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自己都觉得和张祥龙老师很亲近，也许是因为祥龙老师和我的老师倪梁康老师很近，也或许是因为我和祥龙老师的学生朱刚兄很近。当然这种近只是外在的，慢慢地我越来越发现，祥龙老师给人的那种亲近感更多是源于他自身的“气象”。
记不清第一次见祥龙老师是什么时候了，也记不得第一次从祥龙老师那里切身地受到教益是什么时候了。从可以翻检到的电子邮件来看，我和祥龙老师的邮件往来可以溯至2003年。当然读他的书听他的报告肯定要更早些。
张祥龙
祥龙老师给予我的第一次系统指导是对我博士论文的评阅。那是在2010年。当时我在德国做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论文初稿完成后发回国内请师弟帮忙打印送审。收到评审意见后，师弟坚持匿名评审的原则，电话告知了我几位评审专家的意见，我边听边记，但当时更多听的是老师们总体的鼓励意见，对于一些不那么刚性的修改建议记得则不全。因此，在论文的修订以及随后的出版过程中，这些意见特别是帮助我进一步提高的建议并没有被我充分关注。而且当时我也只是根据老师们提出的意见猜测分别出自哪一位评阅老师，并不十分确切。这一次，在祥龙老师逝世之后，我请同事在中山大学档案馆复印了我的博士学位档案材料。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祥龙老师亲笔手写的评阅意见。除去一些对后学的鼓励以外，祥龙老师对我的论文从标题到文献综述再到内容论证都给予了明确的指导。祥龙老师认为我博士论文的题目“失于平板”，没能反映出该论文研究的长处和特点。这一点是我至今都没能修改好的。论文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沿用了博士论文答辩时的标题：《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陈小文老师也曾打趣我说，这么冗长的标题影响了该书的销量。后来，我曾当面向祥龙老师说明过论文标题的选择考虑。正标题的两个概念都来自于舍勒本人，是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也刚好对应我的论文的上篇和下篇。这两个概念从德文来看倒还是简洁的：materiales Apriori与Personwerden。他听后只是笑笑，大概还是觉得“平板”的。祥龙老师也指出我送审的论文缺少文献综述，没有在导言中介绍国内外研究。这一点令我惭愧不已。尽管博士论文的准备时间很长，但完成却仍显仓促。这在论文提交送审前也被我的导师倪梁康老师批评了。我博士论文的主体分为上下两篇，其中上篇的主要内容曾以德文撰写，于2009年作为欧盟“德法哲学在欧洲”硕士项目的成果提交布拉格查理大学并获答辩通过。博士论文下篇也有近20万字的中文笔记稿打底。因此，我自己原本对博士论文的完成是“胸有成竹”的，但论文的最后成稿依然忙乱，以至于提交送审时并未来得及做文献综述，包括文后的参考文献都是直接拷贝了我的德文论文的参考文献。祥龙老师包容却又不失严厉地指出“文献未列中文文献”。
对于我的博士论文，祥龙老师还提了两个内容论证上的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我对舍勒人格概念的界定。祥龙老师提到：“深究‘主体性’含义和用它刻划舍勒思想（即便舍勒本人这么做）的合适与否。如此非对象化、时机化、情境化的人格学说，为何还是‘主体性的’？”这个问题确实一直推动着我后来持续关注“主体性”以及与之相关的“自身意识”等问题。一来我认为尽管舍勒的人格学说对近代以来的主体性问题有深刻的批判和根本性的推进，但舍勒本人的确仍纠缠在近代以来的术语体系中，这一点海德格尔在其《时间概念史导引》中也有评说；二来我也想尝试（或者跟随着我所理解的舍勒去尝试）跳出近代西方在“主-客体”对立模式上来谈“主体性”，更多从日常语言的“主-谓”结构的框架去把捉“Subjekt”的意涵。我在博士毕业以后的工作中对这个问题的继续思考得益于祥龙老师此处的质疑。祥龙老师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维特根斯坦的。我在论文的上篇处理波尔扎诺、胡塞尔、石里克等人对于“质料先天”的理解时，曾援引维特根斯坦的“句法”（Syntax）思想，提到维特根斯坦同逻辑实证主义、现象学的异同。祥龙老师提醒我要进一步深化对维特根斯坦思想的理解。不过这个问题当时的我并没有特别留意。回头来看，波尔扎诺对于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的思想意义无疑是值得继续深究的，1920至1930年代的现象学、逻辑实证主义、早期分析哲学之间的思想联系同样需要进一步关注。
博士毕业以后，我留在中大哲学系工作。彼时，祥龙老师也从北大哲学系荣休，并受聘山东大学一级教授。2013年11月，祥龙老师邀请倪梁康老师、朱刚兄和我一起访问山东大学，并邀请我们都做了学术报告。我提交的报告题为“舍勒交互主体性现象学之导引——从‘自身欺罔’到‘内陌己感知’”。这个报告的主题是关于交互主体性问题的，但谈论交互主体性必然会涉及主体性。这也是我当面向祥龙老师汇报我对主体性新理解的机会。这次访问中更令我感动的事情是祥龙老师和师母对我个人家事的关心。在我报告结束的当晚，接到母亲电话告知外公已近弥留，我悲伤万分。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我向祥龙老师告假要提前离开时祥龙老师那慈爱和关切的目光，那时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
那几年，中大和山大两个现象学的研究团队往来很多，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向祥龙老师请益。也正是在那几年，倪梁康老师编辑并主持翻译了耿宁的《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翻译出版了耿宁的生命之作《人生第一等事——王阳明及其后学论“致良知”》。汉语学界开始了解并熟悉耿宁对阳明及阳明后学的现象学阐释。我曾协助倪老师组织过江门、贵阳和广州的几次专题研讨会，也参加过高雄中山大学主办的心性现象学研讨会。祥龙老师参加过贵阳那一次。在老师们的影响下，我也开始学习、阅读阳明学和阳明后学的相关经典，并尝试做了一篇小文章“再思‘寂静意识’——以耿宁对‘视于无形、听于无声’的分析为中心”，该文是对耿宁在“中国哲学向胡塞尔现象学之三问”以及《人生第一等事》中对“寂静意识”或“冥思沉定”之现象学反思的进一步讨论。文章初稿完成后，我发给祥龙老师请他批评指导。祥龙老师给我回了封长信，除去一直以来对我的鼓励以外，也专门谈论了他对于寂静意识这种非对象性意识的现象学分析的看法。2019年我邀请祥龙老师来参加中山大学哲学系第二十二届哲学月活动，他为我们的“智慧之光名师讲座·现象学在东方”系列主讲了“现象学的边缘性”的讲座，餐叙讨论时，祥龙老师和我提到我对寂静意识的现象学分析是符合现象学的“边缘性”的。在祥龙老师的回信中，祥龙老师还提及了罗念庵（洪先），以及耿宁对阳明后学的阅读方式，但没有展开，我也是在后来读到祥龙老师的《儒家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之后才体会到祥龙老师这里的意思的。
说到《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得先从2017年9月说起。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陈建洪教授的努力推动下，张祥龙老师于2017年9月正式受聘中山大学讲座教授，我和朱刚兄去观礼聘任仪式。在仪式上，我提到，倪梁康老师主要推动的“心性现象学”研究和祥龙老师推进的“天道现象学”研究是汉语现象学的两个重要方向，祥龙老师加盟中大，对于中大现象学团队的“现象学的中国化”和“传统思想的当代化”研究大有裨益。事实也的确如此，在此后的三年中，广州和珠海的研究团队交往频密，共同推进汉语现象学的开展。
2017年11月，第十四届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在广州召开。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是由国际舍勒协会主办的双年会，该次会议也是国际舍勒思想研讨会首次在欧洲以外举办，具有特殊的意义。倪梁康老师和我邀请祥龙老师与会并做主题报告。祥龙老师以英文做了大会主题报告，讨论舍勒伦理学和儒家的关系，涉及价值感受、爱的秩序和共同体等舍勒思想的核心问题，同时从儒家的视角予以检讨。报告引起了国际舍勒学者对于舍勒思想的跨文化理解特别是舍勒思想与中国古代思想之间可能的沟通的浓厚兴趣。祥龙老师预先将文稿发给我学习，我学习到很多，也从我的角度提了点小的读后感。在随后的几年中，祥龙老师私下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尽管早前就读过舍勒（主要是《舍勒选集》和倪老师翻译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但他越发感觉到舍勒思想很有意思，舍勒思想和儒家传统之间也有很多话题可以深入讨论。在商务印书馆的《张祥龙文集》总序中，祥龙老师写道：“这许多年来，舍勒、列维纳斯等也越来越被我看重。”《家与孝：从现象学视野看》的增订版加了讨论舍勒的章节，在“增订版序”中，祥龙老师说：“此书第一版于2017年由北京的三联书店发行。限于当时条件，有些必要的内容如对代际时间的正面阐发没有收录，一些有益的扩展如对父性和母系家庭的哲理展示也没能实现，还有一些很相关的西方哲学家（如舍勒和列维纳斯）的学说没有引入，实为缺憾。”在新版的《现象学导论七讲》中，祥龙老师也新增了讨论舍勒现象学的附录。祥龙老师晚期的现象学儒学研究中的舍勒因素，是一个需要细致考察的问题。
2017年11月，法国当代现象学家马里翁来华访问。在设计中大访问行程时，除了马里翁的学术演讲以外，方向红教授、朱刚教授和我一直想策划一场中外现象学者的学术对话。这场对话后来以“心性与神性 天命与天道：中法现象学的新世代对话”为题，在马里翁、倪梁康老师和张祥龙老师三人之间展开。学术对话安排在中大图书馆的学人文库，感觉很好。这场对话也受到国内学界的广泛关注，网络上也有朋友将这场对话称作“Ereignis der Phänomenologie”。在一定意义上，这场对话不仅仅是中外现象学者的对话，其实也是汉语现象学界两位顶尖学者的思想交锋，特别是汉语现象学两条可能的道路的同台展现。
为庆贺2019年祥龙老师荣开七秩，朱刚兄在2018年就开始筹划相关的活动。我向朱刚兄建议，是否可以将祥龙老师在珠海讲的儒家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整理出来，和此前已经整理出版的三部书合并一起出版。其实朱刚兄也早有此意，旋即约请几位同事同学开始整理书稿，祥龙老师也开始校订前三书，并在商务印书馆的支持下，于2019年出版了《儒家哲学史讲演录》（四卷），其中第四卷《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为新整理出版，至此，祥龙老师以现象学的方式阐发儒家思想，自先秦至晚明，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思想史脉络。2019年11月，借四卷本出版之机，朱刚兄主持操办了“现象学与儒学——张祥龙先生《儒家哲学史讲演录》新书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祥龙老师还把他的成名作《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手稿捐赠给中山大学现象学文献馆。
《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这一卷主要关注儒家心学出现的条件（古代印度的正统心学、印度佛教心学和禅宗与本心意识等）、华夏心学（《周易》和道家心学）、宋明心学。全书花一半的篇幅谈阳明心学以及阳明后学的心学思想，同耿宁的《人生第一等事》有着大致相同的论题域。如何看待耿宁和祥龙老师这两位现象学者对阳明学以及阳明后学的研究就是一个有趣且有意义的话题。也是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日渐明白了祥龙老师在此前给我的回信中的意思，即他所说的耿宁从现象学的视角出发阅读阳明和阳明后学的“阅读方式”，包括祥龙老师对罗念庵的态度。
耿宁是胡塞尔研究专家，尤重“意识”现象学的研究，比如他在“中国哲学向胡塞尔现象学之三问”一文中，通过对儒家思想中的“恻隐之心”、“良知”和“寂静意识”的分析，更多是希望揭显这些“意识”（宽泛意义上）行为的现象学本质结构。耿宁在阳明后学中给予罗念庵以极高（甚至可以说是最高）的评价。在他看来，王龙溪与罗念庵是“面对当时各种精神潮流最开放的、目光最开阔的和在哲学上最敏锐的”两位思想家，但是王龙溪“时而也会给人以语词轻浮的印象”，罗念庵则是在阳明第一代后继者中“对‘致良知’做了最彻底的思考、最仔细的实践和在建基于本己经验的话语中最可靠把握的人”。较之于王门诸子，罗念庵不执著于言词概念之辨、“不诉诸于援引文献章句的知解方式”，而是躬身实践“致良知”并“直接以自家生命的体验与实践工夫的经验所得”来理解“致良知”。在这个意义上人们甚至可以说，在罗念庵的学问中浸润着从而透显出现象学的彻底的“面向实事本身”的精神。或许，这恰恰是现象学家耿宁最为欣赏罗念庵的原因之所在。
祥龙老师的《儒家心学及其意识依据》则以阳明后学中泰州学派的罗近溪做结，并将罗近溪的学说定位为“宋明心学的又一高峰”。这恐怕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结论，但祥龙老师的学术旨趣却是清晰可见的。祥龙老师强调，罗近溪继承了孟子和宋明心学的“心即理”和“致良知”的主流路子，通过原发本心来进入终极真实和道德至理；罗近溪以现象学的方式开显出时机化的、孝悌慈化的“赤子之心”，他阐发和当场实践的回复赤子之心的工夫论，达到了充分见在化、当场构意化和时中化的高妙境界。与耿宁追究“恻隐之心”、“良知”和“寂静意识”等“意识”行为的现象学本质结构不完全一样，祥龙老师更倾心于现象学的时机化、生机性和源发性。祥龙老师尊罗近溪为“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罗近溪提出格物知本的关节点在于亲子之间血脉相连的孝悌慈，“格物之本在亲亲”。祥龙老师多年来推进“家与孝”的现象学和哲学研究，致力于阐发亲亲现象学，很自然他会引罗近溪为儒家现象学研究的先行的同道。
张祥龙赠给作者的题签
朱刚兄曾筹划编辑出版庆贺祥龙老师荣开七秩的文集，嘱我撰文，我结合当时读书心得拟了一个题目“象之忸怩与舜之忧喜——对圣贤、家与孝悌的心性现象学思考”，梳理了一些文献，勾勒了一个框架，在不同场合讲过，但一直未及成文。后来，朱刚兄操持祥龙老师四卷本《儒家哲学史讲演录》的学术研讨会，因前文多个场合讲过，不好意思再讲，就此也错失了向祥龙老师请教的机会，实在是遗憾。在那个会上，我又草拟了个题目“观圣贤气象——一项心性现象学的思考”，祥龙老师听了我的发言后多有鼓励，并在赠我的《儒家哲学史讲演录》首卷扉页上题签勉励：“‘气’‘象’有深意，愿君深究之”。
在祥龙老师的告别仪式上，我一直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以“儒者气象”致敬于祥龙老师，祥龙老师则以“气象深意”引我前行！是的，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