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自山东登陆，进攻胶州湾，占领青岛和胶济路沿线城市，趁机夺取德国在华利益。

1917年至1918年间，日本为北洋政府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西原借款”。1918年5月，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议》，全国舆论为之哗然，反对之声不绝于耳。

5月21日，两千名多名在京大学生列队来到新华门请愿，要求公布协议内容，并废除协议条款。冯国璋在居仁堂亲自接见了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熊梦飞等十三名代表，向他们保证政府不曾做过也不会去做伤害国家利益的事情，以安抚学生情绪。

这是近代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请愿运动，标志着新式知识分子和其它社会势力合作救亡图存的开始，是五四运动的前奏。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是领导五四运动的中枢，段锡朋、傅斯年、罗家伦三人被称为五四时代的“北大三杰”；段锡朋、和傅斯年、罗家伦、狄膺又并称为五四时代的“四大金刚”。

1919年初，一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国内南北和谈陷入僵局，巴黎和会又无端也卖中国山东权益给日本。在双重失望之下，国人群情激愤。国家民族危在旦夕，拯救民族危亡唯有依靠国民。国民社和新潮社两个社团决定联合各校学生走上街头，通过示威游行尽国民之责任，向北洋政府和国际社会施加压力。

5月4日清晨，段锡朋和其它十二所高校学生代表来到堂子胡同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商议请愿。下午1时，三千多名学生聚集天安门，北京高等师范大学、汇文大学最早到达，北京大学到得最晚，但在流行中充当领导角色。段锡朋被推为大会主席，傅斯年为游行总指挥。现场学生代表谢绍民含泪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声泪俱下，令人动容，激发了全体学生的爱国激情。

北京大学遂推举段锡朋、罗家伦、狄膺、许德珩四位代表前往东交民巷官员商谈。等人和当地中国官员通过数次电话交流后，终被允许进入美国使馆见美国公使。然而当天是星期天，公使不在。段锡朋等学生代表只好留下话帖，表示中国人民对日本抢占山东的激愤。随后学生代表又到英、法、意三国公使馆，各国公使都不在。

                                           左二为罗家伦

烈日下的学生苦等两个多小小时，依然无法获得行经东交民巷游行示威许可证，。与此同时，北洋军警已重重包围东交民巷入口，企图武力强迫。

无奈、失望、气愤交织在学生心头，他们发现，国家尚未沦陷，国土已经不能自由通行。于是议论声中学生把矛盾的焦点逐渐聚集到亲日官员身上，忽有人大呼：“大家去外交部，去曹汝霖家！”大家正好是无处发泄情绪，遂一呼而百应。

于是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掉转向北，直奔曹宅赵家楼。学生冲破军警，痛打正在曹宅的章宗祥。这里要记住一名可能已被历史遗忘了的人，此人是湖南邵阳人匡互生。他是第一个翻墙进入赵家楼，并纵火烧赵家楼的学生。

匡互生（1891—1933），字人俊，号务逊，又号日休，湖南邵阳人。1891年11月1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天台山，他“奋然而起，作点革命的工作”，始于辛亥之役。辛亥革命时，曾跟长沙革命军攻巡抚衙门。1913年在邵阳中学读书时作文痛骂北洋军阀。匡互生来自清末民初革新风气最为硬朗的省份之一湖南省，当时的湖南省可以说是群星灿烂。他是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五四运动天安门大会和会后游行的三位主要组织者之一。1919年夏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1933年4月22日病逝于上海。他冒着生命、前途的危险，想给国人留下一些正气，他还是做到了！

著名散文家朱自清先生在《哀互生》一文中写道:“互生最叫我们记念的是他做人的态度。他本是一副铜筋铁骨，黑皮肤衬着那一套大布之衣，看去像个乡下人。他心里那一团火，是热，是力，是光。”

五四以后，学运成为社会革新重要力量，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空前激发，展现出民族团结的新气象。6月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这里又不得不提当时在谈判会上的中国近代杰出外交家顾维钧，他的那句经典的辩论又在笔者耳朵响起：“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撒冷一样！当年顾先生年方3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