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邓古村
疫情之后,重返田野,有种久违的亲切。
不过,看似平缓的疫情,依旧一波三折,起初预计的边境田野,最终无法成行,只好退而求其次,由现实的边境转向历史的边陲,云南,大理,诺邓。历史上,诺邓因盐而兴,闻名久矣,而今当盐随处可见,人们不再觉得此物得之不易时,诺邓这一地处三江并流的偏远之地,渐渐被人遗忘,直至近年旅游开发,以及《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再次将世人的目光引向诺邓,这一西南边陲的山乡世界。
刚到诺邓时,客栈小黄发来信息,言及山路难行,是否需要骡子驮运,跑惯田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复不用。可到了山脚,仰望山腰大青树附近的住地,再看看同学们大大小小的行李,只好认输。诺邓依山而建,村民傍山而居,此地“崇山环抱,诺水当前,管重密植,烟火百家,皆傍山构舍,高低起伏,差错不齐,如台焉,如榭焉,一瞩而尽在眼前”——清代云龙知州王泭如此描绘诺邓,如今景色依旧。
诺邓之名,说法甚众,流传最多者,乃诺、邓两姓牧民,最早发现盐卤,引来人户聚居,因此得名,然仅为民间传说,无从考据。而诺邓相关之记载,可见于汉唐史籍,如《蛮书》之“剑川有细诺邓井”,清代笔记亦有云“诺水之阳产邓井”,其中诺水与诺氏相关,邓井因邓氏得名,也有言诺邓为少数民族语,如白族语为“虎儿”,乃远古时期的图腾,彝族语意为“林木茂盛的地方”,而细诺邓也视为阿昌族氏族名称等等。
而今之诺邓,为云龙县诺邓镇下辖的行政村,距县城7公里,距大理165公里,全村分曙光、山后、牛舌坪、诺邓古村四大片区,共18个自然村,25个村民小组,572户,2201人,其中白族占全村人口98.82%。其中曙光、山后、牛舌坪为山地农牧区,诺邓古村为盐井所在地,目前正处旅游开发之中。各自然村最低海拔1910米,最高海拔2930.1米,高差明显,年平均气温16℃左右,年降雨量800毫米,气候温和,可谓青山绿水,惠风和畅。
几近垂直的聚落景观,依稀映射着诺邓的人文地理与历史生态。村口小河与山箐汇合处的盐井和井房,以及围绕盐井而建的灶户、盐房,曾是诺邓制盐的生产中心,家家户户门前铁锅与盐灶,即是诺邓先民“以盐为生”的真实写照,附近的龙王庙、万寿宫(曾为江西会馆)、盐局,还有龙王庙中仅存的国营盐厂的烟囱,也是山脚聚落的重要建筑,承载着村民祈求“卤旺年丰”的记忆,商贾云集的往昔,以及不同时期王朝国家边地治理的印迹。
五井盐课提举司旧址
再往上行,台梯子集市,因地处台梯状山坡而得名,回望历史,如今偏远的山乡诺邓,曾是联通各地的要道,东向大理、昆明,南达临沧、耿马,西至腾冲,再入缅甸,北及丽江、西藏。熬制出来的盐以及米、肉、火腿、酱菜,加上来自周边各地的土产、百货,均在此交易。集市东北向则是明朝在云南所设五井盐课提举司治所旧址,边地食盐的专卖,将中央与边陲置入影响更为深远的政治经济体系。而今,集市与衙门,均成过去,踱步其中,依然能感受到曾经的繁荣。
沿西北再走一段山路,穿过棂星门,沿石阶而上,及至建于乾隆年间的文庙,由主院和厢房构成,原有塑像毁于“文革”,很长时间曾作为村里小学教室,而今小学搬出,在棂星门旁重建,孔子像得以重塑。孔庙一侧为武庙,原建于村口,民国时期搬迁至此,寓意文武昌盛。武庙西侧为玉皇阁,建于嘉靖年间,主体为三层阁楼大殿,清代屡遭祝融,后又复建。殿内玉皇塑像无存,仅留群仙画像。平日村民很少到此,玉皇阁、文武庙均由一道长管理,可惜道长云游,寻隐者不遇。
诺邓文庙
与山体等高线平行的台梯型空间分布,构成了诺邓独特的“天”、“人”、“地”聚落景观,最上为“天”,玉皇、孔圣、武帝,位列于此,诸神尽善;居中为“人”,错落分布着提举司、进士家、木匠家、银匠家、贡爷院、盐局、万寿宫,依稀透着人间烟火气;最下为“地”,盐井、河渠、山箐、卤脉龙王,护佑着世代制盐的诺邓人家。诺邓的聚落景观,也是边陲地带“文明化”进程的历史映照,官收盐课,以及随之形成的贸易网路与社会流动,深深影响着山乡政治,“王土”的书写,使山川、星野、乡贤、宗祠、庙学,定格为标准化的边疆。
盐业之兴,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源交换,经由茶马古道,将诺邓与外界相连。流动人口涌入山乡,落籍当地,不断与土著融合。诺邓“九杨十八姓”,大致于元、明、清时期寓居诺邓,分别来自江苏、福建、江西、河南、四川及云南大理、洱源、邓川、云龙县内宝丰等地。如今的诺邓,常以千年白族村闻名,村民在自认白族时,也存有记录着族群迁徙与地方历史建构的族谱,并引以为傲。在这里,汉、白融合,华、夷交汇,成为理解边陲流动与文明复合的双重印证。
三崇庙
文明之复合、叠加,也反映在诺邓多元、丰富的宗教空间与信仰体系中,“天”、“人”、“地”的聚落分布,既是文明累积的历史进程,也是地方世界宇宙观的缩影。如果说龙王庙以及相关之祭仪,乃诺邓盐业生态、生计与灵力世界的互构,孔庙与祭孔大典乃诺邓被纳入王朝正统,融入“华夏社会”的象征,但终究已成过往,于村民而言,总不及“保此方风调雨顺,佑斯地物阜年丰”的地方保护神——本主。诺邓本主为“敕封本井土主护国安民圣帝”,供奉本主的三崇庙位于“人”景之中,保境护生,村民平素常有求于此,香火旺盛。
初到诺邓,每天都在上山下山,穿梭于“天”、“人”、“地”之间,每次在提举司、盐局、万寿宫、玉皇阁、三崇庙、龙王庙、贡爷院、一颗印、四合五天井驻足遐想,仿佛重回历史现场,感受着边陲的历史与逝去的繁荣。然盐业已逝,山乡依旧,一切好似尘埃落定,归于静谧,村民的生活也重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闲聊中,村民一边向我们诉说山村的辛劳,农作的辛苦,一边笑言“大山的子孙爱大山”。言语朴实,令人感动。世世代代居于此地的人,依旧热爱着这片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山河与土地。
诺邓在变,从盐业到山地农业再到旅游开发。新一轮人群涌入,短暂的停留,不似数百年前的流寓,却带来更多的不确定。身处其中的诺邓村民,开始重新思考过去,审视当下,期望未来。常说自己“没事做”的村民,或许会渐渐忙起来,走出去的村民,或许会渐渐返乡。昔日的盐业与科举,商路与仕途,曾经的内外联通,向上流动,以及文化积淀下的“崇文重教”,将如何面对而今的人口流动与教育内卷?商路依稀,学路安在?居处传统中的诺邓村民,又如何体认现代?
曾经有不少人类学者驻足诺邓,留下不少思考,他们行走山乡,于边陲历史的幽微之处,重写着山乡的故事。久而久之,村民慢慢习惯学者的存在与眼光,客栈黄叔还不断提醒同学,抓紧时间访谈,只要虚心请教,村民大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村民自身也在默默以学者为镜,反观己身,自建家庭生态博物馆,重识历史。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愈加明白,书写诺邓,最难之处,更在于其所呈现的边陲与中心并存之下人口聚集、物资流动、文化交融的社区历程。
山乡驮运
不过,每一代的学子,都会映射着他们所处时代的精神,亦将带出更多新的问题。回到最初遇见的骡子,而今诺邓常见的畜力,无论是旅客行李、日用物品,还是建筑材料,多数还是靠骡子驮运,山居诺邓,不时能听到悦耳的铓铃声。的确,山乡生境中,骡子,是村民最好的伙伴,而人与骡子乃至家畜、禽鸟、花草、作物的互惠、共生,最是常见。但是,旅游开发之下,诺邓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在经历着“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影响下的再度分类与聚合,重新塑造着诺邓村落的物种关系、生境与身处其中的人。
变迁之下,诺邓古村的境况,同样也折射出一系列贯通历史与当下的议题,比如诺邓多元、复杂的宗教信仰和周边社会乃至区域的多重关系;国家政策、民族塑造与历史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汉化”和边地汉族的“少数民族化”;人口流动所带来的文化相遇与杂糅,无论于过去之中心与边缘,或是当下之传统与现代;旅游开发、景观营造之下的文化展演与历史重构;而在边陲社会,面对国家治理,人们又是如何被动员起来,完成社群的自我重组,并寻找适宜的应对方式,延展、生成一套更为有效的生存策略;边地人群流动与寓居的历史记忆与生存心态,又是否会在新的环境中,被再度唤起。
边陲田野,刚刚开始,且行且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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