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恋观念演化的轨迹，颇能反映出人们整体思想观念演化的轨迹。旁的不说，仅就中国近百年历史看，对师生恋的态度跌宕起伏，褒贬不一。清朝时期，这是大逆不道。《清实录》载：“师与子对闻默止，不言语，有人出屏后，嚷嚷曰：‘闺阁中事，岂容师子，当报’。”这里的“师子”，是指老师和女学生，当时仅仅“对闻默止，不言语”，就会被旁人看作大逆不道，其严苛程度，可见一斑。民国时期，师生恋突然万理灿然。当时不少大家都有师生恋的经历，例如鲁迅和许广平，然而并未被人贬低。再之后的数十年里，师生恋又经历了各种起伏。从被人嘲笑，到逐渐成为调侃的话题。时至今日，竟然越发轻松了起来，甚至掺杂了些浪漫气息。
其实中国历史上对师生恋态度和观念的演化规律，与近代百年并无不同。从大的循环周期看，也经历了开放、压抑、再开放、再压抑的过程。先秦时期，由于儒家学说没有成为正统伦理思想观念，人们的伦理观念相对淡薄，对师生恋这种问题也并不讳莫如深。《诗经》中“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当时的男女交往，非常朴实开放，经中所言窈窕淑女的理想配偶，只是“君子”。而当时的君子，也并不像后来儒家中所强调的必须遵循“男女有别”的伦理观念。相反，当时类似的现象非常普遍，例如，《国语·吴语》载：“有好妇，夫吝，从贤良君子，随征伐”，可见即便婚中追随了贤良君子，也并不羞耻。
儒家思想占据高峰后，师生恋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社会严厉排斥和打击的对象。儒家思想通过树立仁义礼智的伦理观念，强化男尊女卑的思想，达到这个目的。《论语·里仁》载：“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随后又将仁定义为：“克己复礼”，而克己复礼的内涵，在儒家思想中再清晰不过，《孟子》载：“师者，尊也，苟女子信之，夫妇有别也”，这里的夫妇，就特指老师和学生。在儒家思想统治下，上迄春秋之末，下至魏晋南朝，师生之间的恋情都是被严厉打击和禁止的。东汉末年，天下分崩离析，乱世之中，人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在看清了世间真相无非“活着”二字后，一切伦理观念和既成框架，崩塌了。
例如，《北齐书》载：“北齐李湛，为祭酒费通女思师，思尝兴湛，与合，祭酒闻，不斥，曰：‘男女嫁娶，寿终之衣，今尔有意，以女妻汝。’”费通不但不计较其友人李湛背过自己与女儿费思相爱，甚至主动将女儿嫁给李湛。当然，李湛与费思是真情实意，而当时那些虚情假意的、仅仅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发生的事，也是不被社会认可的。例如《三国志·吕布传》载：“卓尝使布守中阁，布与卓侍婢私通，恐事发觉，心不自安”，这里，吕布与董卓侍婢私通而心不自安，显然是由于他和侍婢没有感情，这样的事即便在伦理观念淡薄的魏晋时期，也是不被人接受的。众所周知，魏晋南朝之后，中国在唐朝又迎来了一次观念开放的高峰。及至宋朝，程朱理学对整个思想界的再次钳制，使师生恋这种事，又成为社会中的毒瘤。而这种面貌，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
民国时期，师生恋的闸门再次被洪水冲开。北京北吉初中女学生袁行恕，就是一位。袁行恕“是那个年代大家闺秀完美的典范之一……家族背景雄厚，祖父受赐‘军机大臣行走权’，父亲是中国现代银行业的主要发起者和创办者之一。拥有那个年代令人羡慕的老宅和洋宅……天资聪颖，落落大方，亭亭玉立。”不过《民国旧事》没有说的是，这样一位年仅十三岁的女孩，还是一位感情和思想上的大胆尝试者与革新者。在北吉中学的学生时代里，袁行恕深深爱上了自己的国文老师陈致平。当年的陈致平大袁行恕九岁，也是一位二十出头的青年。袁行恕后来回忆说：“他在那里站着，我无法抑制地羞红了脸，低下了头。我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都是枉然，有什么用呢，他长我九岁，又是我的老师，然而杜君和林君不也曾告诉过我，这不是过去的年代了么？”
从袁行恕少女的希冀和感情的挣扎中，能够看出她对陈致平深深的爱意。对一个初中学生来说，这样的爱意是不容易消散的。后来，袁行恕给陈致平写信，托自己的朋友给他——匿名地写。陈致平知道袁行恕的心意后，像教导妹妹一样教导她。然而这样的教导，适得其反，陈致平竟也慢慢爱上了她。袁行恕毕业时，他们有了孩子。虽然那个年代的自由恋爱比较普遍，但未婚先有孩子的事，依然讳莫如深。陈致平和袁行恕决定将孩子做掉，后来却发现是龙凤胎，于是打消了念头。——幸亏如此，否则几十年后，我们就无法看到《窗外》和《庭院深深》这样的佳作，也无法领略到《还珠格格》的精彩。没错，他们的女儿，正是举世闻名、无人不晓的著名女作家，琼瑶（本名陈喆），她的弟弟，名叫陈钰。
从中国历史上师生恋思想观念的不断演化，可以看出人们思想中一些根深蒂固的地方。首当其冲的，就是惯性思维。著名心理学家勒庞在其著作《乌合之众》里写道：“惯性思维是人类获取安全感的钥匙之一。由于人类的许多行为在根本层面上是由不安全感和担忧支配的，惯性思维的产生就不足为奇了。当一个人走在街上，看见一群人在围观某件事情时，他脑袋里浮现的，绝不会是‘那是一群无聊的人，我应该避而远之’，相反，他会不由自主地凑上前去，看个究竟。他之所以这么做，好奇心只是次要原因，真正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的担忧：‘别人都去看了，我有什么理由拒绝？难道我是个异类吗？’是的，他在担忧被别人抛弃。”
师生恋的压力，一部分来自外部环境，一部分来自自我矛盾。当整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都在严厉批评师生恋的行为时，这种行为就会被贴上“不合理行为”、“不应该如此”、“本不该如此”等等标签，这些标签一旦深入人心，就会成为人们的认知习惯，也就是惯性思维。惯性思维的最大好处，是能带给人们充足的安全感。当人们习惯了一件事后，就会通过不断重复，来加强这件事的合理性，此时，安全感来了，人们在潜意识里告诉自己：“我做的事，符合一贯的、正常的逻辑，是被别人接受和认可的。以及，我不是个异类和怪物。”
再以魏晋南朝时期为例，当时整个社会对师生恋这种事情的相对淡薄，导致了陷入这种事件中的主角们，受到的内部和外部压力都大大减少。《魏书》载：“时人有名师评议之风，富族女子为显名者，皆拜名师学，有师女通者，曰：‘今人相啖食，而不知耻，婚丧嫁娶，流行自如，吾侪倾心托付，当无不道’”，这就是社会主流观念带来的巨大效应。乱世时期，由于生存压力巨大，人们往往需要排解，因此社会主流观念会更加开放，对师生相爱这种事，也就更能包容，或者说，更能说服自己。
除惯性思维外，社会主动引导，也是导致师生恋的主观评价在历史上反复变迁的重要原因。武克曼在《社会心理学》中写道：“当一个社会需要它的人民接纳一种观念时，它就会通过各种手段，无孔不入地向人们灌输这种观念。它会通过有声的、无声的、有形的、无形的各种方式，进行灌输。”武克曼这里所说的，完全适用于师生恋这种事。当整个社会决定拒绝这种感情——无论当事人的感情是不是真挚的——它都是不被允许的。社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压抑和扼杀这种感情。
以中国历史上思想十分传统的宋朝为例。宋朝时期，中国出了位圣人：朱熹。这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教育家，一生贡献无数，不必赘言。但他的思想实际也是把双刃剑。《朱子全书》中写道：“夫道广而博，理简而精，君臣父子，男女有别，违此，即去道远矣”，朱熹这里强调的“道”，就是他所阐述的天理，其内涵之一，就是后人常说的“灭人欲”。师生恋的产生，除非有另类而邪恶的缘由，皆是自然而然的，是人的本性流露，并无任何对错。而在朱熹那里，这种事即便会产生，但也应该被人们强行抹杀，强行压抑，否则就是“去道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