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瞎子呢。”10年前的东莞，离开音乐震耳欲聋的溜冰场，安小蕙附到堂姐身边，轻声提醒她说。
姐妹俩说的是身边的“杀马特”少年：斜刘海染了颜色，遮住一只眼睛，属于“视觉系”风格。在溜冰场昏暗的灯光下，少年还颇耐看，而且他对安小蕙姐妹感兴趣，在巨大的音乐声中冲她们吼：“我请你们喝奶茶。”
安小蕙想喝奶茶，可她又觉得少年被刘海遮住的眼睛有异常。出了门，她玩笑似的拍了拍他的头，那只眼露了出来——确实是半盲的人。安小蕙和堂姐对他再无兴趣，一起跑得远远。
这时的安小蕙十四五岁，很瘦小，刚学会在溜冰场与“靓仔”们搭讪。凭着特别的发型，源源不断地有男孩请她吃饭、喝奶茶，都是附近的打工青年。
后来，她回到厂里上班去。十年后，安小蕙出现在纪导演李一凡的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李一凡说，一开始以为“杀马特”是倔强的嬉皮士，后来发现只是年轻工人疲惫时的消遣。他们都是他以前没拍成的留守儿童。
在3块钱一晚的溜冰场内外，“杀马特”们喝酒、打架、找男女朋友。等到次日天亮，多数人会把尖耸的头发放倒，洗软，回到流水线做沉默的打工人。被夸张打扮和机械的重复劳作包裹住的，是他们各自的伤心。
杀马特青年。受访者供图
等在工厂门口的女孩
“我们对‘杀马特’有理解上的误区。”李一凡对记者说，“他们不是每天都顶着那种头发的……只有周末去溜冰场，才吹那种头型。”
广东燠热，如果不持续地喷大量发胶，坚硬的发型很快就倒塌了。生产繁忙的时候，很多“杀马特”每个月只有一天休息，他们平时只是披着长发。
杀马特青年。 受访者供图
“第一年去，做服装厂是最累的，他*的，下午五点多开始上班上到第二天七点半，他*的，到了凌晨一两点钟很困的……”在李一凡的镜头前，一位“杀马特”说道。
李一凡发现，玩起“杀马特”以后，一些年轻工人变得对挣钱不上心，“房子车子的事情就都不去想了” 。
他的理解是，年轻一辈的农民工不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有明确目标——挣钱在老家盖房子，让儿子娶媳妇。他们十多岁出来打工，没有孩子，跨越阶层显得遥不可及。
“我堂姐就是老二，她有个弟，有个哥，她被折磨得好惨的。”安小蕙对记者说。她在广东惠州学会玩“杀马特”，后来到东莞投奔在电子厂打工的堂姐，带着堂姐一起玩。堂姐逐渐地不再向在四川凉山的老家寄钱。
堂姐也不过十八岁左右。两个女孩一起租住在农民房里。安小蕙记得，那栋楼里住着很多的情侣。“肯定没有结婚。”她回忆，“看脸都十几岁的模样，办不了结婚证。”
下午五点，安小蕙顶着“杀马特”发型，准备去溜冰场玩。这时，成双成对的同龄人穿着工厂的制服经过她，有的女孩对她的头发指指点点，她们的男朋友有的附和着女友，也有的偷偷地瞟安小蕙，胆大的还会迎上去：这头发是真的吗，能不能拉一下？可以合个影吗？
这是带摄像头的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的一年。安小蕙钟爱自己创造的发型，她和堂姐的出租屋里横躺着很多发胶瓶，她有几个月什么也不干，就研究头发。“理发店做不出来那种发型的。”她说，正确的步骤是先去烫一个爆炸头，然后自己把头发一层一层地向上梳，一手固定几缕头发，一手喷发胶，熟练以后，竖起的头发“方向可以任意切换”，造型千变万化。
她的发型随着心情变化，两三天就换一个。不过，安小蕙喜欢比较“甜”的样子：齐刘海，刘海的两侧有很长的一缕头发垂下，头顶松松地堆一个桃心出来。
安小蕙喜欢自己比较“甜”的样子 受访者供图
走几步路就可以到溜冰场。溜的是旱冰，七彩的灯球摇摇晃晃地旋转，音乐节奏很快，年轻男女一边转圈，一边看边上人的发型。如果觉得好看：“靓仔，拉一下吧？”安小蕙转着圈，伸出她的手。她说，更多时候是别人想要“拉”她。
“溜冰场里发生过多少一见钟情。”10年后，她在重庆感叹道。
东莞市石排镇的石排公园是他们的另一处聚所，只是以走路替代了溜冰。“杀马特”的头发要吹得越高越好。安小蕙说，还要光滑，不能是那种毛毛躁躁的；受欢迎的装束是黑白T恤、小脚裤、布鞋，不能穿皮鞋。安小蕙的眼睛盯着他们的发型看，看到一个吹得高又顺滑的，她就觉得他真酷，然后再去看脸。
如今周末的石排公园。
她有一段时间完全不上班，泡在溜冰场里。安小蕙的发型比谁都酷，在楼上蹦迪的舞池里，有很多人艰难地挤过来说：“交个朋友吧。”有的直接买了奶茶，要塞给她。
她的QQ空间里有很多自拍照，每天大量涌入留言。后来她交了一个稳定的男朋友，他为她在自拍照上加“安小蕙永久QQ”的字样，防止别的“杀马特”女孩盗用。
“QQ加了几个新朋友。”安小蕙说，“我就和他们聊一下，看他们在哪里上班、工资多少。他们想了解我的头发，我想了解他的经济。”她笑起来。那时他们抢着请她吃饭，吃的是广东肠粉。安小蕙没有钱了，就等在工厂门口，等她的崇拜者下班。
她有强烈的“及时行乐”念头：“我们（凉山）有人很年轻就死了。我先在广东惠州打工，前几天还好好的一个人，过几天与人打架，被捅死了。”
李一凡的另一个拍摄对象小林是云南人，他的妈妈“跑了”，爸爸在农村，收入很低。小林十二岁就出来打工，没身份证，只能进一个喷漆的小厂。
15岁时，小林听说喷油漆对身体不好，于是换去一个电子厂，生产耳机。一起打工的人带他去石排公园玩，“看他们都吹头发”，他萌生了兴趣。
“杀马特”的圈子里，小林是供给的一方。电子厂每个月挣2000多元，小林说，溜冰、请吃饭之后，存不了多少钱。
“杀马特”总是一个请一个吃饭。石排公园里玩“杀马特”的女孩“有一点美”，他也去要个QQ。
小林一直羞涩地垂着眼帘。“玩杀马特认识几个兄弟，”他说，“然后一个认识一个，有时候人家叫去吃个饭，再认识一些陌生的。有什么事大家都有一个帮助。”
他曾被黑中介骗去拧螺丝，说好13块钱一个小时，每天拧2000个。他做了一个月，工厂只肯给他1000块钱。
“多带几个人去。” 有经验的工友提醒他。于是小林喊上十几个“杀马特”朋友去结工资。在工厂食堂边上的小屋，厂里人看到这个阵势就说：“你这样的男人，多给你一点。”他们给他1800元，算是10元钱一小时。
邂逅“家族”“管理员”
拍摄过六七十个“杀马特”之后，有的拍摄对象会给李一凡发微信借钱。他们只借几十、几百元，一般会努力还上。
“出来打工，几个月找不到工作。”李一凡说，在拍《杀马特，我爱你》之前，他不了解网络贷款有什么意义，“杀马特”让他理解了这种现象。
拍“杀马特”的想法是在2012年左右产生的，当时，他正热心提倡“审美自治”。李一凡是四川美术学院的讲师，鼓励艺术家和普通打工者一起进行创作，这件事的核心是“保持距离”，偏离商业社会规定的审美。同一时段，东莞的石排公园里云集着大量顶着夸张发型的“杀马特”，发型“创作”进入它的鼎盛时期。
杀马特青年。受访者供图
最初，李一凡只是略有耳闻，以为他们类似于西方的“嬉皮士”，一种与主流审美抗争的姿态。
“我在海外看到过四五十岁的老嬉皮士，浑身饰品挂得叮叮当当。如果有条件，你愿意这样吗？”几年后，当他近身拍摄他们时，还问道。
李一凡对嬉皮士有点“执念”。他对记者说起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附近看见的老嬉皮士，比他还大的年纪，在路边纺毛线；还有艺术家用捡来的破烂做成艺术品露天堆着，也不署名。他看了很受触动。
对比自己的学生，有的才华很好，毕业选择去生产迎合流行趋势的作品，又洋气又挣钱。李一凡觉得，也不是不能理解，只是有一点“low”。
后来，他在一个平价理发店里听剪头的小哥说起“杀马特”。小哥说，好像有一些广西出来打工的人在“玩”头发，这是大约2014年的事。
两年后，有朋友介绍他认识罗福兴，他是所谓的“杀马特教父”。李一凡欣然前去，到罗福兴打工的发廊里，只看到一个苍白的青年——气质阴郁，喜欢收起双腿盘踞在座椅上。
罗福兴。
罗福兴非常戒备，要开一个钟点房单独谈。李一凡想，这就是“教父”么？
他恍然觉得，这是一个关于工人的故事。罗福兴在一个工业区里工作，附近是连片的厂房，只有零星的生活设施，卖廉价的奶茶，别的地方买一杯双皮奶的钱，在这里能买两杯。
虽然在深圳待了很久，但离开那片区域，罗福兴就不认得路，在摄像机面前，他的肢体也僵硬起来。可是，2010年左右，罗福兴在管理“杀马特家族”QQ群。据说，最高峰时有几万人。
东莞石排工业区近景。
2020年11月，记者到石排公园探访，有的打工人还让记者去找罗福兴：“以前他一声号令，‘杀马特’们都会出来。”
罗福兴说，李一凡后来打动他的地方是，邀请他看艺术展，结束后带他去吃热干面：“好吃。”那是在深圳的一处城中村，面很便宜，罗福兴从前不讲究吃喝，他觉得，李一凡真有意思。
罗福兴是他的本名。2010年，他用这名字上网，有时也叫“安福兴”。很多“杀马特”喜欢在虚拟世界里改姓“安”，或者“韩”。罗福兴对记者解释，这样听起来时尚。
与安小蕙一样，10年前能“红”起来，罗福兴也是凭着很酷的发型。不过他更进一步，建立了“杀马特”社群。如今回忆起来，他显得全不在意：他是广东客家人，读小学的时候，台湾偶像团体“F4”正风靡。罗福兴觉得爆炸头帅气。他说，后来衍生出的各种“杀马特”花样，有些也是模仿日本的明星图片。
“盗图。”罗福兴说，“国外早就过时的东西，国内还觉得，牛×啊。”
一位杀马特青年。受访者供图
当年，他的自拍照在QQ空间里流传，广受“杀马特”爱好者推崇。他们在假日坐车来深圳找他，多数也是十几岁的年轻人，从外省入粤打工的。
罗福兴总告诉别人一个模糊的方位，让对方到了附近，找摩的师傅问路——一起去吃饭，他也让崇拜者帮他埋单。人家喊他“罗总”，他得意洋洋。
他那时并不是每天都顶着巨大又夸张的发型，可是：“幻觉有那么容易破灭么？”
少年罗福兴与父亲关系恶劣，十五岁出来打工，做生意的父亲将他交给一个朋友，说“随便差使干点活，随便给钱”。罗福兴有大把时间上网，于是学会初代“网红”的技巧，一边发自拍照，一边在“杀马特”百度贴吧里开着几个号，经营自己的形象。
“杀马特”QQ群里，除了交流发型与配饰，总有人抱怨老板，“杀马特家族”的兄弟姐妹会热心帮忙介绍工作，也总有人在哭诉情伤。工业区里人口流动性大、换工作频率高。“人接触到别的东西，就会变成别的样子，喜欢上别人。”
在QQ群里，他不时地用言语照顾这些因发型聚拢的人。如果是打工的“杀马特”女孩，男朋友劈腿了，罗福兴会对她说：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早点分手可能更好。我也能理解这种不容易，你们有一起的经历、一起吃饭喝水……哪怕是一条狗，都会有感情。说再多的话也没有用，你现在一定排斥我的说法，没关系，我也经历过。要走出来，只能靠你自己。”
“找一个老婆回家”
“杀马特”偏离浑身是刺的嬉皮士太远了。李一凡逐渐意识到这点。
通过罗福兴的人际关系，他接触到很多“玩”过头发的人。“这些小孩，一天到晚都在比爱心。”他感叹道，“甚至在树底下合影，也要把树枝扭一个桃心出来。”
除了与同伴在空中搭爱心，“杀马特”还喜欢比剪刀手。有一回，李一凡在发廊门口看见一位发型奇异的“杀马特”男孩，他想拍照，又不好意思；罗福兴上前，把剪刀手往脸颊上一贴：“耶！”那男孩立刻回头、笑靥绽开，像领教一句暗语似的：“耶！”也把剪刀手比在脸上。
李一凡也遇到过玩得“野”的。比如，男青年小查拖着一条伤腿来接受他的拍摄。一些“杀马特”青年也玩“鬼火”，飙摩托车，而小查敢在路上把车的前轮抬起来。
小查有一个哥哥在虎门打工，业余写诗画画，他崇拜哥哥，两人的追求是“将来去缅甸考古”。小查喝醉了，喜欢爬到最高的楼顶上，拿着酒站在楼顶的边缘唱歌。
他十三岁就出来打工。“天不亮三点半，就起来上班，站着都要睡着啊！我靠！”他对着李一凡的镜头说，“就抽一支烟，买一瓶水喝。”
小查和另一个“杀马特”男孩小海帮着小林把1800元工资要了回来。
他们都是“杀马特”家族的普通一员，小查和小海后来不怎么认真打工。“打死我都不可能进厂的，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厂。”小查又说，“我爸妈到这个年纪，都还在工厂里上班，我的日子不想跟他们一样。”
“何以解忧，唯有暴富。”他的黑色T恤上写着。李一凡给小查的采访影像配上了他刚到东莞打工时的照片——染的红色头发，牛仔衣，两颊还有鼓鼓的婴儿肥。
拍完纪录片，李一凡听说小查和小海都犯了事给抓进去。“他们社交平台底下的留言都是‘祝早日出来’。”
小林想的是娶媳妇，这是另一种“杀马特”的规划。不少“杀马特”都对李一凡说，过了25岁，就再也不去溜冰场胡闹。
虽然和小查、小海一起吹各种头发，但小林做不到像他们那样去“漂泊”。除了娶媳妇，他还不时地忧心过年能带多少钱回去。他想象着，回到村里只拿出七八千块钱，会被父亲说，村里人也会笑话他，说自己儿子一年挣了几万块，比他家的强。
小林读二年级的时候，姐姐读五年级，按照家乡的习惯早早嫁了人。他现在还有一个读四年级的弟弟。
现在小厂里打工，每个月只有四五千块钱。但小林还没下定决心去几千几万人的“大厂”里上班。小林说，那种“集团”入职很麻烦——不要他们这些“玩”头发的人；不要近视眼，不要身上有刀疤的，也不要太矮的。
而小林自己，个子不高，想“玩”头发，也受不了大厂里整齐的压迫感。折衷的策略是，“钱用掉一点，也节省一点，想想爸爸年纪大了。”
小林浑然不知自己的新娘会在哪里。他说起家乡有些结婚不久的年轻妇女投入网恋，一开始，在网上聊得很好，那些男人们说，“会对你好的”。可是，她们离家出走过去，网恋对象会殴打她们。说着说着，小林开始揣测自己母亲的想法：“其实三个小孩结婚以后，她就轻松了……”
他和离家出走的母亲还有联系，甚至去看过她。母亲离开三个孩子，和外遇对象到广东打工，后来也遭到家暴，就独自返回云南老家去了。小林的父亲还想她回家，她不愿意。小林这样的青年在老家相亲会被嫌弃“没有妈”，他想不明白：“我妈又不是死了，她只是跑了……”
小林加过一些“杀马特”女孩的QQ，但他对她们感到恐惧。“杀马特”女孩在溜冰场里嬉闹，随便地“拉”人。她们认识的人太多了。
就像罗福兴离不开工业区，有些“杀马特”的世界也很狭小。谈到未来的打算，一个留着蓝紫色斜刘海的男孩说，他想去学打碟，“自己一摇，底下人都摇起来”。他觉得好帅。可是，他对“打碟”的认知只来源于溜冰场和短视频。李一凡说，这男孩坦白自己从没去过酒吧。
杀马特青年。受访者供图
李一凡的一些拍摄对象似乎有抑郁症。纪录片团队开车去内地寻访过一些从沿海地区回家的“杀马特”，其中一个说话很慢，对很多往事都“不记得了”。他最大的兴趣是戴上“杀马特”假发在一个小屋里跳舞，上传社交平台。李一凡说，这种视频在网上有很多，都是年轻小孩在一个封闭空间里，置气一样地乱跳。
钱与爱情
韩亚杰带着一班兄弟来见李一凡。“他就是‘左青龙，右白虎，中间一个米老鼠’那一种人。” 李一凡笑他。在白色背心下，大片纹身覆盖韩亚杰的胸腹和两臂，但他强调纹身不意味着是坏人。
“大概是2012年，”韩亚杰回忆，“我刚出来，15岁，和我哥去浙江（打工）。那时候，最流行爆炸头了。我一个月烫一次那种头发，烫得大大的，感觉好有面子的样子。”
他很快开始混“杀马特”圈子，刚开始，喝一瓶啤酒就会吐，慢慢学，能喝一箱下去。他说，刚开始怎么也喝不胖，直到“长不高了”，才开始长胖。他不乐意长胖，他觉得胖了的自己不好看。
韩亚杰从前也在石排公园玩出名的，他说话有股大佬的豪横：
“好多我的兄弟打架，我跟他们说，现在不是打打杀杀的年代，多交个朋友，多条路，多想想以后。你打赢了又怎么样？你打赢了你开心，但是你打输了，你就要住院喽。”
有时候是抢女朋友，有时只是互相看着不爽，两个“杀马特”想打架，会分别打电话把各自的兄弟喊来，从前，“哪里要打架了，我恨不得打车过去哦。”
他却在一次讨薪中触礁。起因是他应聘去做临时工，当时，身上几乎没有钱了；说好做第一个星期先预支200元工资，后来没给。流水线上都是像他一样身无分文的工人，大家闹将起来，老板直接拉来四车人稳定局面，“全是光头，道上混的”。
领头的走到韩亚杰面前：“你们是不是很牛×啊？”韩亚杰回答：“我们连个生活费也没有，早餐也吃不起，夜宵也吃不起，烟都抽不起，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那时韩亚杰年纪小。群情激愤，他们直接买了一袋刀具。双方当街群殴，有的朋友流了很多血，韩亚杰却退缩了。他正与一个广东湛江的女孩网恋，在网上说好女孩儿来东莞，他们一起回他贵州老家结婚。他不想惹事，后来去公安局录口供，也推说什么都不知道。
“后来我们日子就不好过了。老板开始报复我们。”三个月后去结工资，分成两边结，参加过群殴的被拉去另外一个镇。韩亚杰过去一看，那些“道上混的”又出现了。“我们做了三个月，我以为能结出来8000多块钱回家。谁知道那老板真的是黑呀！才给我结了29块钱。”说是扣掉了保护费、车费，七七八八。
这时，那位湛江女孩已经真的来了。韩亚杰逃似的远离那个镇，对着女孩哭泣。原本他计划用8000块钱回家结婚的。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他们俩没在一起。
韩亚杰往后又交了一个女朋友。但她的父母不同意这桩婚事。
“玩‘杀马特’交过的女朋友，很多后来都恨我好像，在石排这里的，都在说我。”韩亚杰笑，“我伤过别人，别人也伤过我的心。”
被男孩们竞逐着“拉”的安小蕙对婚事有自己的心思。她说，有“杀马特”前辈在溜冰场找到她，劝她办个自己的“家族”，前辈说，“杀马特”是来自日本的新潮审美，要将“杀马特”发扬光大——安小蕙拒绝了他。安小蕙说自己只想自由自在。其实她的真实想法是，“杀马特”往往不好好打工，尤其男的，都是穷鬼。她更想与老实上班的人交朋友，让他们请她吃饭。
安小蕙是彝族女孩。她从前愤愤不平的是，两个哥哥可以读到小学六年级，她只读到两年级；后来她到重庆，路牌上的好多字还不认识。她不到十三岁就到广东惠州打工，去的是一家制造玩具飞机的工厂。她个子太小了，只能站着上班。
当时的工资是每月一千多元钱。带她出来打工的是个同村的远房舅舅，克扣掉将近一半。同条流水线上的广东阿姨发现了后于心不忍，劝她离开这家工厂，自己出去干活。那时候，安小蕙刚学会听懂些汉语。
“可我又没身份证。”安小蕙说，小孩出去也只能去些黑厂。黑厂规模小，门口的保安经常懒散地翘着二郎腿，而且这种厂经常不及时发工资。安小蕙不感兴趣。
她恨那位被称为“领班”的远房舅舅。舅舅先对她说，汉人都坏，她却觉得广东阿姨人好。舅舅又说，附近的一个溜冰场是“拐卖小孩”的。有一天，安小蕙决定自己去看看。
小溜冰场在某个厂房的二楼，大白天里，音乐放得超级大声，安小蕙感到地板在震。肥头大耳的老板把守在一楼门口，收也是3块钱的门票钱。
从此安小蕙泡在溜冰场里， “摔得屁股红红的”，但她不怕。溜冰场里常有混混打架，她也不怕。
后来，安小蕙看见有两个姐姐梳着高高的“杀马特”发型，穿超短裙，“超级好看”。安小蕙羡慕她们头顶上板栗色的桃心——攀谈起来，安小蕙知道她们都在卖淫。她们还想认安小蕙当妹妹。安小蕙一口答应。
她知道“姐姐”们想拉她下水。但，“从来只有我占别人便宜”。安小蕙笑说，那是一种很小心的暗娼，为了防止房东和左邻右舍看出来，总拉着客人的胳膊喊“表哥”。“表哥”上了楼去，她在楼下等着她们，深夜再一起去溜冰场玩。
玩具厂早就不去了。她给两个姐姐跑腿买吃的，她们给她一点钱。
后来她学会“杀马特”造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她去东莞投奔堂姐，对堂姐说：“上班一点也没意思。人生只有几十年，应该去玩一玩。”
她们很快在溜冰场里有了崇拜者，一起蹭吃蹭喝，有时厚着脸皮开口要钱。安小蕙后来回想，这与当年“领班”盘剥她的办法异曲同工。
不过，安小蕙说，“杀马特”女孩真喜欢上别人，又会心甘情愿地往对方身上贴钱。那时，她们凭着对头发的爱好随便网恋，有时给对方打钱，让男孩坐车来看她。
“我那时最喜欢的歌是许嵩的《玫瑰花的葬礼》。”安小蕙说，很多“杀马特”喜欢这首歌，“说的是恋情失败的感觉。”
“我知道爱情这东西，它没什么道理，过去我和你在一起，是我太叛逆，现在只剩我自己，偷偷地想你……” 这首发行于2006年的歌里唱道。
大约十七岁时，安小蕙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重庆“杀马特”男孩。安小蕙看对方的QQ空间里有一大簇像雾一样的灰白色头发，底下是一张苍白的小脸，“看着老帅了。”安小蕙激动难耐，给男孩打了几次钱，让他到东莞看她。
两个人见了面，事情变得认真起来。男孩说，要不两人一起回重庆，尝试开个发廊。可来到重庆后，安小蕙不喜欢这座城市：路上的年轻人太少了，“都在学校里”，也没什么人与她玩“杀马特”。
安小蕙和重庆男孩见了面，事情变得认真起来。受访者供图
男孩把打工挣的钱都给她，这让安小蕙一度觉得，自己会卷款而逃，就像在东莞蹭吃一样。但她舍不得这个男孩。
他们在重庆共同生活了七八年。安小蕙把头发剪短，只染颜色。男孩倒是坚持保留长发。去年他们生了儿子，儿子总去抓爸爸的头发。男人最终把长发剪掉了。
“心事向谁论”
李一凡说，他从前不了解很多工人是辍学打工。李一凡的助手“乌鸦”也说，有的工人自称 “十六岁出来”，事后根据时间推算，他们到广东时最多十三四岁。
“我们教美术时发现，小孩是不懂透视和立体的，他们对暧昧的复合色也不敏感。”李一凡说，所以动画片总是着色鲜艳，“我没细想过，但我觉得，工厂那种（枯燥的）环境也会让他们更想要视觉上的强刺激。”
有的打工者告诉他，下班后两三小时，耳朵里还有机器嗡嗡的声音。有的工人换工作的理由是“坐久了想站一站”，或者总用一只手，要得肩周炎。
“杀马特”不是精神内涵丰富的审美。李一凡笑说，“杀马特”QQ群里总是流传“鸡汤”，溜冰场放的是口水歌，歌词内容励志向上。纪录片放映后，有观众对他提问：“为什么不配杀马特音乐？”“哪儿有那种东西？”他不以为然。
虽然有的人“这辈子都不可能进厂”，但他们温良地面对这个世界。韩亚杰说，不想进大厂，大厂里上厕所要经理签字，厕所门口有保安守着：“干什么别的还可以，上厕所都这么麻烦，人有三急啊，是不是？有时候真的太急了，领导也要为人考虑一下，是不是？”
“我们玩‘杀马特’的，不怎么喜欢进那种厂。” 韩亚杰用委婉的口吻，“那种厂也不要我们。”
他辗转东莞各地打工，还是回到石排镇，这里有他的杀马特“兄弟”。可是，随着“年龄上来”，韩亚杰也开始感到结婚买房的压力。
韩亚杰是贵州凯里人。他想，将来房子要不买在县里，也可以买在贵阳，老人愿意就跟他住，不愿意也可以还住乡下，不时走动。在他老家，女方的嫁妆有时比男方的彩礼还多，但他要存点钱，才能让未来的岳家放心。
“玩不了了，只能进厂。进厂太累了，又想出来玩一下，又进厂。”他的头发也一样，剪掉又留长，留长又剪掉，反反复复。
韩亚杰以前去公园玩，吹高高的发型，“好多美女追我”。他以为自己是最帅的。
罗福兴说，10年前的自己躺在床上，眼前都是可视的幻想。他的梦想是当个“拿枪的将军”。
“网络中的自己与现实中的自己是不同的两个人，你说对吧？”那时百度贴吧助长各种各样的亚文化，催生各式各样的意见领袖。罗福兴当年在网上攻击其他“杀马特”红人对追随他们的女孩“不负责”。“我不怕攻击，我有个原则是‘不吃窝边草’。”他促狭地笑。
最初加上李一凡的QQ，他们随便聊些日常。罗福兴会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这故事他也对不同的媒体说过——爸爸有了钱，就讨小老婆。他的话语也充满了虚无的色彩，“我觉得一切都可有可无。”
被艺术圈挖掘到之后，有研究精神分析的学者一直找他谈话，想分析他。
“你说那些工人那么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钱？我不想要挣钱。要是我今天没地方住，我就地为铺天为盖，我就睡了呗。”他睡过公园的座椅。
他沉迷于一些“中二”的事，这个后来才被创造出的网络用语意思是，怀有不切实际的宏大理想。在“杀马特”中出名之后，罗福兴就想：怎么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呢？
“欢迎加入‘杀马特’家族。”他开始在贴吧和各个论坛里发帖，配上盗来的图片。当时，其他“非主流”社群也喜欢这么干。想加入罗的“杀马特”群，还要先通过审核。至于扩大QQ群后又干什么，罗福兴说，当时没细想过。
被请吃喝的事并不太多，为了“保持神秘”，他在QQ群里也不多说话。他只模糊地享受被瞩目的快感：“觉得自己老牛×了，很有文艺气息。”
“杀马特”都喜欢扮一张忧郁的脸，称自己为“杀马特贵族”。
“有的人在厂里面闲得慌。”罗福兴说，“就给他一个QQ群管理员做做，可以决定一个人够不够格当‘杀马特’。他在网上就有一个虚幻的地位。”
“招募帖”越发越多，又想去占领同样是亚文化聚集地的百度“李毅吧”。当时，网络文化还流行“越黑越红”，所以其他网友刚开始嘲讽“杀马特”，罗福兴还满不在乎。后来，自以为厉害的“杀马特”就淹没在嘲讽和鄙视的汪洋大海里。
“2007年左右，非主流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裂，就是城市里面玩非主流的不跟农村的玩了，大家越玩越细腻。继续玩粗糙东西的农村非主流，就走向了夸张审美的方向。”李一凡说。
罗福兴不后悔当初在网络上到处发图片，“不然就没有人知道我们。”他想被看见。
如今，他在东莞，有些吊儿郎当地搞美发和直播，不想认真起来，“在其位，划其水嘛。”隔几天，他给记者发一张自己的“杀马特”发型近照。他的梦想已经变成了回乡务农，但不是现在。
11月14日，记者到访石排公园，夸张的发型已不多见，多的是工人模样的人沉默地坐在草坪上，看短视频。问起来，他们都住在集体宿舍。在细雨中，一个发型三七分的贵州遵义人郁闷地对记者说，今天休息，本想去找个日结的临时工，没有找到。
周末的石排公园，工人在沉默地看短视频。
他打工的工厂距离一个彩票店很近，于是“输了一万多”，他没有钱回家过年。他的女朋友在东莞的另一个厂打工，隔得太远，关系淡了下去。他觉得，不太可能与她结婚了。
“我想开了。没有人能满足自己的，对吧？”
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韩亚杰到广东佛山打工。他给李一凡发去一张鲜血淋漓的照片——他被机器绞了手指，老板不肯给他赔钱。韩亚杰说，自己想闹，又顾忌那厂里有很多他的同乡，怕老板报复他们。他想了想，决定沉默。最近，他漂流到浙江去了。
周末的石排公园。
(除李一凡、罗福兴外，文中人物均为网名或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