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塑像、壁画中的唐朝武备

敦煌莫高窟、榆林窟存自十六国至元代历代壁画四万多平方米,内容以佛教题材为主,壁画中佛陀、菩萨、天王、力士、飞天、供养人等为主,故壁画的研究成果也主要以佛教题材内容为主。壁画中还涉及大量天王、武弁、其兵甲器械众多,国内学界只有杨泓先生对敦煌壁画中的北朝、唐朝骑兵做了一定梳理。本文拟通过对敦煌壁画、绢画对唐朝武备进行分析梳理。

一、史书中唐朝武备

由于唐朝法令制度,极少下葬武备,至今考古所出唐朝武备仅有窦皦墓唐刀和曲江、大明宫残甲一套,这些实物对唐朝武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样本,但是因为实物样本数量太少,无法系统描绘出唐朝武备状态。《旧唐书》、《新唐书》、《唐六典》、《神机制胜太白阴经》等著作记录了相当数量的唐朝武备情况,笔者梳理出其内容,有助于对唐朝武备有一个较为详细的了解。

笔者从宫廷和军队两个角度来阐述唐军的装备。两唐书中的《礼制》、《仪卫》记载宫廷仪卫中持有长短不同兵器,长矛类有“槊”和“漆枪、木枪、白杆枪、朴头枪”四类枪;仪卫在朝会时“佩弓箭、胡禄”;右骁卫、左右卫、清游队立于两阶、东西廊佩“鍪、甲、弓、箭、刀、楯”,用“黄、赤、黑”加以区分。左右金吾卫“带弓箭、横刀……二十人持槊,四人持弩,十六人带弓箭。”;大驾卤簿,天子出行时,千牛卫将军一人陪乘玉辂“执金装长刀”;左金吾卫队正、左右金吾卫翊卫持“银装仪刀”;左右威卫队正“执银装长刀”;左右卫翊卫“各执金铜装仪刀”;仪仗骑兵“甲骑具装”。从现有史料来看,宫廷内卫的卫体装备有甲冑(鍪)、楯(盾);长杆兵器有枪、槊;刀剑有金装、银装长刀和仪刀、铜装仪刀、鍮石装长刀;远射兵器有弓、箭、胡禄。刀剑的不同材质的装具也对应了军职的将军、队正、仪卫武士等。

军队装备在唐史料中也有明确的记载,《新唐书》兵制载: “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觿、毡帽、毡装、行藤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于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其番上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 《神机制敌太平阴经》载:“ 一军一万二千五百人,甲,六分七千五百领。战袍,四分五千领。枪,十分一万二千五百条,牛皮牌,二分二千五百面,马军以团牌代四分支。弩二分,弦三分,副箭一百分二千五百张。弩,七千五百条弦,二十五万只箭。弓,十分弦,三副箭,一百五十分。弓,一万二千五百张,弦三万七千五百条,箭三十七万五千集。射甲箭,五万只。生鈊箭,二万五千只。长垛箭,弓袋,胡鹿长弓袋,并十分一万二千五百副。佩刀,八分一万口。陌刀,二分二千五百口。棓,二分二千五百张。马军及陌刀,并以啄鎚、斧钺代,各四分支、搭索,二分二千五百条,马军用 。”唐军远射武器为弓箭,佩胡禄,箭 为“射甲箭、生鈊箭、长垛箭”三类;盾牌为牛皮制;军士的“佩刀”即为横刀,长柄武器为“枪”、“陌刀”“棓(棒)”;甲冑《太平阴经》中未说明细节,但是在《唐 六典》中则阐述的较为清晰:“ 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鸟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阜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今明光、光要、细鳞。山文、乌鎚、锁子皆铁甲也”。

《唐六典》中对枪的注释:“ 矛、长八尺曰槊,马上所执。盖今之漆枪短,骑兵用之;木枪长,步兵用之,白干枪,羽林所执;朴头枪,金吾所执也 ”。

《唐六典》中对刀剑的注释为“ 今仪刀盖古班剑之类,晋、宋以来谓之御刀,后魏曰长刀,皆施龙凤环;至隋,谓之仪刀,装以金银,羽仪所执。鄣刀盖用鄣身以御敌。横刀,佩刀也,兵士所佩,名亦起于隋。 陌刀,长刀也,步兵所持,盖古之断马剑” 。从这段注释中可以较为清晰的知道,仪刀属于皇室仪仗用,配龙凤环。班剑制度始自汉朝,天子百官皆佩剑上朝,地位较高大臣,皇帝赐“剑履上殿”,后来为了避免出现佩剑行刺,剑刃换成木质,班剑两晋以后逐渐成为仪仗之物。鄣刀在目前的史料中也未见详细的描述,也无出土实物 可对应,无法考据。横刀是宫廷宿卫军士和军队常备佩刀。《隋书》卷十二志七载 “ 一百四十人,分左右,带横刀”,说明横刀自北周时期就已诞生,隋沿用。《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律“诸宿卫者兵仗不得远身”疏议曰:兵仗者,谓横刀常带;其甲、矟、弓、箭之类,有时应执著者并不得远身。宿卫时,“横刀常带”,故而高宗对为千牛卫将军的王及善说:“他人非搜辟不得至朕所,卿佩大横刀在朕侧”。《资治通鉴》的胡注中则能发现一些有关横刀名称由来的线索:“横刀者,用皮襻带之,刀横掖下”。从史 料中可知,横刀为双提挂形式,配挂于腰间。陌刀在唐代史料中则有较多的记录,在唐代对外战争和平定“安史之乱”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陌刀起源于隋朝,隋将阚棱善使陌刀,《新唐书》载: “阚棱,伏威邑人也。貌魁雄,善用两刃刀,其长丈,名曰陌刀,一挥杀数人,前无坚对” 。隋亡唐兴之后,陌刀随即进入唐军,唐军中李嗣业也著名的陌刀将,《新唐书》载: “李嗣业,字嗣业,京兆高陵人。长七尺,膂力绝众。开元中,从安西都护来曜讨十姓苏禄,先登捕虏,累功署昭武校尉。后应募安西,军中初用陌刀,而嗣业尤善,每战必为先锋,所向摧北 ”,至今考古系统和民间收藏都无陌刀实物出土,故至今也无法确定此刀形制。

《唐六典》中对弓的注释:“ 弓之制有四:一曰长弓,二曰角弓,三曰稍弓,四曰格弓。今长弓以桑柘,步兵用之;角弓以筋角,骑兵用之;稍弓,短弓也,利于近射;格弓,彩饰之弓,羽仪所执 ”。按照如此分类,宫廷仪卫用“ 格弓 ”,步兵用“ 长弓、稍弓 ”,骑兵用“ 角弓 ”,弓箭与胡禄配套使用。

二、壁画中唐武备与实物

敦煌塑像、壁画中有大量的天王、武弁、器械图像,对研究唐朝武备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笔者将敦煌、榆林窟中涉及甲冑、刀剑、弓矢、具装铠等图像进行分类和比较,结合史料和考古实物,试图厘清唐朝武备的一些细节。

1、刀剑

南北朝时期,中国和西域交往愈发深厚,萨珊、粟特风格的刀剑风格开始影响中国,北周时期中国刀剑开始采用双附耳式方式悬挂于腰侧,放弃了战国开始的剑璏式悬挂形式。至隋唐初期,刀剑开始出现剑格。中唐时期敦煌壁画、绢画中天王、武士手中的剑开始出现剑格,剑格形式有主要有三类:直翼八字型剑格;平面柿蒂纹型;菱形剑格。

中唐时期敦煌158窟“各国王子举哀图”中最早出现直翼八字型剑格,158窟开凿于吐蕃统治晚期的前段,大约在公元756-781年,西夏时期进行过重修。“举哀图”中右下角有一王子,持剑刺胸,其剑格为八字形(图1),两翼较直,中段有尖凸。壁画的左侧,一王子背对画面,缠头,腰侧悬挂佩剑,剑柄较为模糊,但是能清晰的看出其剑格为清晰的直翼八字格,中段无尖凸,鞘室有金属包边。

图1 国王举哀图

举哀图表现的是释迦牟尼入灭的时候,西域各国王子以“割耳剺面”、“刺心剖腹”的形式表现对释迦摩尼的哀悼,“割耳剺面”、“刺心剖腹”是东汉至隋唐期间,出现在中亚、西域和中国北部诸民族的一种丧葬习俗。敦煌061窟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夫妇于十世纪中期所建的功德窟,五代时期修建,宋代重修部分壁画,其主室的东壁、南坡说法图中的武士所持长剑,皆是直翼八字剑格(图2、3)。此类直翼八字剑格在宋朝演化成新月格,并延续至元明清三朝,部分新月格中演化出睚眦,成为广为熟知的龙泉剑格。现存于大英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原藏经洞唐绢画中绘制了大量十一面观音、天王造像,其手中的剑虽然为法器,但是器形完全是遵循当时的剑的形制,手中剑多为直翼八字格。

图2 敦煌莫高窟061窟 主室东壁画

图3 敦煌莫高窟061窟 主室南坡

大英博物馆藏十一面观音像年代为公元701-850年(图4);吉美博物馆藏天王像馆藏方未给出年代,从图像构图来分析应该不晚于五代(图5);吉美博物馆EO1162敦煌绘画组图中,辩财天手持长剑,剑格略呈新月形,剑首为环(图6);这批敦煌绢画、绘本中的观音和天王手持的长剑都是直翼八字型剑格。

图4 千手观音 剑

图5 法国 吉美博物馆

图6 法国 吉美 EO.1162

此类八字格剑的剑首多为环首,剑鞘形式不得而知,在同期的壁画中,尚未发现八字格剑鞘形式,仅在举哀图中见到鞘室有金属包边的特征。

笔者收藏的直翼八字格剑与敦煌壁画、绢画中所绘制的剑形完全一致(图7),此剑根部刃宽4厘米左右,至剑尖宽度2.5厘米,刃体由根至剑尖收分较快。剑格两翼较直,顶部稍微有放大,佩表一侧(剑悬挂腰侧,朝外一悬挂面称为佩表)起脊线,佩里侧则是平面,剑茎类似汉剑,制作工艺非常规范。此剑就是典型中唐时期出现于壁画、绢画中的直翼八字格唐剑。

图7 八字格唐剑

菱形剑格形式出现中唐时期,此种剑格是受到突厥风格影响,在同时期的唐陵、突厥石人中都有较为清晰的表现。敦煌壁画中较少的表现出此种风格,现存于大英博物馆,由斯坦因带走的晚唐时期敦煌绢画中有此剑格形象(图8);大英博物馆藏敦煌绢画(馆藏编号:1919,0101,0.35)中的天王像,手中长剑的剑格为菱形(图9)。具有突厥、粟特风格的菱形剑格在武周时期开始大量出现,至晚唐逐渐消失,此种充满西域风格的格,在已知的资料中多是刀格,较少是剑格。此种形式的格并未在后世的中原地区得以发展,而是随着唐王朝的毁灭,退出了中原武备形制。双附耳提挂形式在敦煌壁画中展示的不多,榆林窟025窟南方天王随扈的手中剑鞘就是典型双附耳形制(图10),这种双附耳形制来自于萨珊文化,从北朝开始逐渐出现在中国,至中唐时期逐渐成为唐刀剑一种特有的风格。

图8 大英博物馆

图9 大英博物馆 千手观音

图10 榆林窟025窟 南方天王 随扈 剑鞘

国内文博系统未在考古报告和文集中公布过有菱形剑格、双附耳唐刀出土,甚为遗憾。 随着国内刀剑收藏的发展,唐菱形剑格实物逐渐被诸位收藏家收藏,笔者和铁锤先生都收藏有此类格(图11、12),格的材质有银、铜、铁不等,此类刀格两翼靠刀背端略厚,靠刃端较薄,明显可区别; 剑用的菱形格两端厚度较为一致,此类刀格在唐陵中也有较为清晰的表现,此种菱形格在辽朝刀剑中得以继承。 此种剑格风格的剑首多为圭形,外包金属,提挂附耳国内亦有出土,为少数收藏家珍藏,此种附耳在南北朝时期,多为一个简单的圆弧形,以固原李贤墓出土的北周横刀为典型,至中唐,附耳已经变成多曲关系,已经非常中国化。 这样形制的唐刀东传至日本,形成日本早期太刀的起源,现正仓院保存的“金银钿装唐大刀”就是此类唐刀代表。 (图13)。 目前所知收藏家和博物馆保管的唐朝刀剑中,刀的数量大于剑,主要的刀型仍旧是汉刀直刃式(图14),唐中期之后,诞生了一种新刀型,刀尖为剑形(图15)。 唐朝刀剑手柄都裹鲛鱼皮,西安窦皦墓墓中的唐刀实物上能看到残留鲛鱼皮痕迹,在莫高窟025窟毗沙门天腰侧的佩剑的图像中亦有显示。

图11 唐格

图12 唐格

图13 正仓院金银钿装唐大刀副本1.

14 渤海国刀

图15 扬州博物馆唐刀

平面柿蒂纹格出现在晚唐时期,莫高窟012窟主室西壁的两个武士手中之剑就是柿蒂纹平格,剑首为如意形,此种风格的剑首和格被宋、辽两朝继承(图16),并成为后世中国刀剑的主流风格。

图16 莫高窟012窟 主室 西壁

2、甲冑

敦煌壁画中对天王、武士的甲冑也有较为清晰的描绘。分成三大类:于阗式样、敦煌式样、唐制式样。

于阗式样的甲冑形式是随着毗沙门天王崇拜深入中原,随佛教的传播,其形象逐渐从西域式样向中原式样过度,但是其整体形象依旧保持了“ 法冠、炎肩、身甲、长甲裙、腰腹有弧形短刀、腰侧配长剑、长戟 ”这个基本形象。第154窟营建于敦煌陷落于吐蕃后,大致营造时间为公元800年左右,南壁西侧一铺毗沙门天王像(图17)、法国吉美博物馆保存的斯坦因从敦煌盗运绢画中的毗沙门天王像(图18),较为清晰的展示了其身甲、长戟、佩剑的部分细节。目前敦煌学一些论文对此类形式的毗沙门天王称为“于阗风格”。此类毗沙门天王最重要的特点有身甲和甲裙分离,身甲都是鱼鳞甲形式,甲裙是铁片札甲形式,甲片非常特殊,在甲片头部有明显的突出部分。身甲在胸口开襟,有三条横束皮带用于捆扎,胸口和腹部有三个圆形护甲,使用X形璎珞捆扎于胸前和背后。

图17 莫高窟第154窟

图18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敦煌毗沙门天王像

敦煌式样的甲冑是毗沙门天王的一种新造型,诞生于中唐之后。榆林窟25窟左侧毗沙门天王是目前保存较好的一铺晚唐壁画(图19),天王侧立,左手托五柱塔,右手持长戟。披膊和盆领一体结构,披膊为条型甲片;胸前和后背单独结构,用肩带连接前后,前胸左右有金属装饰物;身甲为鱼鳞甲,甲裙为条形甲片编缀成札甲,甲裙和披膊的甲片在顶部都有突出部分,近似如意云头。腰侧悬长剑,长剑剑首为环首,剑柄包鲛鱼皮,柄中有茎孔,孔口有装饰片,因剑在身侧,不知其剑是否有剑格,剑鞘尾端有明显珠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绢画中有相当数量的毗沙门天王像,此张天王像为五代时期(图20),正面构图形式,馆藏编号:Pelliot chinois 4518。上身部分的身甲分成三部分结构:披膊和盆领为一结构,连接为一体,鱼鳞甲叶;前胸和后背有各有单独的一层硬质护甲,用肩带连接,压住披膊;内部身甲至腰部,身甲也为鱼鳞甲叶。甲裙为长叶片札甲。腹部挂一弧型短刀,腰侧未见长剑。这两尊毗沙门天王已经和于阗风格出现了一些显著的不同,尤其是披膊和胸甲的关系完全不同,胸甲和背甲用肩带连接,肩带下压披膊,明显可以看出此类胸甲更具有中原风格,肩带的连接方式完全继承于南北朝的两档甲造型。此类风格在中原地区的唐天王石雕、镇墓天王中更为流行,学界称之为敦煌新式样。

图19 榆林窟025窟毗沙门天王像

图20 法国国家图书馆

唐制式样札甲在敦煌217窟中有明确表现(图21)。217窟主室南壁的“八王子礼佛图”中,八王子身着铠甲,此种札甲胸甲和甲裙为一体式,都为长条甲片和皮绳编缀而成,甲身较长,胸前和身体两侧开襟,披膊独立,前后身甲由肩带联接,压住披膊,胸口有明光圆护。此铺壁画中的札甲形制与唐昭陵长乐公主墓壁画中的唐甲高度相似。同窟的主室北壁的交战图中(图22),两军武士都著长身铁札甲,其甲的形制与王子礼佛图中的身甲一致。军士所持盾牌为圭首长直盾。

笔者在查阅敦煌壁画资料中,发现天王的甲冑形式多为上下身甲分离的,从于阗式逐渐向敦煌式转变,而军士所披甲冑更多是长身札甲式样。

图21 莫高窟217窟 盛唐 八王子礼佛

图22 敦煌217窟主室西壁

中国考古界在目前公布的唐代甲冑考古资料非常有限,1976年7月中旬在西安曲江池出土唐代铁铠甲一领,“ 铁铠甲是在平整土地时发现的,据发现人说,出土时甲片编联尚整齐,是一件完整的铠甲,收集到的甲片共三百二十二片, 按照甲片的形状, 可分成三种, 即宽条型、中宽型和窄条型 ”(图23)。西安1995年在唐含元殿考古中,“ 发掘出唐代甲片,为九层横向排列的甲片叠置而成, 锈蚀严重。残块大致呈长方形, 长40、宽约14.5、厚6 厘米。甲片呈圆角长方形, 上端和下端各有一小孔。长7、宽2.3 厘米。应是唐代宫廷卫士甲片的残存 ”(图24)。较为遗憾的是,从目前的考古实物中,无法证实敦煌天王唐甲中有此类如意云头形甲片,两处出土的甲片与敦煌217窟显示的札甲风格极为接近。

图23 西安曲江考古出土唐朝甲片

图24 大明宫出土唐甲片

3、弓矢、胡禄

从敦煌图像上来看,唐军较为普遍的装备了胡禄,敦煌莫高窟第012窟前室西壁南方天王侍者手捧胡禄(图25),这一铺壁画绘制于晚唐咸通十年(869)之前。胡禄口小底阔,箭矢刃锋朝外,这种装置箭矢的方式,主要是因为矢簇用途不同,造型发展出不同形制,例如尖锐的簇为破甲用,较宽刃的簇为切割用,故射手在选择不同攻击目标时刻,可以从露出的箭镞来选择不同功能的箭矢。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唐代中原地区已普遍使用胡禄,胡禄在军中还有特别的应用,唐《通典》兵典兵五载:“ 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 ”,这一细节说明唐军的胡禄多为硬质结构。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胡禄在4世纪已出现于龟兹的壁画中,胡禄起源于西域的可能性更大,是在南北朝时期由西域自西向东传播至中国。唐朝弓分成桑木弓和筋角弓两大类,从大英博物馆保存敦煌绢画来看(图26、27),天王像所持都是体量相对较小的弓,弓梢较长直无反翘,由于史料中并无记载唐朝四种弓制的细节,从《唐六典》的释文来看,天王所持弓应该是“角弓、稍弓”。胡禄中露出的箭簇较为扁宽,究竟是《唐六典》中记载的“ 射甲箭、生鈊箭、长垛箭 ”哪一类,不得而知,图26天王手左手持的箭右手持弓,其簇为叉型,此类箭矢未见唐朝考古实物,但是在辽金系箭簇中则为常见。

图25 莫高窟012 前室西壁 胡禄

图27 唐箭簇

唐朝对弓、箭的制作并未有史料记载。但是从历史中的一些事件中可以看出,唐朝对弓箭是极为重视的,唐太宗李世民本人既是善使弓箭高手,《太平御览》载:“ 太宗讨刘黑闼。闼常於肥乡列阵,太宗亲率左右击之。有一突将,勇壮绝人,直冲太宗,刃将接,太宗以天策上将大箭射之,中心洞背,应弦而毙。遂传此箭於北蕃。突厥见而惊叹。又常轻骑近出,遇三骑皆贼中骁勇有名者,举枪而进。左右请避之,太宗不从,待其将至,连发三矢,相次皆毙。敌人慑气焉 ”。只是史料未能言明太宗使何种形制的弓、箭。《旧唐书》薛仁贵传载“领兵击九姓突厥于天山,将行,高宗内出甲,令仁贵试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贵射而洞之,高宗大惊,更取坚甲以赐之。时九姓有众十余万,令骁健数十人逆来挑战,仁贵发三矢,射杀三人,自余一时下马请降。仁贵恐为后患,并坑杀之。更就碛北安抚余众,擒其伪叶护兄弟三人而还。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九姓自此衰弱,不复更为边患”。这些史料说明唐朝军队对弓箭的使用是极为高明,也反衬出制作水平极高,只是目前未有实物出土,筋角弓都是以木、牛角、牛筋为材料,如是入土,千余年也恐腐坏无踪。

4、骑兵

敦煌莫高窟156窟《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图28),壁画中唐军军容整肃,穿札甲佩戴胡禄。这是为数不多展示唐骑兵的图像,从这些图像中可知唐骑兵较少装备具装铠,采用的是近似于轻骑兵的装备形式。唐朝大量装备轻骑兵,和唐太宗的作战理念有相当大的关系。西魏史料记载突厥寇边时候“ 来如激矢,去如绝弦,若欲追蹑,良为难及 ”,说明突厥是以高速流动作战为战斗原则,充分发挥骑兵的袭扰作用,进行抢劫和战斗。唐高祖李渊分析突厥骑兵的优点和弱点时候说:“ 突厥所长,惟恃骑射。见利即前,知难便走,风驰电卷,不恒其阵。以弓矢为爪牙,以甲胄为常服。队不列行,营无定所。逐水草为居室,以羊马为军粮,胜止求财,败无惭色。无警夜廵昼之劳,无构垒馈粮之费。中国兵行,皆反于是。与之角战,罕能立功。今若同其所为,习其所好,彼知无利,自然不来。当今圣主在远,孤城绝援,若不决战,难以图存 ”。李渊说此番话时,作为隋朝山西河东郡慰抚大使右骁卫将军,极为清晰的认知到突厥骑兵的优势和劣势,决定效法突厥骑兵来训练自己的骑兵,他对付突厥的策略,即“ 同其所为,习其所好 ”,不但在骑射上向突厥学习,师突厥长技,而且使士兵完全突厥化。他“简使能骑射者二千余人,饮食居止,一同突厥”,此种训练骑兵是一个大胆而有创意、有魄力的尝试,不仅以突厥的作战方式训练兵士,而且在生活方式上,也一如突厥骑兵,逐水草而居,驰骋射猎,使士兵脱胎换骨,从根本上改变隋骑兵的面貌。生活方式的改变,使李渊部下精锐骑兵彻底突厥化,甚至当突厥遇到这些骑兵时,也都无法辨伪,认为是突厥部落,真正做到了以假乱真。李渊的长策与战略,即完全取法突厥。之后建国平定天下,攻灭突厥的作战,李渊使用的就是这些善于骑射、与突厥不辨真伪的精锐骑兵。

图28 张议潮统军出行图

而将李渊的精锐轻骑兵战术完全领会,并发挥出巨大作战能力的就是太宗李世民。李世民19岁随同李渊起兵反隋,20岁封秦王,在统一全国和征服突厥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的骑兵作战有两大特色,一是深入敌阵,二是出奇兵。《资治通鉴》载:“ 甲申,将骁骑五百,出武牢东二十馀里,觇建德之营。缘道分留从骑,使李世勣、程知节、秦叔宝分将之,伏于道旁,才馀四骑,与之偕进。世民谓尉迟敬德曰:吾执弓矢,公执槊相随,虽百万众若我何 !”又曰:“ 贼见我而还,上策也。去建德营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以为斥候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毙其一将。建德军中大惊,出五六千骑逐之;从者咸失色,世民曰:汝弟前行,吾自与敬德为殿。于是按辔徐行,追骑将至,则引弓射之,辄毙一人。追者惧而止,止而复来,如是再三,每来必有毙者,世民前后射杀数人,敬德杀十许人,追者不敢复逼。世民逡巡稍却以诱之,入于伏内,世勣等奋击,大破之,斩首三百馀级…… ”。唐宋史料大量记载了李世民作战经历,李世民用骑兵,常出其不意,率领轻骑兵诱敌或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后、或攻击敌军侧翼、或正面直接冲击敌人军阵。在整个李世民的征战生涯中,无论是对手是刘武周、窦建德、刘黑闼、宋金刚都无法有效克制这种迅捷的精骑兵战术,李世民往往选择在对手最薄弱的环节进行冲击,令敌人措手不及,惊慌失措,自乱阵脚。李世民也因此种战术大获全胜。不论深入敌阵还是出奇兵,仰赖的都是风驰电掣的骑兵。《资治通鉴》记载:“ 秦王世民选精锐千馀骑,皆皁衣玄甲,分为左右队,使秦叔宝、程知节、尉迟敬德、翟长孙分将之。每战,世民亲被玄甲帅之为前锋,乘机进击,所向无不摧破,敌人畏之 ”。

至此,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灵活机动地运用精锐骑兵,是李世民的战略战术,也是唐军平定隋末割据势力统一天下、直至横扫塞北的基础。敦煌壁画为李世民骑兵战术做了较好的注释。

5、枪、槊

史料中记载唐军装备枪、槊,但是迄今也未有实物出土,至今不得而知唐枪和槊的刃是何种造型。仅能知道唐骑兵的枪杆髹漆,较短;步兵枪较长,素杆;宫廷羽林卫枪杆是白杆,无法考据是何种材质;金吾卫所持的朴头枪,完全不知其形制。

唐军中罗士信、秦叔宝、王难得、哥舒翰皆为善使长枪的将军,《太平御览》载:“ 哥舒翰善使枪,追贼及,以枪搭其肩而遏之,贼惊顾,翰从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坠 ”。唐军装备枪数量极大,说明从技战术上都对长枪颇重视。

6、楯(盾)

壁画中步兵军士用长直盾,长直盾可以相互依靠成为坚阵,是步阵接战重要军器。骑兵使圆盾,笔者推测圆盾体量小而轻便,便于骑兵冲锋时遮挡箭矢。

三、小结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唐朝武备是同时代政治、科技、军事发展的载体。但唐朝武备在历史长河中湮灭,此项研究国内几乎未见,孙机、杨泓先生的早期著作中也只做出了简单描述。笔者尝试用敦煌系壁画、绢画和现有文物进行比对,力图将唐朝武备的一些细节梳理,使其能以清晰的面目与世人相见。本文虽不能尽述其详,但对武备细节的研究结论或是“梦回唐朝”最好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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