燹公盨

2002年春，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的专家在香港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一件青铜盨。

盨是一种用来盛黍稷的器物，从簋变化而来，即可作为食具，也可充作礼器，于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

而这件青铜盨高11.8厘米，口径24.8厘米，重2.5千克，整体呈椭方形，直口，圈足，腹微鼓，兽首双耳，耳圈内似原衔有圆环，今已失，圈足正中有尖扩弧形缺，盨盖缺失，器口沿饰分尾鸟纹，器腹饰瓦沟纹。

从器型和纹饰来看，这件青铜器并不十分出众，且不完整。但在其膛内底部却铸有铭文10行98字，这就绝非寻常了。

保利艺术博物馆斥资将其拍下并带回北京后，该盨因其内底的铭文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著名学者李学勤等人的解读，确认这件铜盨乃是中国古代西周中期遂（燹）国的某一代国君“遂（燹）公”所铸的青铜礼器。其铭文全文如下：

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 贵）唯德，民好明德，寡 顾 在天下。用厥邵 绍 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訏明经齐，好祀无 （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天厘用考，神复用祓禄，永御于宁。遂公曰：民唯克用兹德，亡诲（侮）。

燹公盨铭文拓片

遂（燹）国在今山东宁阳西北，传为虞舜之后，春秋鲁庄公十三年（公元前681年）被齐所灭。作此盨者是西周时的遂（燹）君。

铭文于开篇记述了“大禹治水”的故事，其后则重在阐述德与德政。专家对盨上所铸铭文的评价是“字体优美，行款疏朗，且字字珠玑，几无废言”。

在历史学与考古学方面，这段铭文的意义极其重大。首先，这是目前所发现时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治水的可靠文字记录，遂（燹）国是“三皇五帝”之一的舜的后人建立的。长期以来，禹和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存有争议，遂公盨铭的发现，成为大禹治水传说最早的文物例证，这对于中国古史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

其次，铭文中前后6处出现“德”，且内涵颇为宽泛，这既证明了“周人尚德”的传统，也让人们了解到中国德治思想的渊源。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的主张，是对周人思想的总结与概括。

更重要的是，整篇铭文内容与文体，都与《尚书》中所录多篇古代文献有相通之处。铭文开篇“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可以对照《尚书》中的《禹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还有《尚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由此可以作为《尚书》中收录古籍内容真实性的重要佐证。这篇铭文因而被学者们誉为“两周金文之最”。

然而，就是这件堪称国宝的遂公盨，却受到了许多的质疑。不仅因其乃是回流文物而非得自考古发掘，质疑者从器型、纹饰、锈蚀等方面、特别是对铭文的字体、内容提出了大量与参与鉴定的专家们意见截然相反的观点，认定这是一件彻头彻尾的假货。

在鉴定专家眼中优美的字体，在质疑者们看来，却是处处透着古怪，很多字体的结构、笔划不符合早期金文的特征，更像是一个写惯了现代汉字的人揣摩古文写法所做的尝试。

整篇铭文的文体类似散文，与其他同时期青铜器铭文存在很大差异，质疑者认为更接近后世儒生的风格，内容也是从《尚书》等儒家典籍中抄来的。

《禹贡》、《尚书序》等文的真实性一直受到学界的怀疑，鉴定专家力图用铭文来佐证《尚书》所录典籍的真，而质疑者却用《尚书》来认定遂公盨的假。

如今关于遂公盨的专题鉴定会已经开了多次，其真实性并未被推翻，遂公盨仍被当成国宝展出，而外界关于其真实性的质疑声也一直没有消除。

双方所提出的依据大都是基于感官认识加学术分析所得出的推论，如果不拿出金相学与同位素检测的报告，估计这种争论是不会停止的。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华夏民族自古便对历史文化传承极为重视，历代学者留下了瀚如烟海的历史文化典籍。但世事多厄，传诸后世的文献史料往往版本多样，甚至面目全非、真伪混杂，令后人很难把握住历史的真相。

从汉代开始，便有学者通过校勘、辨伪、辑佚、注疏、考订等手段，对诸子百家、史部、集部等文化典籍进行了梳理，做了大量去伪存真、正本清源的工作。这就是所谓考据学，同时也是前人研究历史的基本手段，既从可靠的文献典籍中去探求历史的真相。

“信而好古”，历代儒者在治史的基本态度方面，都忠实地秉承了夫子的教诲。所做的考据工作基本都是以史证史。

而在西方，古代学者也有着类似的传统。《圣经》不仅仅是宗教典籍，也曾被西方人视为最重要最真实的历史文献。专门研究《圣经》的《圣经》考据学在西方有着很悠久的历史。到近代，受自然科学领域进步的刺激，《圣经》考据学曾经更加受到关注。

随着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崛起，大量西方人士或为真理，或为名利，在世界各地大肆发掘历史遗迹，同时也催生出了现代考古学。自此，在发掘历史真像方面，考据学逐渐让位于考古学。

上世纪初，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学者，将现代考古学知识带回了国内，在中国境内按照现代考古学的标准，开始对一些古代遗迹进行考古发掘，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与此同时，很多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的学者们对于史料的态度，较之传统儒家学者，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顾颉刚先生

1923年，学者顾颉刚把与钱玄同在信中讨论古史的一段文字发在了《读书杂志》第九期上，第一次公开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如周人心目中最古的王者是禹，而到孔子时便有了尧舜，再往后有了黄帝神农，三皇五帝甚至盘古等；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意思就是越靠后的典籍里，所记载的先圣的功绩越大；

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同时也标志着史学研究中以疑古辨伪为主旨的学派“疑古派”的诞生。

“疑古派”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等。因其论文均收集在1926-1940年出版的《古史辨》。

《古史辨》，共七巨册，包罗了三百五十篇文章，三百二十五万余字，是“疑古派”研究成果的汇集。

“疑古派”受到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他们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西方近代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当时中国的现代考古发掘才刚刚起步，根本没有充分的成果来支撑历史文献的记载，中国古代典籍的处境就统统变得极为尴尬了。像“六经”这样的儒家典籍，本就版本杂乱，满是窟窿，不然考据学也不会历经2000年而不衰。很多重要儒家典籍如果按照“疑古派”的标准去推敲，其在历史学方面的价值几乎等同于一堆废纸。

于是，三皇五帝，尧舜禹汤，这些被古人歌颂了几千年的华夏先祖以及他们的丰功伟业，全都成了虚无缥缈的神话故事。顾颉刚先生有一个很著名的举动，就是他在当时曾大胆地推断，大禹有可能是一条“虫”。

这无疑就过于激进了，鲁迅曾说：“其实，他（指顾颉刚）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

全世界任何一个古老民族关于自己民族远古历史的传说与典籍，都有其源于真实，高于真实的一面。这是因为这些古籍所载并非各个民族的先贤们对于其民族历史的简单记录，其中更包含了丰富的思想积淀，是每个民族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赖以存续的精神内核。

作为现代学术发源地的西方，其现代学术体系的构建同样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历程。但总体来说却是渐进的，从点到面的。通过新思想的创建者与旧传统的卫道士双方长时间的博弈，使得西方社会的传统与发展，传承与创新实现了磨合，逐步形成一个和谐共存，有序置换的良好局面。直到今天，西方社会对于其自身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持与维护，也是极为用心的。

但在当时中国的时代大背景下，产生像疑古学派这样的学术流派却是一种必然。新兴工业文明对于传统农业文明的超越与压制是全方位的，当时的中国国家主权沦丧，人民生活困苦，任由列强宰割。人们都已意识到必须对华夏传统文化加以变革，而所谓疑古派则是其中观念更加激进的那一部分人。

等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日本等列强不但侵占中国大片国土，还大肆挑动华夏各族间矛盾企图制造内乱，为下一步的全面入侵做准备。在此危急存亡之际，华夏历代典籍的真正价值才实实在在地显现出来。顾颉刚先生也放下学术己见，与他人一起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通过大力宣传古代典籍中关于华夏各民族历史渊源的记述，以维护华夏各族的团结和边疆的稳定。

虽然疑古派在对待华夏传统史料的态度上有过于激进之嫌，但正所谓矫枉必过正，疑古派对破除长期存在的“唯古是信”的传统观念、将经典作为历史文献来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推究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疑古派的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儒家经典方面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文献。

囿于当时的具体条件，“疑古派”所提出的一些结论有其草率武断的一面。但历史是不变的真实，只要建立起科学的考校方法，我们总有能还原其本来面貌的一天。今天的我们越来越强调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珍惜，学者们也需要拿遂公盨来替《尚书》做背书，而不再简单迷信《尚书》的权威，这些都说明我们的社会已经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