，群众艺术馆的卫生间。
王胜利的衣服和书包也大都被烧毁，现场遗留下来的一条灰色布面、淡绿背带的棉裤，在被宫润伯剪掉一条裤腿后得以幸免，成为案发后孩子的爷爷奶奶辨认尸骸身份的主要依据。
这种难以置信的残忍和狠毒，被不同程度地复制在其他几个被害孩童身上。唯一不同的是，自王胜利之后的5个孩童无一例外是男孩，宫润伯也不再花费心思去外面毁尸灭迹，而是因陋就简地把出租屋变成了屠宰场和停尸间。
第二个被害的，是一个不知名的流浪孩子，在掐死并分尸后，宫润伯用水泥将尸骸封在两个塑料桶里和一个炕桌的反面，放在屋子里。
随后遇害的是姜富源、马千里、白金龙和武书田。四个孩子无一例外地被猥亵后掐死，除姜富源外，都被宫润伯用刀片剖腹，然后取出内脏，装进塑料袋里扔在地上。
这个令人发指的屠杀过程，从2005年春天开始，到2006年春天结束。据宫润伯自己供述，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尸体腐败。
这个后来成为人间地狱的房子，是宫润伯的母亲袁桂香托邻居赵圣芹替儿子租的。袁桂香甚至和出狱不久的儿子在这里一起住过一段时间，后来被宫润伯的继父黄忠接回了家。这位58岁的佳木斯拖拉机配件厂的退休女工，衣服下摆两个扣子总是扣不拢，她说几年前就发现肚子里长了个瘤子，现在越长越大。她的后院邻居胡大妈则说，都是被两个不争气的儿子气病的。
“二二八”案发、宫润伯被抓走的前一天，刚从她那里要了100元。这是袁桂香见到大儿子的最后一面。“这不过是他知道我刚开支了退休金，”袁桂香还记得当时的抱怨，“这哪是我的养老金啊，这分明是你的养老金。”
袁桂香不知道，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个大儿子时，他身上穿的蓝色羽绒服，正是从刚被他杀害的16岁的佳木斯三中学生白金龙尸体上剥下来的。
青工宫润伯
一审宣判后的2006年7月14日，当地媒体做了简短的报道，那是“二二八”一案中宫润伯第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
满头白发的佳木斯拖拉机厂配件厂老车工杨百城，从电视上认出了这个十几年前的徒弟。“呵，那不是宫润伯吗？”这个已被大家遗忘的前拖拉机配件厂青工，从记忆深处突然复活。
1990年，16岁的宫润伯尚未读完初中，就作为第一批签订合同的青工，进入拖拉机配件厂铸造车间工作。 半年后的一次工伤事故中，宫的腿受了轻伤，被调入活轻松一点的工具车间，成为老车工杨百城的学徒。两年的学徒生活中，年轻的宫润伯给师傅留下的印象是身体瘦弱，少言寡语，基本不太跟人来往。
两年后宫润伯出徒，获得了一份初期车工的证书。与此同时，和佳木斯的大部分国有企业一样，进入1990年代以后，拖拉机配件厂没再能延续历史上的辉煌。这个停产至今的厂子一再改名，却连合资和改制的命运也未能摊上，至今仍靠出租厂房的微薄租金度日。
1992年前后，刚刚出徒的宫润伯遭逢下岗，不久袁桂香也下岗回家，与此同时在另外一个厂子做装卸工的父亲宫西章也找不到活了。对这段时间里一家三口同时下岗后的拮据生活，袁桂香记忆犹新。老伴宫西章去卖冰棍，宫润伯和她蹬倒骑驴(踩三轮车)回收旧瓶子，间或贩卖一种叫黑加仑的饮料。
宫润伯曾经工作过2年的工具车间，意外地留存至今。车间里蒙着厚厚灰尘的机器，墙壁上巨大的红色标语，在提醒每一个来访者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和辉煌。
3个女性
在那段蹬倒骑驴的时光里，下岗青工宫润伯遭遇了两段情感经历。
他的第一个女友是同住在拖拉机厂社区的邻居。从上学到进工厂，这对恋人两小无猜，但到准备谈婚论嫁的时候，意外地遭遇女方母亲的强烈反对。袁桂香至今还记得那个邻居老太太天天跳着脚骂，甚至拿着大扫把将宫润伯赶出家门。
宫的初恋女友最终嫁给了拖拉机配件厂的一名临时工。案卷显示，宫在供述中回忆这段并不如意的恋情时，耿耿于怀。
半年后别人介绍了一个来自宜兰农村的女孩。来往一段时间后，家庭殷实的女方并不嫌弃已经下岗的宫，但希望他能做上门女婿，甚至一起回乡下承包土地。恰好这期间，宫润伯的父亲突发脑溢血猝死，袁桂香回忆，倒插门的要求让宫润伯觉得别扭，最终也结束了这段感情。
连续两次不愉快的感情经历，使得大儿子的婚姻成为袁桂香的头等大事。不久，一个好心的工厂同事又给宫润伯介绍了一个对象，不放心的袁桂香先赶过去见了一面，自觉儿子也许会满意，喜滋滋的她匆匆赶回家报信，正好碰到找上门来的警察，宫润伯没来得及消受母亲带来的好消息，就被带走了。
那个夏天晚上发生的一件事情，将下岗青工宫润伯的命运推入了一个他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向。在佳东区第五百货大楼附近的旱冰场，宫碰到了一个叫贾汪的小女孩，一起看完录像后，宫将女孩带回家住了一宿。
那天是1996年7月31日，这一年宫润伯刚满23岁。次日一早，宫带着女孩一起出去玩，被女孩的家人看到。袁桂香说，这时宫才知道认识不过一天的女孩未满14周岁。宫润伯随后被指控奸淫幼女，最后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
已经年过古稀的陈正南，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听到判决时宫润伯的错愕。作为12年前宫润伯奸淫幼女一案的辩护人，陈正南觉得判决结果实际上比法定的量刑幅度要轻，在他看来是辩护起到了作用，但宫润伯似乎完全没有做好坐牢的思想准备。
事实上，宫润伯当年也确实没有赶上一个好时候。8年后的2003年，最高法院重新出台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倘若行为人确实不知对方是不满14周岁的幼女，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未造成严重后果且情节显著轻微的，不认为是犯罪”，当地另外一位刑事律师分析，倘若宫和贾汪的事情，发生在此时，未必能定罪。
但在1996年，宫润伯并没有选择上诉。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这种情感深处的隐秘经历，为他的犯罪心理形成提供了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可供参考的一个细节是，在被抓获的三天前的一个晚上，宫搂着后来逃出虎口的赵龙，躺在4具孩子的尸体旁边，涕泪俱下地扮演了一个婚姻受害者的角色，他说他结过婚，甚至有过孩子，多年前老婆领着孩子跟一个有钱人跑了。
七年牢狱
刚入监的宫润伯，被送入佳木斯监狱下属的碳素厂进行劳动改造。这家位于佳木斯市安庆街的厂子，专门生产一种名叫阳极糊的铝厂配套产品，现在早已全面停产。
就是在这里，宫润伯度过了作为奸淫幼女犯的第一年。“二二八”案卷记载，宫润伯供述，就在这一年里，他遭逢了和好莱坞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相仿的极端体验：入监不久的他被同监的犯人性侵。宫自认为遭受了不亚于获刑入狱的打击，极度羞愤下割腕自杀。
很快被抢救过来的宫润伯没能有电影主人公的好运气，佳木斯市警察局负责此案的一位资深警察分析，这件事情使得他性情大变，随之开始了犯罪学意义上的性倒错心理形成过程。
案卷显示，“发生此次事件后宫润伯心理发生了扭曲，也多次以给生活用品为诱饵，猥亵过其他犯人。”宫润伯在询问中也承认，此后他一直在这种扭曲的心理体验中挣扎，这也成为他此后大多选择小男孩作为作案对象的心理动因。
袁桂香并不确切地知道儿子自杀的真实原因，只知道宫润柏在监狱里“被人欺负狠了”。接到狱方宫润伯出事的通知后，她在监狱医院看到了儿子：“手腕上的刀口割得跟孩子的嘴一样，血糊啦汲的”。多年以后，袁桂香分析儿子犯罪的可能动机，揣测说：“被人欺负狠了的人，从此也开始欺负人。”
但没过多久，袁桂香的另一个打击接踵而至，她的小儿子、宫润伯的弟弟，因抢劫获罪，被送入佳木斯以北的双鸭山市笔架山监狱服刑。老伴突然病逝，两个儿子相继入监，赵圣芹感叹这个老邻居兼老妹妹命苦，她回忆那时的袁桂香，在气得大病一场后，还得隔三岔五地拖着病体，一会去这个监狱看大儿子，一会去那个监狱看小儿子。
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经济上，这种日子让袁桂香难以为继。宫润伯入监两年后，她卖掉了原来拖拉机配件厂所在社区的房子，带着屈辱改嫁到30公里外的佳木斯郊区沿江乡。
不成功的重新社会化
2000年12月10日，宫润伯利用他在拖拉机厂学到的车工技术，获得了一次减刑9个月的机会，3年后的2003年11月1日，减刑后的宫出狱，将劳改释放证书揣在怀里的他，并没有按照规定前往身份证上的户口所在地报到。
案发后的一份警方治安梳理报告显示，从监狱出来后，宫润伯先后换了8个地方住。母亲改嫁后的继父家，成为7年后宫润伯从佳木斯监狱出来后重新社会化的第一站。
黄庆一直很小心地和这个比他小近10岁的陌生弟弟相处。停薪留职在家做装修生意的他，尽管有大把时间和住在隔壁的宫润伯来往，彼此之间却很少说话。
一直到佳木斯市警局支队找上门来，他才知道看上去挺老实的宫润伯，已经弄出了让整个城市陷入恐怖的大事情。
黄庆回忆，沉默寡言的宫，从未向大家提起监狱里的事。黄庆也不敢跟他多说，怕伤及他的自尊心，但宫的继父黄忠看不惯这个看上去有点游手好闲的年轻人，“我爹嫌他做事不利落”。
三个月后，宫润伯就从继父家搬走了，到外面卖羊肉串，拉小车，在一家名叫华丽面食的食品店里做帮工。这种临时工的生活总是不能维持多久，每到窘迫的时候，宫润伯总会回来找袁桂香要钱。
宫润伯找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开烧烤店，这份工作以一场意外发生的斗殴事件结束。黄庆现在还记得接到电话赶过去时，宫已经在医院急诊室，满头是血，脸肿得像冬瓜。这次原因语焉不详的打架事件后，宫润伯彻底放弃了正常途径的工作。黄庆事后觉得，这次被暴打，可能是让宫润伯彻底走上不归路的原因。
在母亲托人帮他租到了后来作为杀人现场的那个棚户区房子后，他最后常去的地方是附近的天麒网吧，网吧里随处可见的未成年人，从此毫无防范地进入了他的视野。按照他的供述，找这些孩子是因为“同是弱势群体，不具备反抗能力”。
案卷显示，对每个进入杀人现场后落入他掌控的孩子，他总是先打两个耳光，再拿刀子恐吓，然后猥亵，他喜欢让后来的孩子看前面遇害孩子的尸骸，再让陷入巨大恐惧的孩子叫他老爹，干爹，高兴时还会掏钱让他们上网。
他的指定辩护人遇运辉律师在看守所会见了他整整3个小时。印象最深的是他说的一句话：“快点审快点判，早就不想活了”。事实上，除赵龙外，另外4个被他猥亵的孩子，回家后也随时可能告发他。遇运辉判断，宫润伯从第一次作案以来，其实就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一面是魔鬼般的残忍和狠毒，一面是随时可能崩溃的脆弱和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