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拟出这个题目，笔者似乎已看到各处飞来的砖头：“从《琅琊榜》都能扯到军改，你可真能扯淡。”
别忙,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引题：忠诚的，会永远忠诚么？
人所共知，《琅琊榜》是一部集宫廷计谋，朝政党争、冤案洗雪、江湖恩怨等元素于一体的古装传奇大剧。主人公梅长苏的英俊潇洒、足智多谋、坎坷身世、王者复仇，都让包括笔者在内的无数世人倾倒。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起自那支名唤“赤焰军”的传奇军队。
自始至终，电视剧都没有出现对这支能征惯战、全军蒙难的赤焰军的正面描述，一切都在剧中人物的交谈、回忆之中。
主人公梅长苏脑海中经常出现的画面是这样的：大片红色泼墨渲染的血与火交织的背景中，赤焰军将帅兵丁伤痕累累、箭簇满身，徐徐倒下。主将林燮临死前瞪着血红的眼睛叮嘱着儿子林殊要活下去，为赤焰军洗清冤屈、报仇雪恨，而后命丧火海……
无可否认，电视剧正是反复用这种强烈的悲情方式向观众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赤焰军战功赫赫，忠诚不二。如果不是皇帝昏聩猜忌、背信弃义，奸臣谗言诋毁、阴谋暗害，这支威名远播、战力强大的军队断不会葬送在梅岭之上。苍天在上，后土在下，不为逝者申冤，不让忠臣瞑目，天理何在……
等等，先别忙着悲愤感慨。笔者想起倒数第二集，老皇帝在太子景琰和群臣一致要求下，被迫重审赤焰军一案时，曾经和林殊有一段对话。
“坐在这个位子上，人都会变的！”面对林殊对老皇帝恩将仇报，杀害父亲林燮的质问，老皇帝声嘶力竭，歇斯底里的吼出这样一句。
“坐在这个位子上，人都会变的。”
这句话也久久回荡在笔者的脑海里。赤焰军忠诚不假，然而，忠诚的，会永远忠诚吗？又想到一个细节。电视剧最后，新皇帝萧景琰为整编完毕的北境新军提名，并没有题旧名“赤焰军”，而是另题新名“长林军”，据说是将梅长苏和林殊两个名字合二为一。
笔者感慨之余，心中突然一动：这个“长林军”，历史上是有出处的。
《旧唐书》“列传第十四·隐太子建成传”中记载：“建成乃私召四方骁勇，并募长安恶少年二千余人，畜为宫甲，分屯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这支“长林兵”成为李建成与李元吉对付秦王李世民，争夺政权的重要力量。然而事与愿违，李世民出其不意，率先发动玄武门之变，让驻守在玄武门外的这支“长林兵”措手不及，失去作用。
就这样，李世民成为后来威名赫赫的唐太宗。不知道是琅琊榜作者的无心之举还是有意为之，赤焰军的名号居然让这样一个卷入宫廷政变，充当夺位工具的“长林军”来继承，是不是冥冥之中，带着某种暗示呢？
辨析：“赤焰军”是否就是“白袍军”？
回到赤焰军的话题。
很多人都会问，赤焰军是否有原型呢？
不少网友大开脑洞，以南北朝的时代设定，去寻找这支尘封在史册中的传奇军队。终于有了广受认可的结果：南朝梁代大将陈庆之率领的“白袍军”。
说到陈庆之和“白袍军”，笔者先要献上膝盖一副。陈庆之可谓南北朝时南朝罕见的“不败战神”，以七千之众护送北魏宗室元颢回国即位，从南梁到洛阳，与北魏数十万大军大战四十七场，无一败绩，可谓是打遍天下无敌手。
据说，当年主席重读《梁书﹒陈庆之传》，都忍不住加批注曰：“再读此传，为之神往！”以“白袍军”为“赤焰军”原型，可谓名至实归。
可不是么，《琅琊榜》中的朝代为梁，皇帝姓萧，正好是陈庆之生活的朝代；《琅琊榜》中的赤焰军人数为七万，陈庆之率领的“白袍军”更牛，只有七千；《琅琊榜》中的赤焰军战功赫赫、威震敌胆，陈庆之的“白袍军”以七千对抗北魏几十万大军也鲜有败绩；《琅琊榜》中的赤焰军全军覆没于梅岭，戛然而止，陈庆之的“白袍军”从洛阳退兵时被大河决口冲散，全军皆亡，只有陈庆之得以身免……如此多证据，还不能证明“赤焰军”就是以“白袍军”为原型的么？
但对此，笔者却有一些疑议。
首先，史籍中关于陈庆之和白袍军的记载错漏百出，彼此矛盾，早为历代史家所诟病。光是有关陈庆之的故事，就记载于《梁书》、《魏书》、《南史》、《北史》、《资治通鉴》等史料。虽然总的来说，陈庆之和“白袍军”的功绩和神勇是公认的，但是在战斗规模、参战人数、具体细节都有很多矛盾之处。
具体来讲，就是南方史料尽量夸大对手人数，北方史料尽量缩小己方损失。《梁书》中，浮夸现象十分严重，如陈庆之刚成为将领的时候，他就创下了“以两千战胜对手两万”的记录。而在《南史》中，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十万，真个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而在敌人的史书《魏书》中，压根就没有提到过这次战斗。南方史料不干净，北方史料也干净不到哪里去。就是这个《魏书》，被史学界称之为“秽史”。没错，就是那个“污秽”的“秽”。据记载，《魏书》作者魏收，借助史官地位收受贿赂，给钱的就往其祖上脸上贴金，不给钱的就在书中打入十八层地狱。他还说过这样一句嚣张跋扈的话：“何物小子，敢与魏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整个一“学阀”嘴脸。
其次，林燮的遭遇是陈庆之无法相比的。
按照《琅琊榜》的剧情设定，梁帝萧选在即位之前，就与赤焰军将领林燮、外戚言阙等人是生死兄弟，林燮、言阙等人还为萧选的登基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也正是因为林燮功勋卓著、手握重兵，权位巩固之后的梁帝萧选最终对他起了杀心。
然而，这和陈庆之的经历是不一致的。据记载，陈庆之虽然自小就跟随梁武帝萧衍，以陪伴萧衍下棋而逐渐上位。尔后被授予军职，也一直在萧衍的直接控制之下。哪怕以后陈庆之屡建战功，也未见萧衍对他有什么猜忌。直到最后，“白袍军”全军尽没，陈庆之化妆成和尚逃回梁朝，萧衍也只是哈哈一笑，又授予陈庆之右卫将军、永兴侯，封邑一千五百户，可谓荣宠之际。这和《琅琊榜》中的林燮可说是天差地别。
再次，“白袍军”对朝政的影响也远远比不上“赤焰军”。严格意义来说，“白袍军”只存在于陈庆之保护北魏宗室元颢回国称帝至元颢败亡这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虽然白袍军声名显赫、屡建奇功，然而黄河之水一过，数千忠魂尽没，再无任何线索。主将陈庆之逃回后，就另有任用，似乎与之前的“白袍军”再无半点瓜葛，而“白袍军”中也没有一人再有显著事迹留存。“白袍军”遂成历史悬案，等待后人发掘钩沉。
而赤焰军则恰恰相反，不但主将林燮威震朝野，权重天下，而且还有后宫宸妃、宗室祁王、少年靖王、国舅言阙，地方实力派兼儿媳——云南王府穆霓凰为党援。
赤焰军中也是人才济济、精英云集，与朝堂、后宫、江湖更是有着千丝万缕，剪理都乱的关系：前军大将聂风独当一面，其妻夏冬更是供职于令人谈之色变的皇家秘密警察“悬镜司”；林燮手下水军将领卫峥也不可小视，隐姓埋名指导云南穆家军大败进犯的南楚，而且得到云南药王的垂青；还有那个“萌萌哒”的蒙挚，虽然隶属赤焰军时间较短，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满心所想，都是为赤焰军平反昭雪，这样的人居然做到了禁军统领。最后，就是那个忍辱负重、满腹韬略的林殊，赤焰冤案之前，就是天资聪颖，智计百出的少年英才，梅岭之后，又因乃父之名得江湖名门“琅琊阁”襄助，登上江湖第一大帮——江左盟的宗主之位。
如果没有琅琊阁和江左盟的鼎力支持，“江左梅郎”林殊就算是“麒麟才子2.0版”，赤焰冤案仍然是一件冤案，冤案一件。
在全剧中，“赤焰旧人”不再指曾在赤焰军服役之人，而变成一种符号、一种信仰，一种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神圣使命，他们无时无刻不想着和梁帝算算“变天账”。
这样想来，赤焰军还只是一支军队么？它分明是一股分布广泛、资源丰富、实力雄厚、组织紧密，能够左右朝局、定鼎天下的政治力量。这样一支力量在身边，你让梁帝如何自处？
由以上三个方面，笔者认为，虽然《琅琊榜》是架空历史的虚构之作，但如果说其中的“赤焰军”有原型，那也不是南朝梁代的陈庆之和“白袍军”。
那么，如果真有原型的话，会是哪支军队呢？
对照刚才罗列的几个标准：主将权重、党援众多、实力雄厚，甚至能左右朝局，我们把历史时针从南朝梁代向前推一百余年，是可以找到这样一支军队的——
那就是东晋时代的“北府兵”。
溯源：北府兵的兴衰成败
《晋书》和《资治通鉴》所记载的“北府兵”，都是淝水之战前，由东晋权臣谢安任命其侄谢玄为“建武将军”，赴江淮一带招募的流民武装。其实，北府兵的历史远可追溯于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那是一个远比梁魏对峙更为复杂悲惨的时代。
西晋末年，惠帝昏弱，八王乱起，匈奴、鲜卑等各族乘机作乱，纷纷建立政权，与西晋朝廷分庭抗礼。此后，匈奴首领刘聪、刘曜遣兵攻克洛阳、长安，掳走怀愍二帝，西晋灭亡，史称“永嘉之乱”。
北方乱成一锅粥的时候，琅琊王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身份，得北方大族王敦、王导帮助，又得江东士族拥护，在建康（南京）即位，是为晋元帝。从此，东晋政权开始了百余年避居江南的偏安岁月。
随司马睿“衣冠南渡”而来的，还有数十万青、徐、兖、并、幽等各州流民弥集于江淮地区的广陵、京口一带，暂时得到安置。这些流民中，夹杂着很多或千或百、人数不一的流民武装，他们在若干流民帅的带领下，活跃于江淮之间。
日后名垂史册的北府兵就是脱胎于这些流民武装。
两晋之际的苦难岁月里，他们和散落北方的流民武装一起，有一个令人心酸的名字“乞活军”——四处乞讨，只求活命。此时，江淮一带的流民武装首领大多拥有东晋朝廷任命的刺史、太守、将军等称号，但并没有受东晋政府的实际管辖。
刚入江南、受制于士族、立足未稳的晋元帝司马睿也惧怕这些流民武装进入江南后兴兵作乱，危及统治，拼命阻止他们南来，采取各种措施将他们滞留在江北。
司马睿的担心并非空穴来风，这些流民武装虽然拥有对胡人的作战经验，但也有纪律性差、难于管束、贪利扰民的一面。
这在流民武装中涌现出的大英雄祖逖身上，就有着集中体现。
说到祖逖，那可真是两晋之际晦暗惨痛的历史中，少有的一抹英雄亮色。成语“闻鸡起舞”讲的就是年轻时的祖逖的故事。后来，祖逖更是带领流民武装，在江淮、豫州一带奋起抗击羯胡，黄河以南一度复为晋土，成为千古传颂的民族英雄。
北伐之前的祖逖，却远没有后世传说的英勇正面。
据《晋书》记载，祖逖军中“宾客义徒皆暴桀勇士。”平时杀人越货、剪径劫掠的事情可没少干，祖逖本人对此还不以为然，甚至还亲自参与其中。
司马睿对这些骄兵悍将无以为计，这才乘着祖逖要求北伐中原、驱逐胡虏的机会，顺水推舟的任命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象征性地拨付千人粮饷、三千布帛，就让他们北上抗敌，恢复中原。
要钱？要人？要装备？不好意思，没有，自己想办法解决。面对抠抠搜搜、冷眼袖手的司马睿，祖逖一言不发，带领几千兄弟就踏上了北伐征途。渡过长江后，祖逖起炉冶铁，打造兵器，招募士卒，扩充力量，一举荡平江淮河南一带的分散武装，将黄河以南大片地区重新归入东晋版图。
但就在北伐形势大好，中原复兴有望的时候，东晋朝廷却陷入皇室和权臣王敦之间的尖锐矛盾。祖逖担忧北伐之势难成，以至身患重病，郁郁而终。河南之地又尽数丢失。
王敦见祖逖已死，兴兵作乱再无阻碍，遂以“清君侧”为借口，顺流而下，攻入建康。晋元帝司马睿仓皇出逃，后也忧愤而死。
即位的晋明帝以江淮另一位流民武装首领郗鉴为兖州刺史，共同谋划对付王敦。郗鉴从此登上东晋政治舞台，这也标志着北府兵的前身——江淮流民武装正式进入东晋政治体系。
郗鉴出身高平郗氏，本是北方大族。五胡乱起，他和北方流民一道南来，流亡途中，成为一支很有影响力的流民武装首领。更难能可贵的是，郗鉴忠于朝廷，反对权臣拥兵自重，自然成为虚弱的东晋朝廷可以倚仗的重要力量。
成为兖州刺史后，郗鉴由广陵移镇京口，加强与建康的联系。同时，郗鉴一改晋元帝时防范流民的政策，广招流民充实京口、广陵、晋陵一带地区，配给耕地、休养生息，把这个东吴时期“林木榛莽、虎群出没”的蛮荒之地打造成了屏蔽中枢、控扼上流、防范胡骑南下的江左重镇。
王敦之乱平定后，郗鉴坚持“静镇京口”的方针，使江淮流民武装成为保卫东晋朝廷，制衡长江上游荆襄各州的一支赫赫劲旅。然而流民武装不服管束的弱点依然存在。王敦乱平后，立有大功的流民帅苏峻不满朝廷封赏，勾结祖逖之弟祖约发动叛乱。
郗鉴再次出马，联络江淮各地流民武装，共同讨伐苏峻。后与陶侃、温峤等一干东晋臣将并力配合，终于将其平定。从此，郗鉴和京口重镇成为东晋政治博弈中的重要一方。
苏峻乱平之后，拥兵上游，立有大功的陶侃、庾亮都有率兵东下，废除权臣王导的意图，但都因为郗鉴不同意而作罢。郗鉴和江淮流民武装，在王敦、苏峻相继叛乱后，内部虚弱、百废待兴的东晋政局中发挥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一千多年后，王夫之这样盛赞郗鉴：“东晋之臣，可胜大臣之任者，其为郗公乎。”郗鉴和其子弟，以及受其影响的部将先后为京口镇将四十余年，在北方各民族政权相互攻伐不休的混乱状况下，保证了东晋朝局的长期稳定。
再后来，氐族建立的前秦崛起，一举统一北方，吞并益州，对偏安江左的东晋形成战略包围，虎视眈眈。
此时，以名臣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走上前台，成为东晋朝政的当轴人物。面对强敌，谢安在协调长江上游桓氏家族防御力量的同时，以其侄谢玄为兖州刺史，后兼徐州刺史，赴京口招募流民旧将，编练成军。
这，就是“北府兵”的正式登场。
对于北府兵的战绩，各种史书都是不吝褒奖之辞。《晋书》谓“百战百胜”，《通鉴》曰“战无不捷”。北府兵也正式开启了自己纵横江淮、东征西讨的辉煌历程。
公元383年，前秦苻坚征调各族军队，号称九十七万，大举进攻东晋。谢玄、刘牢之统领的北府兵在上游诸桓军队的有力策应下，大败秦军于淮淝、寿春一线，取得了淝水之战的胜利。好不容易统一北方的前秦自此重新陷入分裂、对抗的混乱局面。功败垂成的苻坚，除了留下“投鞭断流”、“草木皆兵”、“风声鹤唳”三个成语之外，还让北府兵横空出世，成就了东晋历史最辉煌的一段华彩乐章。
淝水之战后，东晋朝廷面临的外部压力暂时消失，内部的孝武帝与权相司马道子之间的矛盾逐渐激化。为避开权力斗争中心，谢安出镇广陵，并令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兴师北伐。然而由于朝廷内部矛盾加剧，加之谢玄、谢安相继离世，北府兵的北伐也是无果而终。
此后，东晋陷入了太原王氏、谯郡桓氏和司马皇室之间的尖锐争衡。而曾在淝水之战中建立奇功的北府兵，自然成为三方争夺的重点。令人遗憾的是，随着谢安、谢玄，以及一干北府旧将的离世，北府兵已经没有智勇双全、威信素著的卓越将领统帅，因此再难发挥郗鉴时期制衡各方、稳定朝局的作用。
北府兵此时在事实上的统帅将领，就是之前谢玄的部将刘牢之。
刘牢之勇武过人，但缺乏政治远见和谋略，在东晋后期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中，他首鼠两端，左右钻营。先是投靠地方豪强王恭，充当其犯上作乱的马前卒，然后又被朝廷当权派——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父子收买，反戈消灭了之前的主子王恭。随后，拥兵长江上游的军阀桓玄势力崛起，取代中枢，建立新朝的野心日渐膨胀，刘牢之又背叛司马宗室，投靠新主子桓玄。桓玄顺流而下占领建康，建立“桓楚”政权后，逐渐谋夺刘牢之兵权。刘牢之又叛桓玄而北逃，终因走投无路而自杀。
以刘牢之为代表，北府诸将在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格局中也各自投靠宗主，相互攻伐，逐渐凋零。
就这样，在淝水建立不世之功的劲旅“北府兵”，在外族入侵威胁消除后，竟然在内部各派相互斗争中逐渐沉沦，直到一个人物的崛起。他，就是东晋王朝终结者——刘裕。
刘裕本是刘牢之的部将。早年，刘裕就因为作战英勇而为北府诸将所瞩目。据史料记载，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曾亲眼看见刘裕一个人奋勇冲杀，把几千敌军追得漫山遍野逃窜。
刘牢之死后，刘裕返回京口，重新召集四散的北府诸将，联合刘毅、何无忌、孟昶、诸葛长民等一班东晋旧臣，共同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死后，东晋王朝重新建立。
此时，刘裕已经成为王朝的最高决策人。其后，刘裕诛卢循、平谯纵、吞南燕、灭后秦，直至代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成为南朝开创者。
而北府兵，也跟随刘裕东征西讨，成为他建功立业、改朝换代的工具，也迎来了自己最后的辉煌。刘宋王朝建立后，北府将帅凋零，士卒死伤，不复当年之盛。到萧齐代宋，北府在王朝政治中的地位作用已经一落千丈。到了隋灭陈朝，大将贺若弼自广陵京口渡江，居然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北府兵，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
以江淮流民为主体的北府兵，从京口建立军府到刘宋王朝建立，大约跨越了百年时光。其间，经历了兴起、发展、辉煌、没落，不禁让人唏嘘谓叹。一支曾经在两晋之际书写浓墨重彩一笔的北府劲旅，就这样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读史至此，笔者不禁要浮一大白，感叹白云苍狗、世事无常。
思考：强大军队的决定因素究竟为何？
行文至此，笔者想对历史中的北府兵和电视剧中的赤焰军做一点分析。 北府兵和赤焰军强大的原因是什么？回顾北府兵的百年兴亡和赤焰军的命运遭际，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几点：
一是卓越的领导人才。无论是北府前身的流民帅祖逖、郗鉴，创造北府兵淝水之战功绩的谢安、谢玄，还是带领北府兵代晋建宋的刘裕，都是时代风云中涌现出的一时人杰。一如赤焰军的主帅林燮，他们都具备过人的胆识、宏阔的眼光、审时度势的判断和坚忍不拔的毅力，因此能在风云激荡、瞬息万变的朝局争衡中，清晰分辨和抉择正确的道路。
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专家田余庆先生就认为，东晋末年，是传统士族衰落，次等士族和平民崛起的时代，北府军扮演的，正是代表此等士族和平民，向传统士族当权者挑战的角色。而刘牢之目光短浅，看不到这一趋势，因此在政治选择中晕头转向，进退失据，最终成为当权者之间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
刘牢之的死，也为后来的刘裕总结了经验，提供了教训，他才能带领北府兵，完成削弱士族统治，重建专制皇权的使命。刘宋以后，终南朝之世，无论是吴姓士族还是侨姓士族，都再难发挥东晋时期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陈郡谢氏、谯郡桓氏那样左右朝政、甚至摆布皇帝的巨大作用。
二是清晰的自身定位。郗鉴及其子弟能够长期担任北府镇将，就是因为能给自己和京口流民武装以“拱卫京师，控扼上流”的清晰定位，在发生王敦、苏峻之乱时果断出兵平叛，在上游重臣陶侃、庾亮企图推翻中枢王导取而代之时拒绝参与，所以才保证了东晋政局的稳定，发挥了“压仓石”和“稳定器”的作用。
同时，郗鉴鉴于东晋王室的孱弱，有意与东晋朝廷保持距离，拒绝了晋帝授予的“卫将军”封号，折冲于诸士族高门之间，确保自身的独立性以及政治博弈实力。后期北府兵的损失，主要是因为主将刘牢之放弃了这一定位，自己又缺乏远见卓识，才沦为各方竞逐权力宝座的工具和牺牲品。
三是有力的外部策应。《琅琊榜》中的赤焰军之所以拥有强大战力，甚至对朝局都拥有一定的左右能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赤焰军在后宫、朝堂、江湖都拥有雄厚有力的党援。笔者已经在前文有所分析，这里不赘述。
回到北府兵的历史，也不难看出相似之处。祖逖的江淮流民武装之所以能在短期内收复河南之地，纵然是因为祖逖本人具备的过人胆略，但如果没有北方胡族的长期分裂相攻，非但祖逖以区区数千流民不能成事，就连东晋王朝也别想偏安江左。君不见前秦统一北方甫定，苻坚就想着吞并东晋，混一宇内，最终因操之过急而将前秦基业付诸东流？
回到《琅琊榜》中的赤焰军。梅长苏曾经和言阙儿子言豫津讲起几十年前大梁遭遇的一场外族入侵危机。当时大渝、夜秦、南楚等国趁大梁内部不稳，联合入侵大梁，企图将其瓜分。是言阙以使臣身份，利用这几个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拆散同盟，进而由赤焰军各个击破，方才化解了这场危局。
此外，北府兵之所以能在淝水之战中取胜，固然是因为北府兵战力惊人，但这和面对巨大的外部威胁，东晋各士族集团暂时停止内部争斗，一致对外也是分不开的。
当时的形势是，谢安坐镇中枢、统筹全局，其弟谢石、其侄谢玄则统帅北府兵将在淮淝、寿春一带的广阔地域奋勇冲杀。同时据荆襄之地，控长江上游的桓冲也派出重兵，与谢氏并肩作战，共同抵御前秦入侵。这样多方合力，方才发挥了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作用。
解答：比军队改革更重要的……
回到文章开始的那个问题： 忠诚的，会永远忠诚么？
不见得。
北府军曾经何其忠诚？祖逖时，朝廷不给钱？可以。不给粮？可以。不给兵？也可以。我就顶着朝廷给的“豫州刺史”空头职衔，带着我的部曲渡江北去，开疆拓土。“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不几年，黄河以南大片土地重新纳入东晋版图。
郗鉴时，没有朝廷诏令，我用自身流民帅身份安置流民、配给土地、休养生息、构筑要塞，让无强兵护卫的都城建康得到充分的保护，一举扭转王敦、苏峻等人拥兵长江上游，动辄顺流而下直取京城的局面。朝廷有事，我就联络流民武装，共同出兵平叛；朝廷无事，我就“静镇京口”，管你陶侃也好，庾亮也罢，绝不参与你们的政变图谋，当好我的“顶梁柱”、“定心丸”，让朝廷和百姓安享太平。
谢安、谢玄时，前秦胡族入侵，东晋朝廷有倾覆之险，江左百姓有倒悬之危。我陈郡谢氏族人保朝廷正朔、卫汉家衣冠，责无旁贷、义不容辞。镇京口、召旧将、驱健卒、建北府，拒敌于淮淝，建功于江表。秦军败退，则一鼓作气、兴师北伐。虽然晋帝、权相对我猜忌不停，意欲除之而后快；上游诸桓对我北府兵权觊觎已久，那我也是出镇广陵，督军北伐，远离政治漩涡，绝不祸乱中枢。即使出师未捷身先死，我也对得起陛下的荣宠、百姓的重托、谢氏的门楣。
但是对不起，谢安、谢玄之后，就是刘牢之和刘裕。刘牢之自不必言，笔者谓之三姓家奴第二、吴三桂之远祖，不说也罢。刘裕却应该好好评价一番。虽然刘裕凭借北府兵，平灭桓玄，扫除卢循，重建东晋政权，而且北灭南燕、后秦，将晋朝的旗帜在近百年后重新插上了洛阳和长安的城头。但是，刘裕却将这些功绩作为自己篡位称帝、改朝换代的工具。当他登上皇帝宝座、残杀东晋宗室的时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北府兵从一支忠诚正义之师，变成了他谋朝篡位的帮凶。
其实正义也好，帮凶也罢，这都是建立在北府兵强大的战斗力上的。《琅琊榜》中的赤焰军也是如此。梁帝在面对林殊指责时的咆哮并非危言耸听。
以赤焰军的实力，如果主将林燮和皇长子祁王怀觊觎之心，谋废立之举，行生杀之权，则太阿倒持、身死人手也只在旦夕之间。与其如此，还不如先下手为强，把反叛的萌芽及早掐断，即使付出七万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
北府兵的结局亦复如是。刘宋之后，北府不复当年之盛。宋文帝刘义隆更是“自毁长城”，杀掉了硕果仅存的北府宿将檀道济。到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时，宋军主力已经从北府兵变成了江南白丁。北府之名，已经不在为人所称道。
一支曾经忠诚并强大的军队并非一支真正优秀的军队，也并非不会有威名不再的一天。“威名不再”的结果再好，也就是北府兵后来的籍籍无名；再坏，就是赤焰军的梅岭残阳、“白袍军”的黄河浊浪。
原因无他，军队，是嵌入在整个社会肌体和政治结构中的。军队的兴衰，背后是政治格局的走向和社会体系的变革。赤焰军生活的肌体是梁代的朝堂、后宫、江湖。梁帝倚重，那就是宸妃贤淑、祁王英武、林燮忠贞；梁帝猜忌，那就是谢玉进谗、夏江设谋、赤焰尽没。赤焰军的命运并非自己决定，而是捏在梁帝，以及一干朝廷大臣之手。
权力的高度集中，持续的不信任和隔膜状态，让《琅琊榜》中的大梁朝廷成为一个不健康的权力体系和政治环境。这种状况不改变，即使赤焰军变成了“长林军”，甚至是赤焰军死而复生，也不能避免冤案和悲剧的重演。
事实上，在电视剧中，林殊正是通过类似阴谋诡计的方法帮助萧景琰登上帝位的。而此后，除了一班忠臣良将位列朝堂，一位贤明君主端坐正中，我们看不到林殊、景琰，以及大梁朝廷在广开言路、厉行法制、限制君权等制度建设方面做出努力。
在电视剧结尾，笔者已经分明在英明神武的新皇帝萧景琰和以病弱之躯披挂上阵的林殊身上，看到了萧选和林燮年轻时的影子。林殊有幸，在平定外敌入侵之时适时死去。如果他能终老天年，难保不会亲眼看到曾经和他共雪冤案，并且因为他的努力而登上皇帝宝座的萧景琰和自己最终反目成仇。如果真是如此，那当真是人物命运的大不幸了。
而北府兵生存的肌体，就是那个“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田余庆先生语）”的东晋社会。这个政权和社会的不稳定之处正在于，皇帝、士族、流民三者自始至终出于紧张而脆弱的平衡状态，当外部威胁加重，面临存亡关头时，各方尚能放下冲突，并力对外；而一旦外在威胁消除，宗室、朝臣、士族就开始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相互冲突。由于缺乏利益沟通和妥协机制，这种冲突极易失控而造成危机。建康几度陷落，皇帝数次出逃，桓玄、刘裕两度篡位，王庾谢桓等士族内耗不断、相继没落就是明证。在这一过程中，北府兵作为流民力量的代表，成为政治博弈的重要一方。它的命运，半是由自身统帅者决定，半是由宗室、门阀相互争衡的结果决定，从而更加莫测。顺境时，则是“定海神针”、“国之柱石”；逆境时，便是“乌合之众”、“贼臣帮凶”，与赤焰军的命运何其相似乃尔。
对照分析北府兵、赤焰军的历史，我们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军队改革和建设，其实并不单单取决于军队自身，更有赖于整个国家政治生态的有序循环、社会体系的有效运作，以及利益各方的良性互动。
笔者相信，历史没有永远的传奇，但有客观的规律。无论是赤焰军，还是北府兵、“白袍军”，它们的战功和奇迹都是建立在北方征战不休、各民族政权攻伐不止的前提之下。统一强大如前秦，也并非真正败在北府兵的手下，而是由于其统一的表象之下，内部的民族隔阂与矛盾远未弥合，而导致小挫之后的分崩离析。
前秦分裂后，北方经过长期战乱，又重新统一在拓跋鲜卑的旗帜之下。经过北魏百多年的弥合教化，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逐渐缩小，然而还是出现了六镇起义、两魏分立、北齐北周相争这样的反复。等到隋朝建立，北方的民族融合使命才算最终完成。
此时，隋朝整合吸收各民族文化资源，继承了北魏、西魏、北周“寓兵于农”的“均田制”、“府兵制”的制度建设成果，创造出远高于南朝政权的经济支撑力、军队战斗力、政权和文化凝聚力，此时渡江伐陈、一统华夏便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再没人用“逆胡犯境”来形容隋灭陈之举了。此时，别说江南那个只知吟唱“玉树后庭花”的陈朝已不可能出现北府兵、“白袍军”、赤焰军这样的强兵劲卒，就是有，也难以摆脱失败投降，归于一统的历史命运。
不止是魏晋南北朝，后世还出现过很多类似北府兵、“赤焰军”这样统帅绝伦、将士用命的传奇军队。唐代参与平定“安史之乱”的朔方军、南宋岳飞抗金的“岳家军”、明代戚继光抗倭的“戚家军”，甚至是晚清平定太平天国的“湘军”无一不是如此。然而它们在建立不朽功勋之后，无一例外的归于沉寂，并不能最终挽救所处王朝的败亡。
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这些军队的优秀，仅仅是将帅自身的优秀、军队将士的优秀，而他们所处的王朝，却因为内忧外患种种原因而走向危机和灭亡，让这些堪称优秀的军队“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后世治军者、治国者不可不察也。
当前，军队改革正进一步全面深化，军队各项组织机构、人员编成、职能样式都在根据现代战争要求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然而更重要的使命和任务，却在军队改革之外。
只有通过顺应时代发展的制度建设、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和文化建设，才能让国家真正步入良性循环的快速发展轨道。也只有让军队内部改革和社会外部改革双向合力，相互促进，才能真正实现军队所向披靡，国家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