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哪一个城市的英国殖民痕迹最浓，如果香港排第二，估计没有其他城市敢排第一。

香港的街道名字大量使用英国王室贵族成员、港督、军官等殖民地时代的名字来取名。然后把英文名字用广东话读音来找对应的汉字，中文毫无意义，内地的人看到，绝大多数时候是找不到北的。

有些殖民意味非常浓厚的名字，早就该改掉名字，比如下令火烧圆明园的英国人额尔金，居然还有街道命名，这实在是香港的悲哀。

这个额尔金在香港被翻译成“伊利近”，他是中国人的大仇家。

香港能不能“去殖”，是否能改掉伊利近街是第一指标。

伊利近街的英语是Elgin Street，得名就是来自于额尔金伯爵。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英政府在《北京条约》中，获得清政府割让九龙半岛。英法联军当年攻陷北京，额尔金以全权公使、首席谈判代表随英军到北京，与恭亲王奕䜣谈判。

清政府释放被僧格林沁俘虏的外交人员、卫兵和随军记者。但有20多人已被虐死，额尔金得知后，下令英军在烧毁“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作为报复。

不准抢掠的禁令撤销后，英法军官和士兵癫狂地在圆明园劫掠，能搬动的都拿走，搬不走的就尽量破坏，对宫廷灯饰镜画扫射，士兵用棒子把所见文物通通砸烂。

这位额尔金的顶头上司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外相坦普尔，因强硬推行“炮舰外交”而臭名昭著。他对19世纪的中英关系有重要影响，是两次掀起鸦片战争的罪魁祸首。

额尔金应该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绝不是用一条街名去“纪念”他。部分港人继续要认贼作父，情何以堪？

他那条街应该改为“圆明园街”才对，以昭告港人，勿忘国耻。

在香港至今还有这条街，就好比在美国华盛顿盖一个 “拉登广场”，或在巴格达修一条 “布什总统大道”，在南京修一个“东条英机公园”。这不是智商欠费的问题，而是彻头彻尾的无知、反智。

香港还有一条“砵甸乍街”，来自于Henry Pottinger，第一任港督，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他被任命为英方全权公使，赴南京与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爱新觉罗·耆英谈判，代表英国在《南京条约》上签字。也是中国的仇人，也以街名的方式，N多年来在香港人面前晃。

另外，“卑路乍街”的名字来自于英国海军军官爱德华·卑路乍（Edward Belche）。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作为“硫磺号”战舰的船长，参加了攻打广州、舟山等地的战役。在《南京条约》签字之前，他迫不及待、抢先率领英军在香港登陆，宣示英国的占领。此后，他又趁机对中国沿海水域进行了勘测。

这几位英国军官、港督的名字出现在今天的香港，特别刺眼。

那些管治香港的权力，曾经的殖民历史被固化在街名里。而有些港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堂课需要补。

怎么补？首先把这些名字改掉，并不是改所有香港街道名，但对中国罪人的街名，为什么还供者，尊为神明？

香港在历史教育方面长期存在“失忆”的问题，这正是造成今天不少年轻人身份困惑的一个原因。

香港人，尤其年轻一代要认认真真爱国，天经地义爱国，堂堂正正爱国。

也并不是说所有的和英国在港历史的名字都要改，比如太子道，这是纪念1922年访港的爱德华王子而命名。这个爱德华就是“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王爱德华八世，1936年他把王位让给其弟，也就是刚去世的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爹，乔治六世。

乔治六世在香港也有存在，在香港动植物公园里，而公园的原名叫“兵头花园”，当年只有英兵才能去。“兵头”就是港督的俗称。

香港的被殖民历史都隐藏在各种名字中。

最常见的就是跟英女王有关的名字，码头、广场、街道，甚至最繁华的海港都用女王名。

虽然在香港九龙，也有些街道是用中国省市命名，比如广东道、安徽街、上海街、芜湖街等，但终究不多，而且还跟弥敦道、亚皆老街、柯士甸道、窝打老道等交织混杂，中英元素交替出现。

这与内地城市大不相同。例如北京，除了张自忠、赵登禹等极少数抗日英烈之外，再没有以其他现代名人命名的街道，不以国家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道名，毛泽东曾亲自立下过规矩。

在香港，当地人对女王Queen的中文翻译，一直有硬伤，错翻成“皇后”。后来英国人发现，也就将错就错了。

香港人俗称女王叫“事头婆”，是源自公务员对“老板娘”的广东话俗称，把女王看成是全港的“老板娘”。

她曾到过香港两次，第一次是1975年，第二次在1986年，也就是《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两年后，算是她对港人的最后道别。

女王1952年登基，直至香港1997年回归，当了香港人的“事头婆”足足45个年头。

英国侵占香港的一段历史，在不同年龄香港人眼中，有不同感受。

英女王去世，致哀是人之常情。

“事头婆”的影响力在全球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走下坡路，也是事实。

伊利近街等街名还堂而皇之地存在，究竟是一种麻木、健忘、失忆，还是沉迷在“恋殖”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