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推出特别策划《潮水与我》，以家庭相册的方式，记录大国小家的变迁史。本期是湘女李好求上天山的故事。

对于我这样一个87岁的老太太来说，现在的日子平平淡淡，儿女不需操心，孙辈也有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可偶尔翻开以前的相册，思绪就又会飘回那些年代，那一张张面孔也就好像是昨天才刚见面。

口述：李好求 文：马知远 文汶 编辑：马俊岩 实习生：邹文昌

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网在人间工作室出品

我在五十年代拍摄的照片，这是我仅有的单人照片之一。

我的名字叫李好求，取自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1932年出生在湖南省株洲县古岳峰凤仪塘。村里没有学堂，要走路七、八里去上学，上到三年级时，日本人来了，也就没有再上下去。

1958年，我已经在新疆扎根，湖南老家送来除我之外的家人合影，那时我的父母（前排坐者右一右二）仍健在。

1950年冬天，刚满18岁的我在湖南第一妇女生产合作社工作，为军人缝制棉衣棉被。我最初的愿望是去参加抗美援朝，那时街上到处都在宣传，年轻人很受鼓舞。我和几个要好的女孩都报了名，却迟迟没有收到通知。

恰在这时，新疆军区招聘团来了。当时我们对新疆了解很少，只知道那里又偏僻又艰苦，我们几个女孩毅然决然地报了名。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能独立养活自己的地方。因为留在老家，就得早早嫁人，要是想去城市又得当别人的小老婆，这些我都不愿意。新疆可能很艰苦，但我想，别人能活我也就能活。

1951年，新疆军区颁发的应聘证。

我借住在长沙表姐家，家人以为新疆是个未开化的地方，都不同意我去，将我送回乡下严加看管。无奈之下，我只得向父母撒谎，说已经拿了应聘证，如果不去报到就要登报声明。而登报要花钱，家里没钱，只能让我再去一趟将应聘证送还。

就这样，我又一次到了长沙，住在表姐家，还帮她看孩子。第二天，我把她三、四岁的孩子托付给邻居，卷起被子头也不回地去了招聘团报道。就这样，我如愿穿上了军装，成功迈出了西进天山的第一步。

五十年代初，我（左）与湖南一起来的战友，中间是我的大女儿。

经过一番波折，到1951年初，过了春节，我们这一批湖南女兵就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漫漫旅程。一辆解放卡车坐十几个人，车顶没有篷布，我们就坐在军用物资和自己的包裹上。大部分人没有什么随身物品，就是一身棉军装。

冬天太冷，汽车通行不便，我们先到西安休整了一个多月，3月初天气转暖，再次向着西边出发，途经兰州、张掖、天水、安西。一路经过山谷、河流和戈壁滩，也有开着花的人家的院落，我们看着心情愉快，不时会唱起歌。西出玉门关的时候，我看到路边立着一座碑，上面刻着“有志青年到边关去”。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一腔热血、一种信仰、一句鼓舞，就哪里都去得。

五十年代初，我（左）与湖南一起来的战友，中间是我的大女儿。

经过一番波折，到1951年初，过了春节，我们这一批湖南女兵就踏上了前往新疆的漫漫旅程。一辆解放卡车坐十几个人，车顶没有篷布，我们就坐在军用物资和自己的包裹上。大部分人没有什么随身物品，就是一身棉军装。

冬天太冷，汽车通行不便，我们先到西安休整了一个多月，3月初天气转暖，再次向着西边出发，途经兰州、张掖、天水、安西。一路经过山谷、河流和戈壁滩，也有开着花的人家的院落，我们看着心情愉快，不时会唱起歌。西出玉门关的时候，我看到路边立着一座碑，上面刻着“有志青年到边关去”。那个年代的人就是这样，一腔热血、一种信仰、一句鼓舞，就哪里都去得。

我和刘月山的结婚证书。

1952年，从山东来了两百多女兵，我被调去做辅导教员，教她们拼音扫盲。因为教得好，营里还给记了一个二等功。

就是这一年，我遇到了刘月山，然后就一起走了一辈子。

刘月山是山西人，1921年生，1942年8月参加八路军投身革命，1945年入党，到新疆之前参加过白晋破击战，晋西南黄河保卫战、晋中战役、晋北战役、延安保卫战，荔北、西府等战斗战役。

有一天，他突然找我谈话，说彼此都是农民出身，有没有意愿在一起，同意就点头，不同意就摇头，我当时没点头也没摇头，他以为我默认了。我不想那么早结婚，也有点儿嫌弃他长相老气，还特别严肃。谁知道没过多久他直接在党委会上公布和我建立了恋爱关系。

五十年代初，我怀抱大女儿与丈夫刘月山合影。

即便有了“恋爱关系”，我们见面也是客客气气地说话，极少单独在一起，他也只给我送过一块四四方方的白手绢，就这样到了年底，团里帮忙准备了房子。记得一天，我跑去女兵连看电影，一个通讯员骑自行车喊我晚上去结婚，我心想，结婚就结婚，电影还不让人看完啊。

结婚的房间里有红烛和喜字，另附两张“除四害”的海报，床上是两床红绸被子，底下是自己破了洞的被子。那时候工作第一，第二天天不亮，他就骑着马走了，我也把自己的铺盖一卷回了女兵连。

1953年，刘月山在市场上买回来一条旧床单，那是我们的第一件个人财产。那时候在部队是没有工资的，女同志才会有一些优待，也不过是发一些麻纸（用一个袋子缝上当卫生巾用）。直到1953年下半年，我第一次领到工资，买了一件紫红色的绒衣。

1953年，我的立功证书内页。

1954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立，有一些师团整体转为建设兵团，没转的叫国防军，后面再从湖南来的女兵基本都去了建设兵团，像我这样始终留在国防军的湖南女兵不多。

这年2月份，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是个女孩。孩子一满月我就开始上班，上午学文化，下午教别人。1955年我复员到莎车团委做人事工作，而刘月山则被调到军区团里当政治部主任，后一年又升了主任、副政委。

1959年，我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一个去喀什工农班学文化的机会，大部分是初中课，想去学文化还会被降低百分之三十的工资。我报了名，把两个女儿放在托儿所全托，儿子请了保姆照看，每个星期天回来看一眼。

1960年，我和老伴还有维族保姆库尔罕合影，抱着的从左边是二女儿、大女儿、儿子。

1960年初，刘月山去西藏阿里剿匪，而我在喀什上学。那时两个女儿都上了小学，儿子由一位维吾尔族保姆带，她的名字叫库尔罕，懂一点汉话。当时我的工资是54块钱，给库尔罕就有28块，后来甚至给到40块，就是想着给多一些她照顾孩子也会尽心一些。我儿子三岁之前基本不会说汉语，张口就是维语。

上世纪六十年代，刘月山赴西藏阿里地区剿匪，在山中与战友合影。

在西藏，野战军任务繁重、非常辛苦。 1960年底，刘月山回到莎车。谁知他第二天就突发脑血栓，被紧急送到喀什十二医院，紧接着又转到乌鲁木齐，病情终于稳定下来。尽管疾病治愈，但一到夏天他就头疼得无法入眠，后来被调到军区所属某部一家单位担任政委，这个单位是监听敌方电台的。

1961年，我和刘月山在新疆莎车的合影。

自从和刘月山结婚，我的工作就是随着他的脚步在不断变动。在莎车县团委工作时，正赶上“除四害”，我就在全县各处跑，动员青年们“除四害”，也一起参与抓老鼠、打苍蝇、灭麻雀。后来我又跟着老刘的脚步来到疏勒县，在供销社工作，负责收购和加工棉花，收来的棉花堆得非常高，像一座座大山一样，看着心里就高兴。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刘月山在博乐家中看书。

再后来刘月山又调到博尔塔拉军分区担任政治部主任，我的工作也跟着一起调动到博乐县供销社，主要负责的还是人事和思想政治工作。

1966年到1969年，中苏关系突然紧张，我们把儿子和小女儿送回了湖南老家。在新疆，各个单位和生活的地方都在战备、挖地道，地道挖得非常长，有的现在还在。

1983年，我与大女儿、二女儿在西安家门前合影。

六七十年代，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此时刘月山已经在部队担任领导职务，家里条件也不错，子女们完全可以不去下乡，但孩子们都没有这样选择。在新疆军区师以上干部子女中，我的二女儿是第一个下乡的。

1973年8月，二女儿作为优秀知识青年下乡前，我帮着收拾行李，老伴在与她谈心。

二女儿下乡的地方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族自治州博乐县星火公社团结大队第四小队。那时候，所有人都愿意和二女儿一起干活，因为她为人实在、肯出力气，往往比男同志干得活还多。可是也因为太实在，在当地修筑水坝时挑土，男同志扛100斤她也扛100斤，结果就落下了腰伤，到现在也没有痊愈。我儿子当时也在下乡，有一次骑着自行车去看他二姐，发现二姐所在公社条件极其艰苦，睡的床铺是稻草铺的，饭菜也没有油水。

相比之下，儿子下乡的公社条件就好很多。他比姐姐晚两年，1975年下乡，去的是博乐县的前进牧场，因为是国营牧场，不用担心工分，吃饭也不成问题。虽然生活条件好一些，但是干的活也不轻松，刚十几岁的小伙子，就得上山伐木，那皮肤晒得特别黑。

1982年，我与老伴在西湖游玩，这也是一生中难得的闲暇时光。

我们这一家，从成为一家人那天起就开始“长征”，过上几年就会换一个地方工作生活。但我们都觉得，只要有家人在的地方就是家。

1978年刘月山从博乐离休，我们一家人跟着他搬到了乌鲁木齐的新疆军区干休所。我的工作也随之调到乌鲁木齐红旗帆布厂，担任办公室主任。我这个人做人比较公正，没什么私心，当时帆布厂第一次分房，厂长和后勤主任分不下去，把这摊子交给我，我就组织工人、家属们一起制定分房条件和框框，符合条件的就排在前面，最后成功完成任务。

1980年，老伴与大女儿、女婿合影。

我的四个子女都在新疆莎车县出生，大女儿性格沉稳坚毅，年轻时和她爸爸一样选择了从军，还作为军区代表参加过全军运动会。转业后她一直在陕西省审计厅工作，以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著称。大女儿那时已为人母，一边带着大孙女，一边看书自习，取得了审计师资格证。

1982年，我与二女儿在西安家中合影。

二女儿温厚勤恳，下过乡、当过民兵排长也拿过枪，在1975年被分别评为全县、全州和全疆优秀知识青年。也是在那一年9月，她考上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做了人民教师，现在已经是一名新闻学教授。

1985年，我与老伴、大女儿、儿子、大孙女、孙子在西安家中合影。

我儿子小时候顽皮又内向，不太爱说话。在成人后却也不输两位姐姐，大学毕业后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工作，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他边工作边努力，读完了硕士又读博士，到现在干了几十年，已经在他的专业领域鼎鼎有名。

1992年，在西安家中为老伴庆祝生日，大女儿、小女儿都在，大女儿在拍照。

我最小的女儿1963年出生，1987年参军至今，英姿飒爽不输男儿，退休前已在解放军某部成为师级干部，不输她父亲，也干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1985年，大孙女和孙子在西安的公园中玩耍。

1982年12月30日，我们随新疆军区干休所迁到气候更适宜的西安，这也是我初进新疆时休整的地方。隔年，我的大孙女就在这出生了。在西安我们的日子过得比较安宁，在小院里种了菜、果树，还养了几株月季花，一家人时常能吃上青菜、豆角、西红柿。刘月山种下几颗葡萄藤，结出的紫葡萄又大又甜，几个孙辈都喜欢吃。

1985年，和老伴带着孙子在西安动物园玩。

我家里的小院成了孙辈们童年的摇篮，一个孙子三个孙女，都在这儿生活、学习过。另外，我们家有个习惯，无论是儿子的孩子，还是女儿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孙子女，他们都叫我们爷爷奶奶。

有时候天气好，我们就带上孙子孙女去公园、动物园，看动物、野餐、坐过山车。这些都是他们最喜欢的事，每次玩一天都玩不够。后来西安开了肯德基，我们带孙子孙女去吃，他们可是喜欢得不得了。

1986年，我和孙子、孙女在家中小院。

我觉得这辈子给国家工作一点都不吃亏，家里在乌鲁木齐时就买了一个8寸的彩电，到1984年孙子出生那会儿就有了12寸的，等到孙子上小学时已经有了18寸的大彩电。

冰箱也是到西安以后就一直在用，那会儿刘月山宠他孙子，到了夏天一箱一箱地往家买汽水和棒冰给孙子吃喝，我劝也不听。孙子一到家就咕咚咕咚灌汽水喝，喝完再吃那凉凉的棒冰，结果可好，那年去医院查出来贫血，医生说就是喝汽水喝的。

1991年，大孙女与孙子在西安的家中看书.。

1984年出生的孙子可以算是家里最调皮的一个了，他是我二女儿生的，因为她在新疆工作，这孩子就一直跟着我和老伴长大。他从小在院里上窜下跳，伙房养的猪他要去用石子扔，结果把那猪扔急了从猪圈里跳出来追他；他还偷着骑厨师进货的三轮车，骑到草丛里骑不动，跳下车被草丛里的钉子扎进脚丫子，还笑嘻嘻单腿跳着回来，吓我一跳。

几个孙女就让人省心很多，个个听话懂事，聪明伶俐。在这个小院里，葡萄架上的秋千、房边的沙坑、房前的小菜地，都是他们童年玩耍嬉戏的地方，就是一到夏天蚊子多，一不小心就被咬一串包。

1990年，我和小女儿与孙子一起在西安家中合影。

我最小的女儿是从这座小院里出嫁的。那天我们都很高兴，可没想到我的孙子成了个“小叛徒”，小姨夫刚到，还没给红包，他就主动把小姨闺房的钥匙交了出去，还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想起来就好笑。

1990年，老伴与二孙女在西安家中乘凉，背后是他亲手种的葡萄藤。

孩子们的爸爸刘月山是在2005年夏天走的，他戎马半生，能在和平年代安享晚年、在亲人们的陪伴下安详地离开也是一件幸运的事。

1997年，我们与4个孙辈在西安家中合影。

这日子到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好像一下子脚步快了许多，生活越来越好，孙子孙女们也一个个长大成人，好像前一眼还在襁褓之中，后一眼也就组建了自己的家庭。

现如今孙辈们传承了革命家庭四海为家的传统，最小的孙女在北京，大孙女在海口、孙子在内蒙古、二孙女则在成都扎了根，天南地北，但时不常的通个电话视个频，也是开心的事。每到春节，他们就都像候鸟一样飞回我身边，过一个热闹团圆的春节。

2003年春节，与部分家人合影。

子女们都事业有成，孙辈们也都算争气，我现在每天也不闲着，在家种种菜、写写字，从2006年开始，我还在老年大学学习书法、绘画和一些新知识，到现在13年过去，我已经是老年大学的“最年长学员”，人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时代。

现在已经是2019年尾声，合上我们这一大家子的相册，接下来还要去院子里溜达、锻炼锻炼，回来再看看新闻，这样平淡的日子一天天地过，也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