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在富豪那里，可能蜕变成资本的“助推器”。

娱乐记者甘比与“大刘”刘銮雄结婚，被赠送巨额财富，一举成为香港女首富，而康泰生物董事长杜伟民和妻子袁莉萍离婚，分割股份的市值达235.54亿元，创造了中国A股市场最高“分手费”纪录，直接将已经移民的袁莉萍送上加拿大第三女富豪的位置。

“天价离婚案”背后，杜伟民在业界有“疫苗皇帝”的名号。据“2020胡润百富榜”显示，杜伟民以390亿元身家，位列榜单第119名，较去年增涨145亿元。

引人好奇的是，农民家庭出身的杜伟民，究竟是如何“创富”的？

1.

杜伟民的创富故事，用“开挂”来形容再妥帖不过。

1963年，杜伟民出生于江西吉安一个贫困的农村家庭。1984年，他考入江西省卫生学校检验专业，1987年被分配到江西省卫生防疫站从事环境检验工作。

上世纪90年代，“下海”成为热潮，杜伟民果断辞职，成为一名疫苗营销业务员。对于早期下海的经历，2014年在《江西日报》一篇报道中，杜伟民回忆称：“刚开始，我给人家做疫苗销售业务员，全省各地到处跑。累了，就找个有桌子的地方趴一会儿，或者坐在凳子上睡几分钟，最艰难的时候连5元钱的招待所都舍不得住。”

杜伟民供职的公司，正是日后因疫苗造假事件而臭名昭著的长生生物。

因为手握甲肝、狂犬病疫苗，长生生物就像一条“印钞机流水线”，“打工人”杜伟民凭借这一巨大红利，高举高打，一路做到销售总监。

2001年，杜伟民遇到了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河南开封龙亭区卫生防疫站的副站长韩刚君。二人合伙开了一家小公司，并以43.9万元的价格，获得长生生物0.68%的股权，成为公司的小股东。

随后，韩刚君又单独出资1932万元，拿下长生生物30%的股权，一跃而成公司第二大股东。这个价格低得离谱，要知道，2003年，长生生物的净利润高达1888.3万元。

更不可思议的是，2003年，长生生物董事长高俊芳拿出4000多万，要将长生生物私有化。2007年，第二大股东韩刚君非常配合地将股权低价转给了高俊芳，帮助其完成私有化。

看起来，这些“情节”和杜伟民没有什么勾连。但是，在高俊芳启动长生生物私有化的当口，2003年，杜伟民实现财务自由，举家迁往加拿大，同时期，他投资企业，出手动辄上千万，保守估计身家已经破亿。

从5元钱都舍不得花，到身家破亿，短短几年时间，杜伟民是怎么攫取财富的？

靠工资是不可能的，明面上也看不出什么线索。2007年，杜伟民将和韩刚君合股开的公司持有的长生生物股权以54.74万元价格转让。如果没有分红，杜伟民从中仅获利5万余元。

即便如此，杜伟民的大哥杜牛仔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杜伟民的第一桶金来自长生生物”。

这“第一桶金”价值过亿，却难觅来路。可供参考的是，《中国新闻周刊》曾报道，有知情人士爆料，杜伟民、韩刚君在长生任职期间，高俊芳曾为二人留下一个疫苗车间，让他们承包。

2.

如果说隐秘的“第一桶金”，让杜伟民完成了原始积累，那么，资本市场的闪展腾挪，则让杜伟民大放异彩。

长生生物之后，远在加拿大的杜伟民再度联手韩刚君，按照高俊芳的“套路”，对刚刚拿到狂犬病疫苗生产资质的常药延申进行私有化。

这一次，二人成为绝对主角，2006年，牵头重组常药延申，将其更名为江苏延申，分别占股34.5%，韩刚君担任董事长。

价格低得离谱，还是原来的配方。重组期间，2003年至2006年，延申生物的净利润总额高达8400万元，可重组估值只有2222万元，二人只花2000万就获得了90%的股权。

杜伟民、韩刚君的目标是将公司送上市。不曾想，一场假疫苗风波突然而至，江苏延申被查出五批产品涉嫌造假，二人上市梦碎。

但是，杜伟民不亏反赚。在风波前夕，他便出让股权，套现2个亿。

尝到甜头的杜伟民，2007年，卖掉加拿大房产，举家回国。此前，他远程遥控设立了一家名叫民海生物的公司，这次回国，他没有和韩刚君合作，而是牵手疫苗界的“高人”郑海发。郑海发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鉴定所（中检院前身，负责疫苗产品审批）工作了十多年，司职生物制品检定组组长。

借助郑海发的资源，民海生物狂飙突进，先是获得了国家“十一五”863课题的百白破疫苗项目，后又独家引进国际疫苗巨头赛诺菲斯德的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全套技术，从荷兰Intravacc公司引进脊灰灭活疫苗技术等。没有一款产品面世，民海生物却风生水起。

2008年，杜伟民利用民海生物，和康泰生物进行重组。

康泰生物增发1.82亿股，民海生物用一堆技术作价2.43亿元，以全部股权认购这些股份。换句话说，杜伟民没有花一分钱，却拿下康泰生物38.75%的股权，成为公司实控人。

更匪夷所思的是，重组完成后，康泰生物五大原股东股权被稀释超一半，不仅没有怨言，还纷纷以亏本价把剩余股权转让给杜伟民。2009年，杜伟民成为康泰生物法定代表人，担任董事长。

截止2011年，杜伟民获得康泰生物85.2%的股权。他付出的总成本仅有3.68亿元（包括增资民海生物花费的7600万元）。

几个月后，杜伟民转让了部分股权，转让给一些神秘自然人时，是1.72元每股的超低价；转给给机构，则是12元至15元不等的超高价。来回一倒手，凭空狂赚七八倍，堪称股神级水平。

四年时间，杜伟民空手套白狼，获得康泰生物62.16%的股权，同时获利约1.6亿元。

然而，这只是杜伟民创富故事的“小高潮”，2017年2月，康泰生物成功上市，其财富迅速膨胀。

康泰生物上市后，股价从3.29元的发行价，一路暴涨到最高峰时的249元/股，即使今年8月开始下跌，截至12月15日收盘，仍达156.55元/股。三年多时间，股价涨了47.5倍，总市值达1071.24亿元。

与此同时，杜伟民身家水涨船高，离婚前总资产超过500亿元。

3.

康泰生物上市前夕，证监会提出了一系列质疑，包括康泰生物此前所存在的股权代持、IPO前夕频繁的股权转让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和国资流失等多个敏感问题。

对于这些质疑，康泰生物始终没有给出充分解释，却没有影响其登陆二级市场。

从长生生物，到江苏延申，再到康泰生物，杜伟民都是以极低的价格重组老牌疫苗国企，接着通过股权转让、冲击上市等方式牟取暴利。每一次，都遭遇了较大波折，杜伟民却能安全脱身。

影响最为深远的，当属2018年长生生物疫苗造假事件。前后15人被抓，长生生物摘牌退市，高俊芳也付出应有的代价，而这一切和杜伟民已经没有关系，他从其中赚到“第一桶金”，早在2007年就已全身而退。

第二次，是在2009年，大连疫苗风波中，江苏延申被发现又五批产品涉嫌造假。此时，已经有18万支疫苗全部被注射进病人体内。

当时，延申的产品没被召回，也没有对受害者进行追踪和补偿，只因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江苏延申被处罚金300万元，总经理和五名员工被判刑，杜伟民不仅安然无恙，还提前转让股份，套现2亿。

杜伟民一次次“安全过关”，媒体形容他是“危机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唯一的一次“失算”，是他卷入一场行贿案件。

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国家相关部门前领导尹红章曾分别单独、伙同他人收受杜伟民30万元、17万元钱款，为杜伟民公司在药品申报审批事宜上提供“帮助”。2017年，尹红章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50万元，而尹红章的老上司，正是因长生生物疫苗造假落马的人员。

饶有意味的是，媒体向康泰生物董秘核实杜伟民贿赂一事，董秘回应，“此事与公司无关，希望媒体不要炒作，置国民健康于不顾，影响国民接种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