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1月5日，由福建省佛教协会主办，福州市佛教协会、福清黄檗山万福寺、福建省黄檗禅文化研究、福建省黄檗文化基金会承办的“黄檗花开香两邦——纪念隐元禅师东渡370周年系列活动”在福建福州举行。隐元禅师是一代高僧，也是文化巨匠。他将中国文化和科学技术带到日本，为两国文化交流互鉴作出历史性贡献，是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座丰碑。日本黄檗宗布教师、黄檗宗瑞龙寺住持住谷瓜顶在“东渡370周年纪念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黄引导隐元建立黄檗山的信函》的主题演讲，凤凰网佛教文化摘录住谷瓜顶论文主要观点如下：
日本黄檗宗布教师、黄檗宗瑞龙寺住持住谷瓜顶发表主题演讲
文/住谷瓜顶
译/李贺敏
明僧隐元隆琦能够在日本大放异彩，何故？为迎接“隐元东渡三七〇年”，重新考察其理由，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承应三（1654）年七月五日，当隐元站在长崎港码头时，可以说只有极少数相关人员才熟悉这位老僧。
坦率地说，即使是邀请隐元的中心人物的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此时也是第一次与隐元见面和交谈。作为翻译的通事自不必说，以管理入境事务的长崎奉行为首的相关人员以及其他日本僧人，几乎都听说过隐元其名，却没有任何人了解真实其人。
但到了第二年，隐元即被迎请到远离长崎的京都附近的高槻，更受到日本最高当权者——将军的谒见，从而开创了第二座黄檗山万福寺。
也就是说，只是被评价为“明之高僧隐元”的僧人，是如何在日本大受欢迎，又为什么能够建立大寺院的呢。
要说明这一点，必须介绍两封与此有关的写给隐元的重要书信。
《请隐大师启》
恭闻：大禅师续临济正宗，董黄檗雄席。平昔为二万指之犀颅围绕。某虽不敏，窃知宇宙无双日。不意法旆忽入吾国。吾国近古不闻宗师之来临，不见衲子之远游。有志之士，无不嗟叹。岂知：而今法运复古，佛日回光。所谓如优昙钵华，时一现耳。欣幸何量！伏愿象驾早到邦畿，雷化徧行四裔。至祝至祷。如某普门，无殿堂之设，无寮舍之区，破屋数椽，纔庇风雨，准稽古寺之风穴焉。然若某等三四辈，希望大法，不顾躯命。岂愧室庐之陋，而不伸素志之诚乎。伏冀尊慈，昭此鄙怀，速赐光降，无任激切屏营之至。
《请隐大师普门开堂启》
伏以，义空，原始五千里外禅波乃扬。明极，要终三百年间，祖焰无续。不因西来宗匠，争得东振法幢。恭惟老和尚，大方尊宿，硕德，明耆，金粟亲承。几点文章成虎豹。檗山久踞一条楖栗，定龙蛇。团圝缁素三千，耸出俊猊十五。全机大用，起济北筑拳之风；博辩宏才，阐江西搊鼻之教。咸谓：繍口锦唇，鼓吹人耳。谁知钉觜銕舌，荼毒生灵。语录先传扶桑，有志之徒景仰。法麾果离震旦。慕道之士，云臻。奉丞相钓旨延入普门。仰大慈俯埀允开法会。愿展断际一双无事手，振起空门下哀；早鞠赵州六十华甲，躬祝延邦国巩祚。唯冀即临猊座，一会俨然艸木得以均沾。曷胜咸戴之至。谨启。
这封信的发信人，是曾两次担任京都妙心寺住持的紫衣僧人龙溪性潜（1602-1670），送给刚到日本不久的隐元。
当时的妙心寺作为日本禅宗寺院的核心大寺，是被公认拥有五山以上的势力和地位的寺院。
第一封信，该寺住持龙溪想要邀请隐元到自坊的普门寺。
第二封，其内容是邀请隐元作为住持在普门寺晋山开堂。
第二封信中的“语录先传扶桑，有志之徒景仰”句，引人注目。
根据《黄檗外记》记载，秃翁妙宏认为龙溪有此书，曾介绍过隐元语录，时间为承应元年（1652）。
意为隐元语录先于其本人传到日本，赢得阅读此语录的秃翁、竺印祖门、龙溪等志同道合僧人的尊崇敬慕，一致认为现在还会有如此优秀的禅僧吗？
崇祯十五年（1642，宽永19年），隐元（51岁）在黄檗山刷印楼首次发行该语录，题为《黄檗隐元禅师语录》（二卷1册，有唐世济的序文）。
他们只是读过这本书，并不是对东渐文化等任何事务都抱有憧憬的日本人特有的岛国情怀，而是以禅的悟道者的特异感觉，来感受隐元就是出类拔萃的禅匠，确信他是适合迎请到妙心寺的禅僧。
在这个时代，很多唐僧东渡到长崎。
在《日本佛教史》中，列举了很多唐僧及文人在江户时代初、中期东渡日本的情况。
始自元和六年（1620）的真圆，还有觉海、超然、默子如定、普定、百拙如理、净达、觉闻、蕴谦戒琬、道者超元，不胜枚举。
作者辻善之助也有遗漏的僧人，因为也有像逸然性融那样，东渡到日本后才成为僧人，所以如果算上随行的僧人，有相当多的唐僧持续不断地东渡日本，开展活动。
也受明朝灭亡所造成的混乱影响，这种唐僧东渡的情况，持续了近四十年。
另一方面，我们将目光转向日本国内。由于长期的战乱，国家自不必说，百姓疲弊，宗教和文化活动居于次要地位的时代持续了很长时间。只是自从江户幕府执政以来，社会逐渐稳定，幕府也进入到从黩武政治转向文治政策的转变期。
社会恢复到和平状态，人们的活动开始变得日趋活跃，僧人们认真修行，行云流水，遍参各地，到处寻找优秀禅匠。
其中好像也有人开始计划前往中国，但是幕府于宽永十二年（1635）五月十二日颁布法令，限定外国船只在长崎平户从事入港贸易，并严禁日本人出国旅行以及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回国。（第三次锁国令，根据《国史辞典》）
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长崎的商船数量不断增加。似乎是为了配合入境人数的增加，也逐渐开始增加通事，修行僧人的环境也在逐步改善。
当僧人们得到某位优秀的唐僧要来的消息时，他们便急忙赶往长崎。
这样一来，许多日本僧人仅凭大禅匠东渡的名气与传言，就前往长崎，而并没有事先阅读当事人的履历和语录。
庆安四年（1651）道者超元东渡日本，身边一下子聚集了相当数量的日本僧人，但他们是否事先了解道者的经历，是否参禅于他？这些都值得怀疑。
道者到达日本三年后的承应三年（1654），隐元东渡日本。
据说以逸然性融为首的归化僧默子如定、医生兼通事颖川入德（陈明德）、寓居在那里的戴曼公（后来的独立性易）、深见玄岱等很多东渡者和归化人、长崎奉行所的相关人员等在码头等候，虽然他们也同样久闻隐元的大名，实际上却完全不了解他的为人。
只是隐元在古黄檗设刷印楼，发行了各种语录等，所以在他东渡时，理应带来了相当数量的年谱及语录，并分发给了相关人员。
逸然在得到隐元《黄檗隐元禅师年谱》（1卷本）开刻的许可后，急于刊行。在这本年谱中，有《天运甲午岁（承应3年）孟冬（10月）上浣之日（10日）》的刊记。对于置身隐元膝下却不知道自己老师经历的僧人们来说，这样的印刷媒体，当然是很大的帮助。
在迎接的人群中，也有一位名为胜直重非常感激隐元亲自送他二卷语录《黄檗隐元又录》。第二年的承应四年，他自费重刻，并将之送给隐元。
隐元对此极为欢喜，致信感谢胜氏的这次板刻，并希望能在京都流布其版木，胜氏欣然同意。
同年，来到长崎的向井元升，著有《知耻篇》，其中虽有“此禅师乃临济三十二世的传正宗之祖师，可谓大唐中希有之大善知识”（上篇），另一方面却也谴责引发的崇拜隐元的现象，反而给人留下隐元人气高涨的印象。
这样一来，很多人在直接接触隐元的同时，明显通过年谱、语录等书籍，在街头巷尾传播有关隐元的准确信息。
此时，龙溪通过虚棂了廓寄自长崎的来信，确信隐元就是他曾经在语录中读到的临济正传的优秀禅师，这无疑才有了上述的第一封信。
“不意法旆忽入吾国。吾国近古不闻宗师之来临”句，是他们率直心情的真实写照。
好像龙溪、竺印、秃翁等人毫不犹豫地确认了都想邀请隐元入住妙心寺的心绪，但是考虑到存在反对派，所以就暂时邀请他到普门寺。
那么，他们以隐元的什么理由，来判断适合邀请他入住妙心寺呢？这并非单纯因为隐元是临济宗正传禅师那么简单。
接下来的第二封信中，就有“义空，原始五千里外禅波乃扬。明极，要终三百年间祖焰无续。不因西来宗匠，争得东振法幢”之句 。
义空是马祖道一的法嗣盐官齐安的弟子，与受嵯峨天皇的皇太后橘嘉智子之命而入唐的慧萼法师，一起于承和十四年（847）东渡，是第一位传禅日本的僧人。
据悉义空入住特意为他建造的京都檀林寺，想要弘扬禅道，却因日本佛教界的戒律混乱而心灰意冷，数年后回国。
此后，明庵荣西再度传禅，禅在此时才开始在日本扎根。
后来，由于以兰溪道隆为首的众多东渡唐僧以及入唐入宋求法僧的回国，因而相继传入日本二十四流（派）的禅。令人遗憾的是，由于日中两国的国情不同，以明极楚俊的东渡为最后一次，此后一直到隐元东渡，实际上禅的传入中断了三百多年，这是严峻的事实。
也就是说，根据龙溪的第二封信，这三百余年的空白期，导致“空门下衰”，即造成日本禅的颓废，所以无论如何都想复兴日本禅。
龙溪认为只有弘扬临济的传正法的“宗师”，也就是贵师（隐元），才能做到。换言之，贵师才该成为时隔三百年后向日本传播纯正临济禅的第二十五（个）流（派）的僧人。
只是与龙溪等人的愿望相悖，妙心寺内的反响冷淡。
确实，从语录和年谱中也可以明显看出，隐元是纯粹地道的南岳下临济义玄禅师传来，是幻有正传、密云圆悟、费隐通容等世代相传的临济正宗禅的禅匠，是理应进住妙心寺的高僧。但是支持龙溪等人呼声的人实在太少。
为此，龙溪毅然放弃了紫衣和妙心寺，并为挽留想要回国的隐元，认为应该让幕府为他建造像妙心寺那样的新寺而开始四处奔走。
大义名分自不待言，与邀请普门寺开堂的第二封信的主旨相同，言外之意，不用说就是像昔日的当权者都邀请二十四流的祖师，请他们住进大寺院，培养僧众、教化国民那样，德川将军也该效仿，为高僧隐元建立一座寺院。
对于与妙心寺分道扬镳的龙溪来说，他仿照先例，为了让幕府为隐元建一新寺，无论如何都要让隐元去拜见将军，并为此开始活动。隐元被龙溪等人的热情与努力所打动，终于开始改变东渡三年后回国的约定。
板仓重宗是隐元第一次见到的德川幕府中地位最高的人，与其他接触隐元的人们一样，他对隐元的评价也很高。虽然他已退位隐居，却根据幕府的指示，被派往普门寺调查隐元，而年谱上记载“恨见之晚（即相见恨晚）”之语。
此时的板仓虽然又与儒学者松永尺五同道，但在松永看到隐元编写的坐禅清规后，把感动记录下来。板仓与被视为废佛论者的松永一起称赞隐元，进一步提高了幕府相关人员对隐元的评价。这样一来，龙溪等人的活动逐渐开花结果。万治元年（1658）十一月一日，隐元终于实现了与四代将军家纲的谒见。不用说，不待时日，就下达了建立新寺的命令。
虽然隐元隆琦作为禅师的见识、行动力、魅力，觉醒了日本人，才绽放了黄檗山万福寺之花，而其开端，却源自龙溪的信函。如果没有龙溪的行动力与支持，就无法改变隐元回国的想法。
听说为隐元赐寺地消息的妙心寺愚堂东寔（83岁），在万治二年举行的关山慧玄圆寂三百年纪念活动中，咏下“二十四流日本禅，惜哉大半失其传。关山幸有儿孙在，续焰联芳三百年”偈，暴露了对抗隐元之心。
因为黄檗山的开创而名副其实地成为日本第二十五流禅的传入者的隐元，在日长达二十年，埋骨日本的日子，也逐渐临近。
在接到隐元余命不多的消息后，后水尾法皇尊崇备至地向隐元请法，并敕赐徽号。
敕：朕闻，临济之道徧行天下，至天童双径，光辉益盛。唯我日域，久乏宗匠。幸黄檗隐元琦和尚，受请东来，重立纲宗，阐扬济道，大光于国，功不可磨。陈屡沾法乳，简在朕心，故特谥大光普照国师之号，以旌厥德。钦谕。宽文十三年四月三日
文中所说的天童，是指密云圆悟，径指费隐通容。法皇还称赞龙溪信中所说的隐元在临济禅宗师变少的日本重振临济正传禅道的功绩，并赠国师号。
而且在宗祖圆寂三年的忌日，在读到南源性派起草的《黄檗开山忌之疏》时，其中有“本寺开山先老和尚，径山首出，临济正传，一棒西来，起扶桑三百年之法运；廾春东寓，开黄檗五千指之禅场。云云”。
隐元都圆满完成了龙溪在两封信中所表达的愿望，因而才高声朗读《黄檗开山忌之疏》。
辻善之助博士也在《日本佛教史》中称赞隐元东渡。“在江户时代之初，历来的禅宗，临济宗本来堕入贵族化，终成文字禅。曾经平民化的曹洞宗，也甚为萎缩不振。禅宗的黑暗时代，将要出现。是时，隐元东渡，为此暗淡境界放一大光明，正成为禅宗革新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