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开放编年史 | 2012：“新时代”的端倪
编者按：1978年至2018年，是一段我们曾经以不同年龄积极参与的历史，一个我们曾经以不同角色生活在其中的真实世界。我们曾经驱散阴霾，信心百倍；我们曾经备受挫折，心灰意冷。但是最终，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勇敢地迈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沉思的时刻，使我们可以回望历史深处，记录荣与衰、权衡利与弊、评议长与短、分析得与失，从而得以探寻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牵系国运进程的变革力量。
相对于这一持续40年的大变局，40篇巨细混杂的文章着实难以再现其全貌，甚至配不上这一段空前绝后的历史。然未有涓涓细流，何来历史长河之奔涌？哪怕是还原一部分记忆，也有助于我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将改革推向新的境界。
刘玉海/文
2012年11月15日11:53，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随着掌声响起，屏风后依次走出习近平、李克强……中国新的最高领导层——中共十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
这次换届，是继十年前最高领导层顺利完成更替后的又一次制度化权力交接。不过，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换届是包括最高军事领导权在内的全部最高权力的和平有序、彻底完整的新老交接。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这一刻，20多年前开启的国家政治权力交接制度化进程，更显成熟、规范、稳固，人民也有理由期待，国家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将沿着这一轨道继续前进。
在这次换届之时，国家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乐观局面：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经济持续超高速增长，连续超越西欧老牌强国，在两年前一举登上世界第二；作为国家财富实力的象征，外汇储备攀升至3万多亿美元，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与之相较，包括埃及在内与中国同为“二战”后获得新生、曾经在同一发展水平线上的西亚、北非国家，“颜色革命”此起彼伏；而一向被中国视为追赶对象的欧美发达国家，尚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影下挣扎，“西方衰落”的论调不时响起，“北京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G2”的恭维不绝于耳……虽然自年初以来，舆论一直弥漫着批评“改革停滞、倒退”的气息。
不过，新当选的执政党最高领导，在对现场的500多位海内外记者、电视机后观看直播的难以计数的观众所做的首次致辞中，并未谈及这些具体成绩，而是强调了责任与挑战：“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彼时，并没有多少人对这番话做深入解读。但很快，那番讲话便有了注解：整肃“贪污腐败、官僚主义”。
反腐
2012年12月6日——十八大换届后仅仅3周，中纪委证实，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违纪，接受组织调查”。而李刚刚在3周前的换届大会上跻身执政党高级干部序列、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李春城的被“调查”，只是一个开始。
此后，越过2013年春节，反腐成为风暴，且越刮越烈：中纪委不时抛出官员被“调查”的消息，甚至排着队似的一天抛出好几条，以至于时政记者们需要随时紧盯中纪委网站，以防漏掉大新闻；推测、猜测哪个官员将落马，成了一些圈子、饭局的热点话题。
官方反腐大幕拉开之后，民间亦受到鼓励，纷纷响应，通过网络频频爆料。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超级央企华润董事长宋林，以及西南的一位厅级官员雷政富，均是被网络曝光腐败线索后，遭到执纪部门调查、处理。
这届中央领导班子的整个5年任期，反腐贯穿始终、力度丝毫不减：官员落马数量之众、级别之高，刷新了历史记录。从副部级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正部级的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到副国级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前中办主任）令计划、苏荣，再到政治局委员孙政才……尤其是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和两位前任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的相继入狱，以及原政治局委员薄熙来案的公开审理，在共和国的历史上前所未见。
根据官方统计，在十八届中央的5年任期内，全国共查处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40人，中央纪委委员8人；立案审查“中管干部”280多人，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党员干部134.3万人！
从反腐落马官员的地理分布来看，几乎每个省份至少有两位省级官员落马；个别反腐“重灾区”，甚至反腐反到“省委班子开会都凑不齐了”。
反腐过程中，很多高级官员在众目睽睽之下被直接从办公室、机场、各种大小会议上带走；有些官员则在突然“失联”数天之后被执纪部门宣布审查；即便逃亡海外多年的官员，也被一批批从海外追回；而对涉事官员腐败行为的描述、定性用语，也一改往常的抽象概括，变的格外直白、不顾情面，从而对官场形成强大震慑。一时间，官员战战兢兢，闻“纪委”、“巡视”、“边控”而色变。
雷霆万钧反腐的同时，2013年元旦前，新领导层开始强势肃纪：要求领导干部改进工作作风，制止铺张浪费和奢侈享乐行为，禁用公款“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有别于以往的是，除了下发通知，还在逢年过节时派出各级纪委人员带着摄像机明察暗访。
执纪风暴刮起后的2014年，东南沿海某省委一位公务员感慨：他的领导私人招待老同学在KTV聚会、唱歌，还得安排人在门口把风、放哨，把一次正常社交“弄得跟做了见不得人的事似的”。
强势反腐、肃纪之下，官员纷纷腾退超标办公室、住房、用车，甚至催生了1992年以来最大的一波官员离职潮；此前数年连年飙涨的奢饰品销量，也显著下滑；作为官场高规格招待象征的茅台酒，价格急剧下跌、其所属公司股票一度罕见的跌停；一家以高端消费、官员宴请为特色的餐饮上市公司，则迅速陷入门可罗雀的窘境，而被迫“转型”、直至最终退市……
那些曾经与官员、尤其是落马官员过从甚密的工商人士，在反腐肃纪风暴来临之时，有的被抓、成为撬开落马官员的“突破口”；有的被要求“协助调查”、边控；有的如惊弓之鸟，纷纷出境“避风头”，香港四季酒店，因聚集大批此类等待来自“北京消息”的内地商人，而被戏称为“望北楼”——然而“望北楼”终究不是避风港，“金融大鳄”依然被从此“带回”北京。积累沉淀多年的政商关系面临深度调整，私人饭局上企业家“我培养的副厅级”之类的口吻销声匿迹……
即便如此，新领导层仍强调，“反腐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和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坚强决心，保持高压态势，将反腐败进行到底”；任何人没有“丹书铁券”、不是“铁帽子王”；并指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要“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除恶务尽”。
此时，人们才想起换届之时新领导人亮相时的那番讲话；更细心的人，则追溯到2012年3月1号，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这个讲话，着重强调了党的‘纯洁性’问题。”一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研究人士在十八大前如此提醒记者。
权威
2012年既是换届之年，也是重启改革开放的邓小平南方讲话20周年。因此，刚刚过完春节、3月全国“两会”召开前，纪念小平南方讲话、呼唤改革的舆论迅速发酵，形成风潮，“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的呼声，一直持续至11月十八大召开前。
十八大换届后，新领导迅速对各界的改革期待做出回应：2012年12月7日，新任总书记抵达小平在“南海边画的那个圈”，再走20年前小平的南巡之路，并强调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
一年之后的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拿出了“范围、力度空前”的“改革顶层设计”方案。
为贯彻、落实这一涵盖8大领域、60条的综合改革“路线图”，新领导层迅速成立了一系列相关机构：11月12日，三中全会闭幕当天，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12月30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2月27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2014年3月，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并且，由党的最高领导“挂帅”这些小组、委员会。
相较于改革方案的推进、落实，这些林林总总的“小组治理”模式的运作、实践，在日后的政治运行中，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讨论。
在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各级党政机构通常会基于特定任务成立各级各类领导小组，以集中权威，协调、整合资源，推进问题的顺利解决。不过，因为“领导小组”通常是为特定任务而设，任务完成后即解散，其通常被视为非制度性的临时举措。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新成立的一系列“小组”和委员会，则将“小组治理”的实践推进到此前所未见的局面：通过召开各种小组、委员会专题会议，跨越、整合党政条线，推进政治行政议程，使改革开放以来党政分开并逐渐制度化的政治运行机制悄然改变。
经过五年的实际运行后，“小组治理”模式在2018年春天的党政机构改革中被吸纳，并进一步扩展、制度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升级为委员会；新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其办公室或秘书处分别设在司法部、审计署和教育部。
与之类似的高层政治运行机制调整，还有新形成的国家机构党组向政治局常委会定期汇报的制度。
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
此后，连续4年，每年春节前，中央常委会都会召开这一会议，从而使这一举动成为“例行动作”。并且，这项工作被写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加强和维护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若干规定》，成为“规定动作”。
党组是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在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设立的组织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均设有党组。而由于很多常委同时担任这些国家机构的党组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这些机构党组的工作汇报，也就意味着常委需要每年向常委会、总书记汇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也就得到了制度化安排和凸显。
在中央权威得到制度化强化和厉行反腐的加持之下，一些深水区改革、“硬骨头”的改革，变得前所未有的可行起来。比如，军队改革。其改革力度之大、涉及面之广，为二三十年来所仅见。
对军队的改革，既是中央权威的体现，亦强化了中央权威。2016年10月，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总书记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开启了管党治党的新时代。
2018年3月，中国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
作为
2012年春夏，正紧锣密鼓筹备十八大换届的中国，突然出现一系列涉及邻国的“偶发事件”：4月8日，菲律宾军舰试图“检查”、抓捕在南海黄岩岛泻湖内捕鱼的中国渔民；一周之后的4月16日，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挑起“钓鱼岛国有化”问题；6月21日，越南国会通过《越南海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包含在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内。一时之间，与周边国家的纷争密集凸显。
中国对外开放，首先得益于外部环境的改善。第二代领导集体也在改革开放初期定下了“韬光养晦”、“决不当头”等28字外交方针。因此，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遇到类似纷争，中国大多数时候态度克制，以求迅速平息事态——这在改革开放成就凸显的21世纪初，逐渐被中国新一轮高涨的民族主义视为“软弱”、不符合大国地位。
但2012年的这一系列涉外纠纷爆发后，人们很快发现，中国的应对出现了明显的转变：在黄岩岛，4月8日事发，中国4月10日开始派出多艘大型海上执法公务船，与菲律宾公务船、军舰对峙一个多月，直至逼退对方为止；对与越南的南海岛礁、海域归属争议，中国设立三沙市及警备区，出动“海上石油981”钻井平台，并开展油气资源招标；在钓鱼岛，动员各方研究力量，开动舆论机器，持续批驳日方，坚定捍卫中国立场……一句话，针尖对麦芒，绝不退让、绝不息事宁人。
这一应对策略在十八大顺利换届后，一以贯之，甚至有所加强：对菲律宾将黄岩岛议题提交国际仲裁，丝毫不理会、不接招，坚持只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在南海，大规模、高强度填海造地，强化岛礁基础设施建设及安全措施；在钓鱼岛，于2013年11月23日划设包含钓鱼岛的防空识别区，未经报备禁止飞越。
之后的2017年6月，当中印在西藏洞朗地区爆发争端时，这一毫不退让的强硬应对模式再次显现：从6月18日持续对峙到8月28日，长达两月有余，直至印方先行撤回。
强势对外的另一面，是提倡“四个自信”，弘扬传统文化、国学、中医，以及在对外事务上“有所作为”——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一带一路”建设。
自2013年9月，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访问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这一外交倡议不断充实，最终扩展为“一带一路”。其不仅被视为应对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缓慢之举，更被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围绕“一带一路”建设，中国调集了最高量级的政治、经济、外交资源：在双边层面，先后和有关国家促成一系列与“一带一路”对接的战略、计划：希腊建设重要国际物流中转枢纽战略、马来西亚经济转型计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耳其“中间走廊”……在多边层面，中国出资500亿美元，发起成立了由86个成员国参与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几乎囊括了除美国、日本以外的主要经济体。
至于APEC北京峰会、G20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峰会、上合作组织青岛峰会、世界政党大会、“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些主场外交，中国更是抓住每一个展示、作为的机会，使国际关系渐渐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局面。
新时代
呼唤/回应改革、强势应对岛礁纷争、李春城落马……这些2012年一个个零星发生的孤立事件，在十八大后相互激荡、余波荡漾，逐渐演变成日后远超各界预料的猛烈、深入、持久的政经周期震荡，并开启、奠定了未来许多年国家命运的轨迹。
2012，“新时代”的端倪，悄然显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