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1905年-198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少将，江西省莲花县人，被称为“将军农民”。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江西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57年，甘祖昌辞去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职务，带着家人回到阔别20多年的家乡，从此开始了29年的“农民生涯”。
年少闹革命
甘祖昌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6岁时在舅舅的接济下才得以进入村里的私塾读书。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甘祖昌七八岁就开始跟着村里的大人去萍乡挑脚，给富人打短工，挑一些稻谷、大米卖给安源煤矿工人，再挑一些食盐、煤油和鞭炮等东西回来，由富人卖给当地老百姓。这一来一往一百五六十里，翻山越岭，甚是辛苦，他却只能挣到四个铜板的脚力钱。1926年7月，甘祖昌加入农民协会，之后结识了江西省农民协会委员长方志敏。方志敏对甘祖昌说道：“穷人要翻身，就要闹革命！”在方志敏的引导下，甘祖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7年8月，甘祖昌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开启戎马生涯。
土地革命时期，甘祖昌历任江西莲花县独立团军需处处长、湘鄂川黔兵工厂总务科副科长、红六军团工人连副连长、补充团政治处主任、红六军团供给部材料科科长。他先后参加了井冈山斗争、五次反“围剿”作战和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
开辟南泥湾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红军第32军、红军总部特务团一部在陕西省富平县庄里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120师第359旅，甘祖昌历任八路军120师359旅供给部军需科科长、359旅供给部副部长、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供给部副部长。
1939年至1941年间，由于日伪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加上陕北、华北地区连年遭受水、旱、虫等自然灾害，抗日根据地财经状况和部队供应陷入严重困境。为摆脱困境、战胜敌人的封锁，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1940年底，359旅奉命开赴南泥湾垦荒，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艰苦奋战，实行战斗、生产、学习三结合，战胜了重重困难，把一个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了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的好江南”。
当时，组织上交给甘祖昌的任务是负责领导修械所、纺织厂、鞋袜厂等军需工厂，除修械所外，其他都需白手起家。在筹办大光纺织厂时，可谓是一穷二白，一没有原材料、二没有厂房和织布机、三没有熟练的纺织工人。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甘祖昌依然克服重重困难。他找来一个曾学过织布的红军战士崔米兰做师傅，办了一个织布训练班，借用老乡的土织布机，用旧存的一捆棉纱试织成窄面白布。之后，王震旅长从警备团抽调20多名会织布的战士做技术骨干，再从旅直机关抽调部分公勤人员当学徒，还仿造了8架织布机，又到山西购买了一批原料，终于办起了自己的纺织厂，从而在短期内解决了全旅10000多人的穿衣问题。
甘祖昌与社员们在田间讨论生产事宜
在大生产运动中，359旅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被誉为执行党中央屯田政策的模范，同时也创造了宝贵的南泥湾精神，受到了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的热情赞扬。南泥湾精神极大地激发了抗日军民的生产热情，不仅改善了物质生活、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而且对增强劳动观念和组织纪律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为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向新疆进军
1949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开始进军西北，对国民党军实施战略追击。至9月，第一野战军歼灭了西北地区国民党军大部，解放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挺进甘肃河西走廊，主力集结于酒泉、玉门、安西、敦煌一线，威逼新疆。1949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和平解放新疆的主张，并派工作人员赴新疆做促进和平解放工作。9月10日，曾担任过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年初到北平同中共谈判未归的国民党政府首席代表张治中，受毛主席委托“致电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敦促起义。”陶峙岳、包尔汉接受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于9月25～26日在迪化（今乌鲁木齐）先后通电，率所部7万余人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
为稳定新疆局势、巩固国防，第一野战军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由第1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率兵团部和第2、第6军从10月10日起，分别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由甘肃省酒泉、玉门、安西等地向新疆进军，并于11月6日到达迪化。此时，甘祖昌任一兵团后勤部部长。
古语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摆在甘祖昌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解决10万大军的军粮问题。靠内地供给粮食，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办法就是就地筹粮。为了解决这一难题，甘祖昌组织了4个小组，并亲自领导一组人在向导的带领下翻过一座座大雪山向北疆进发，走遍戈壁、踏遍牧场。经过20多天的走访、调查，甘祖昌发现新疆人民已连续3年丰收，但群众把粮食埋在地窖中，不给国民党反动派，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不收他们的羊毛，牧民们就没钱买盐和茶叶。为了解决老百姓的燃眉之急，甘祖昌多次与苏联方面沟通，希望恢复双方通商。在甘祖昌不懈的努力下，苏方终于同意与我军进行贸易。于是，甘祖昌组织人员大量收购牧民的羊毛，用羊毛等物质换取日用品。就这样，牧民们不但得到了实惠，还赢得了尊重，于是大伙纷纷上交了宝贵的粮食，不但顺利解决了10万大军的口粮问题，还密切了人民军队和新疆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
卸甲归田园
新中国成立后，甘祖昌历任新疆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供给处处长、财务处处长，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1955年，甘祖昌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荣获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等荣誉。就这么一个功勋卓著的将军，在他仕途正盛的时候，却多次向组织申请要解甲归田，希望回到老家当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民。
甘祖昌写给组织的回乡务农申请书
1957年，组织批准了甘祖昌将军的申请报告。于是，甘祖昌带着家人，告别了心爱的部队和朝夕相处的战友，轻装踏上归途。经过数次辗转奔波，甘祖昌和家人终于回到了阔别23年的家乡江西莲花县。在这里，甘祖昌放下身段，与农民弟兄一起上山下地干农活，他不再是那个叱咤风云带兵打仗的将军，也不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经济大家，他只是一名挥舞着锄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不平凡的经历铸就了甘祖昌不忘初心的高尚情怀，在回乡务农的29年里，甘祖昌同志经常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一直坚持在劳动的第一线，为家乡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据统计，从1957年至1984年间，甘祖昌一共为家乡的建设捐助了79032元。在那个经济匮乏的年代，他把自己收入的70%多用于公益建设。在甘祖昌的带领下，莲花县先后修建了3座水库、25公里长的渠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等。
艰辛为人民
生活中，甘祖昌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他总是自己种菜自己吃，衣服破了就缝补，至少也得穿10年。有关部门拨出一万七千元，准备给他购置小车，被他谢绝。群众称他的形象是：“一身补丁打赤脚，一根烟斗没有嘴，白罗布手巾肩上搭，走路笔挺快如风。”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严格，不许他们有任何特殊。大女儿甘平荣很想当兵，甘祖昌以指标有限为由拒绝了。平荣提出想去新疆当兵，甘祖昌却说：“新疆有新疆的指标，你插进去，不就打乱了国家的招兵计划吗？”直到后来，平荣在吉安卫生学校读书，部队到学校招卫生兵，她才如愿以偿。
对于乡亲们，甘祖昌总是十分慷慨，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村有个青年叫刘海清，从小因病不能站立，父亲又有肝病，一家人日子过得十分艰难。甘祖昌处处关心刘海清一家，上面派医生来给他看病，他总要把医生带到刘家。为了帮助刘海清站起来，甘祖昌四处寻求名医，在多次救治无果后，他又给刘海清买书订报，出钱请师傅上门教他手艺，鼓励刘海清自强自立。有一次，刘海清的父亲刘新胜生命垂危，甘祖昌亲自在病房里陪伴、照顾，替他出医药费，整整九天九夜，直到刘新胜转危为安。甘祖昌就是这么一个有原则、严于律己又热心助人的老人，即使在他弥留之际，他仍然告诫亲人：“领了工资……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买化肥农药，支援农业……我不要房子，不要给我盖房子……”。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甘祖昌是我们共和国的开国将军，江西籍的老红军。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了将军，但是他坚持回家当农民。我们要弘扬这种艰苦奋斗精神，不仅我们这代人要传承，我们的下一代也要弘扬，要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来源：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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