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硅谷闯出名堂的中国人不少，李信麟是最有名堂的一个。

20岁之前，李信麟就已踏遍大半个世界。祖籍山东荣城的他，在北京上小学，台湾上初中，阿根廷上高中，然后到美国，拿下蒙大拿州立大学和北达科他州立大学的机械学士与硕士学位。

35岁他首次创业，将公司起名“魔鬼”，第一次创业就搞出件大事情——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菊轮式打印机，一战成名。

菊轮式打印机掀起了打印机的一场革命，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但真正让李信麟扬名立腕的还是他不断地办公司、卖公司、买公司。

创办魔鬼后，1972年，他以2700万美元将“魔鬼”卖给了施乐。那时候国内还万元户当道，他就已经被美国媒体估到上亿美元的身家。

1973，李信麟又重操旧业创办了另一家公司“奎茂”（Qume），5年内成为全世界销售第一的打印机厂商。但刚成世界第一，他就又卖了，几百万的本卖了1.46亿“超乎寻常的高价”（媒体语）。

从“魔鬼”开始，他就持续干着这件事。只要价格谈得拢，人也投缘，买与卖，都不是什么问题。

有人认为他这是投机，缺乏事业心，他说其实刚好相反，越过中产之后，钱就不再能给他快乐，但事业能让他快乐，他总想做一个事，再做一个事，买卖公司，是要用更少的时间做更多的事。

1985年，李信麟再次转身，加入身陷财务危机，欠债1000多万的小公司DTC。有人问，去这个破公司图个啥？他也不谦虚：破公司才能显本事。

李信麟一年就让DTC从亏损400万转为盈利400万，但这小庙最终没能装下他这大和尚：他准备集资上亿美元把“奎茂”买回，还计划到台湾上市，但台湾股市崩盘，投资人闪退，让他功败垂成。

回忆最终放弃的那晚，李信麟用“心力交瘁”“我永远不会忘记”来形容，但第二天，他依然没事儿人一样，参加了与国防部部长贝里的私人晚宴。

这也是他的不太一样，做事都会全力进取，但也拿得起，放得下，随遇而安，山不转就去水转。

他说，我工作很拼，但只会顺天理，尽人事，不会太为难自己，非要跟天，跟地，跟人去作对。

天、地、人都偏爱这样的人。

1988年，水还真就转了：业务重整的ITT迫切地想卖掉“奎茂”，一直伺机反扑的李信麟捡了个大便宜：以原先售价的1/10就把“奎茂”买了回来。

第二年，蓬勃发展中的硅谷，多了一条以“奎茂”命名的路。但不几年，他还是又把“奎茂”给卖了。

创业、经理人都做到顶尖水平的李信麟，在另外一项事业的成就也是顶尖，这就是——在美国主流社会狂刷中国人的存在感和价值感。

1972年卖掉“魔鬼”后，李信麟被施乐邀请继续掌管公司协助过渡。

一天，正为施乐整合“魔鬼”费尽心力的李信麟，意外地接到一个猎头的电话：施乐正在寻找一个人管理其整合后的打印机业务部门，你有没有兴趣？

打电话的人功课做得不够，不知道自己说的即将组建的打印机部门，其实就是李信麟现在正在管的业务，也不知道李信麟已经是管理这个业务的人。

接完电话的李信麟一时百感交集，愤怒又沮丧，就因为我是中国人，他们就这样对自己？

不久，施乐找来的人到了。

看到来者还不如自己创业前做到的职位高，李信麟跑到对方面前丢下一句话：“这样，我来教你怎么做。教完你，我就走了。”

然后，他再办了“奎茂”，成为“魔鬼”最强的敌人。

这件事，让李信麟发愿为证明中国人是能的而努力。后来在ITT一直熬到副总裁才出来，多少也有点这方面的意气：告诉施乐和那些对华裔经理持怀疑的人，中国人是能够领导好美国大企业的。

因为这样的情结，李信麟一有机会就担当开路人，帮助中国人打进美国的主流层，还努力运用自己的影响力，提升中国人在美国的整体形象。与国防部长晚餐，跟花旗董事长称兄道弟，当加州大学的校董，进白宫当老布什、克林顿的贸易政策和谈判顾问……

所到之处，他都不忘宣称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的品德，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的贡献，并在媒体放狠话：“没有中国人，硅谷就不成其为硅谷。”

李信麟也积极扶持华裔新生代在美创业，分享经验与人脉，成立创投公司，领着大家一起往上打。他说，获得成功要在时代变迁中把握机会。“每个时代都有一个产业大机会，问题是去怎么抓住？”

怎么抓住？他自己的办法是，若不能先知先觉第一个做出来，那就快知快觉，紧跟其后做出来。“我不晓得明年是什么机会，但明年一定有新机会，看见有前途的新东西起来，要快，抓紧站到队里去。”

李信麟强调创业不一定要求全求大，但要在某方面力求最好。他当年的打印机就是这么出来的。当时，全世界打字最快的是IBM的Selectric，每秒能打14个字，但他一上来就定下目标：每秒打30字。

乐观，是李信麟的一个优点，他说这让自己容易看到事情好的一面并扬长避短，但他却喜欢与相对悲观的人合作，“他们比较容易看到坏的那一面，要是那些坏的方面我能够解决，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