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盒马打出“物价重回1948”的标语让广大吃瓜群众纷纷吐槽盒马牛奶变成“液体黄金”了。盒马也意识到自己犯大错，连忙致歉并声称自己已经“罚抄一百遍课文”。不过大众在茶余饭后，也会回想起初中历史课本中的物价飞涨以及人们拿着一捆捆的钞票去买东西的老照片，对当时的民生缺乏基本的实感。本文将通过罗列当年的生活必需品物价，带大家回顾1948。

战争的创伤迟迟难愈

很多人喜欢抨击当时的中国政府无力管制物价实在无能，但是客观地说物价的上涨和货币的超发息息相关。货币的超发又和战争有着直接关系。大部分国家的财政收入可以分为两种——国债和税收，国民政府这种苏维埃式政党还有来自国营和党产的一份收入。

49年带去台湾的资产有相当部分属于党产

按理来说这样的“大政府模式”国家不应该缺钱，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日本的入侵使得原本尚算宽裕的财政掉入谷底。1937年 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13日侵略者又在中国经济中心上海制造“八一三事变”，大量工厂被毁，损失惨重。在之后的数月中，日军攻城掠地，中国工农业生产富庶之区大都被攫取。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先后沦陷。至年底，日军已侵占了中国 1/3 国土，40%农业和 92%的工业生产能力。

政府被迫迁都重庆，退守到西南经济落后的地区。随着国土的大片沦陷，政府原来所恃的关、盐、统三税大部分丧失，1939 年后因战事延长，战区扩大，税收难度大幅度增加。据孔祥熙报告，与战前比较，关税减至 21%，盐税减至 35%，统税减至18%。

在税收锐减的同时，政府支出却因战争爆发、战线延长，军费大幅度上升以及军政机关和企业内迁、后方工业基地重建等而急剧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天文数字般的财政赤字。这个时候，国民政府想要弥补赤字，让国家机器不至于陷入瘫痪状态只有三个办法：增加赋税、大举公债、超发货币。

七七事变

由于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尤其是财富之源的东南半壁沦陷，赋税就算增加也是杯水车薪；国民政府此时尚算可以的信誉让不少海外侨商和国内民资资本家愿意出资购买国债，但这种收入并不稳定，毕竟借钱总是要还的，并不能要求所有人都愿意为了国家无条件地捐出自己的财产；货币发行却是一个能够解决燃眉之急的办法，因为货币发行权在国民政府，发行量由政府决定是一笔稳定可靠的收入。至于超发货币带来的恶劣后果已经不是行将亡国的蒋介石有资格去考虑的了。

被日军战机轰炸后的重庆

于是，在1937-1945年间政府几乎都靠发行货币来筹集军费，根据后人统计仅法币就发行过一千亿，大约为战前发行量的733倍。更糟糕是国民政府尝到了快速掠夺民间财富的办法，变成了习惯了作弊码的玩家。而国民政府的未来也因此注定了。

通货膨胀下的众生

抗战胜利后，中国本可以进入到一个类似于“马歇尔计划”的状态。可是内战的爆发，又将有限的物资首先用于满足军事需要，结果民用物资供给更加短缺，物价上涨更甚。而军粮供应就地采购，又直接引致产地粮食价格上涨，并使上海粮食来源减少，带动上海粮价恶涨，1947 年 5 月上海一般物品上涨 1—2倍，但米价却上涨了3倍。

蒋介石发行的金圆券

此时中央银行的主要精力已被牵制在如何开足马力印刷钞票，应付政府需要，正常的金融业务已很少能顾及。因此从 1947 年 1 月开始，不断有大钞问世。大钞的发行流通既是通货贬值的象征，又直接刺激物价狂涨。由于印钞机赶不上物价上涨，纸币面额越印越大。以大额关金为例，面额由250元（合法币5000元），500元（10000 元），发展到 1 万元（合20万元法币），最后甚至出现2万5千元（50万元法币）和5万元（合法币100万元）。伴随着纸币面额越来越大，恶性通货膨胀的浪潮也一浪高过一浪。

因为上海人已经不再相信国民政府，以政府信用为基础的国家货币随着崩溃，抢兑人数多如过江之鲫。知名作者李敖在回忆录里这么描述当时的场景：老百姓们藏在舢板里或者小巷里（上海人称之为弄堂），每天一到五点就蜂拥到银行挤兑。国民党出动军警维护秩序，到处都是被打伤乃至打死的人，但依旧阻挡不了人们兑换的热情。

老照片中流亡上海的小难民们，他们也是《三毛》的原型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一般发生在二产和三产较为发达的东南地区，内地部分地区依旧维持着原始的乡村自治，国民政府的掠夺之手暂时无法伸到基层农村。原本随着战争的结束，被强征的壮丁陆续复原归家，农村的生产得到部分恢复，国民政府本可以通过农村的物资去平息物价。可随着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武器禁运，国民党在前线迅速溃败。还处于国民政府控制的产粮区和东南工业区之间的交通逐步被堵塞，国民党便慢慢丧失了对经济的控制能力。

1948年，不服当局“禁舞令”的上海舞女游行

生活必备品越来越紧缺，货币也在一天天贬值，人们丧失了对蒋介石政府最后的一点信任。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大都市以及亚洲金融中心竟然开始像原始部落一般以物易物。上海人宁可用米面换布匹也不愿意拿着一捆捆的金圆券去买东西了。

其他地区其实没有那么惨

当然中华大地地域辽阔，上海作为最先工业化的都市，又是国际大都市，很多人的焦点全都关注在这里。金融中心的特点就是上下限都特别高/低，因为人口特别密集，土地又都拿去发展二产和三产，所以凡是大都会都无法做到自给自足。

所以，通胀情况在边陲地区，已经城市化率不高的地区并不明显。内战爆发后，各地资本家和地主携带各自的动产前往上海避难。以上海市商业行庄汇入汇出款数额来看，1947年 3 月为 4670 亿元，4月突增至8570亿元，5月为9170亿元。这些游资到上海后大部分向证券黄金外汇日用品市场进袭，造成物价大幅度上涨。

孤岛时期的上海

反过来说，大量的物资囤积在各地无法输送到大都市，各地的民族资本和富有人群能携带的是黄金和首饰等便携物，粮食、布匹等价值较低且难以保存的物品都会放弃掉。所以，大部分的乡镇地区（除直接遭受兵灾或者天灾）物价都很低，如果城市和农村的交通线运行良好，那么物价也不会很高。比如在1945年，上海的物价便是法币流行区的35倍，重庆这种背靠天府之国的城市更是只有上海的五十分之一。

当然农村人民有另外的痛苦，便是传统的小农经济遭到近代工业浪潮以及战争的双重冲击，不过那是另外一件事了。

结语

价格回到1948无疑是个笑话，无论是发达地区（上海）还是欠发达地区（农村）价格都不是正常的市场价。现代中国也不可能回到那个战乱纷飞，只能依靠超发货币才能苟延残喘的时期。也只有在和平的大环境下，人们也有闲心去调侃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