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什么是年轻人最微小的消费自由，便利店无疑榜上有名。走进城市中的任意一家便利店，你会发现一座微型的消费天堂：全家的可丽饼三角蛋糕、美宜佳的星期零蛋白棒、7-Eleven的开心果巧克力冰淇淋……在这里，你能淘到当季最为时髦的网红新品，也能在食物的温软香气中不由自主地倾囊消费。
到了深夜，便利店则摇身成为城市里的最后一座灯塔。伤心之人在这里收集凤梨罐头，疲惫的都市白领在这里放声痛哭。有人说过，只有在深夜的便利店，你才能看到城市最温柔的模样与最真实的面孔。
当我们今天提到便利店，它早已不只是日常用品的便利采买之所，更是一场精神性的体验与一桩流动的文化事件。如同一座城市的活名片，便利店的数量、间隔距离、选品设计都关乎城市白领生活的微小尊严。或许也是因此，在社交媒体上，便利店被塑造成都市人的精神避难所。
只是，在治愈和抚慰的流行标签背后，便利店既象征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也是消费型资本主义社会的7/24魔咒。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连接公共与私人的第三空间，便利店的公共性将何去何从？
撰文 | 青青子
01
细、小、全、杂：
都市文明的物质化身
在《打造消费天堂》一书中，学者连玲玲曾提及过一家明朝时期开在苏州的孙春阳杂货铺。据她的描述，这家店兼卖食品及日用品，且模仿中央官制的“六部”，将商品分为南北货、海货、腌腊、酱货、蜜饯、蜡烛等“六房”。
听起来，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便利店？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讨论便利店的现代性，完全可以将这家杂货铺，以及拥有更为悠久历史的流动摊贩当做中国版便利店的前身。毕竟，便利店的核心特征就是细、小、全、杂。
当然，现代意义的便利店实际是个西方概念。一个对我来说有点冷的知识是：最早的便利店并非诞生于日本，而是发端于美国南部。1946年，我们今天所熟知的7-Eleven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正式开业。直到20多年后，日本才有了第一家7-Eleven。据创始人铃木敏文的回忆，这家店的第一位消费者是名男性，买走了一副标价800日元的墨镜。
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之所以时有日本才是便利店发源地的错觉，不仅因为日本成功地将西方便利店模式本土化，更因为日本这个国家的气质像极了我们对于便利店的印象：明亮、干净，富足中还带着些许的丧气。
日本电影《百元之恋》剧照。
在中国，便利店业态的落地正值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城市化发展浪潮。1992年，中国大陆第一家7-Eleven在深圳开张。1993年，一家名为“百式便利”的港资便利店进驻上海。1996年，上海华联罗森有限公司成立。当时人们对便利店的初印象是：新和时髦。
根据公众号“上海市民生活指南”在《上海便利店简史》一文中的资料考证，1993年的《新民晚报》这样描述“百式便利”与普通超市的差别：“乍一看，百式便利店与普通的‘超市’差不了多少，可是细琢磨，奥秘就多啦：齐整的货架上不仅有高中低档食品，还比别家多了灯泡、插座、保险丝和蜡烛等各类生活必需品……”
如果当年人们所说的新和时髦还多有稀奇之意，譬如“烟纸店买不到的冰可乐，在罗森就能买到，价钱也就是贵了几毛”，那么到了今天，便利店真正成为了餐饮界的网红风向标。在这里，你能淘到当季最为时髦的网红新品，也能在食物的温软香气中不由自主地倾囊消费。
电影《伯德小姐》剧照。
网上流行着一种说法，叫做便利店依存症。与此相关的另一种说法是，便利店能够实现都市人的消费自由。于是，我们经常能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只是想买一把伞，却顺手带走了一袋小包装的薯片、一个新出的冰淇淋；本来只想买一瓶酸奶，却在结账时因为乌龙茶买二送一的活动而多装走一兜冷饮。
相比其他线下商超，便利店为何总能让人陷入不自觉的消费冲动？
这是一个可大可小的问题。往大了说，正如任何其他消费行为一样，你在便利店所体验到的消费冲动正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早在上世纪末，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就忧心忡忡地提醒过大家：消费社会是人役于物的社会，在这里，消费不仅变成人们塑造与实现自我认同的手段，同时也是组织社会规范的核心概念。对于身处其中的人们来说，引导过度消费的陷阱无处不在，是个体很难摆脱的结构性困境。
往小了说，这是一场商家精心设计的欲望游戏。无论是选品、陈列、装潢，从你进门开始，便利店就已经抓住了你的眼、胃和心。试想你逛过的任何一家便利店，打眼的货柜上一定摆满了当季最流行的商品；鲜食柜台旁一定放着饮料与咖啡机，方便顾客能够搭配选购；回字形或8字形的动线设计让顾客不会轻易走回头路；甚至连广播里轻快舒心的歌曲串烧也有着难以察觉的心理暗示作用。
如此说来，小小一间便利店，正是现代社会的具形与显影。它展露了多少欲望与渴望，也就掩盖了多少匮乏与不安。
02
7/24，
永昼的魔咒
关于便利店，人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还是《重庆森林》中的那一幕。失恋的何志武（金城武饰）在深夜便利店寻找临期罐头，画外音缓缓升起：“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电影《重庆森林》剧照。
镜头于是从便利店内部拉向外部，在一片漆黑中，这家名为K的便利店霓虹闪烁，照亮了失恋落寞的金城武与路过揾食的流浪汉。每次看到这里，我都会想，如果有人像拍《地球一日》那样拍摄深夜便利店里的顾客，估计既叫好又卖座。因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深夜便利店几乎成了所有治愈系电影的固定背景板，容得下失意者的残破此刻，也禁得住失眠者的精神狂想。
深夜便利店，也就是24小时便利店。无论是在现实生活中，还是各类文艺作品里，24小时营业已然成为便利店最令人回味与留恋的特点。但一个不那么浪漫的事实是，在不少学者看来，便利店的深夜营业不仅象征着消费者对便利性的过度追求，也是消费型资本主义社会的隐喻。
日本学者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一书中展开过系统论述。在他看来，日本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虽然带来了方便，却也对人们的工作时间和消费生活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一方面，7/24小时的便利店营业模式早已渗透进各行各业。在全球化市场的要求下，企业为了生存，势必要找到能提供“更快、更好、更廉价”的产品与服务方式。延长服务时间，无疑是其中最为简单的一种。
《过劳时代》，[日]森冈孝二著，新经典·琥珀 | 新星出版社，2019年1月。
同时，支撑这些便利性服务行业的往往是不稳定的非正式劳动者。以日本社会为例，便利店打工者的时薪通常在1000日元上下，他们不单要承担起倒班工作，还需要时刻提防隐身于暗夜中的公共安全问题。
“澎湃思想市场”发布的文章《从绝望到反抗：日本不稳定劳动者的社会运动》中曾提到过日本便利店劳动者的艰难处境。2019年，日本横滨举办了一场“为了1500日元（Fight for 1500）而战”的抗议活动。在物价高企的大城市，这些劳动者希望能提高自己的时薪，只为能吃上一顿营养均衡的午餐。
即使我们再换个角度，对于拖着疲惫身体的加班白领来说，便利店或许能带来一时的抚慰——它的明亮正如黑暗中最后一盏赤光，温柔包裹住漂泊无依的异乡人。但只要稍稍移步换景，不难发现，在24小时不间断的经济活动背后，是现代人被剥夺的睡眠时间。
资本主义会战胜人类的睡眠吗？这是乔纳森·克拉里在《7/24：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中发出的天问。克拉里认为，由于睡眠时间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资本主义对于睡眠的侵蚀过程只有步步深入。这样不间断的经济活动与夜间活动人数的增加互为表里。而侵蚀的最终目标，便是将这个星球重新改造成“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
现在，让我们再次回到《重庆森林》这部电影。很多人或许不曾留意的另一个场景是，当何志武逼问店员为何没有5月1日过期的凤梨罐头时，店员一脸鄙夷地回答道：“先生，我只是打工的，你叫我去想罐头的感受？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又要抬，又要搬，还要负责扔。我也希望那些罐头永远不会过期，我还省工夫呢！”说罢，他便将一整箱临过期的罐头甩送给了这位失恋青年。
电影《重庆森林》剧照。
03
便利店的未来，
待开发的公共性
如果7/24小时是便利店在消费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宿命，那么，作为城市街道的基本构成元素，便利店同时承担着连接公共与私人的功能。
去年疫情暴发期间，日本不少社区便利店为了方便人们在家办公，推出了免费的打印服务。而在国内，不少城市的社区便利店也承担了菜篮子功能，方便服务那些无法自由行动的居民。对于原子化的都市个体来说，便利店是在日常生活里寻回“附近”的重要连接点。
此外，便利店的小规模与流动性也方便它融入各种各样的社区样态中。在另一部名为《纪实七十二小时：大医院里的小便利店》的纪录片中，记录了一家专为医务人员、病患及家属开设的便利店。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买到普通便利店的日常用品，还能买到住院所需的病号服和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的特制甜点。
纪录片《纪实七十二小时：大医院里的小便利店》剧照。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社区便利店开始成为社会创新的实验田。公众号“Hi放晴公园”报道过一家由退休人士运营的7-Eleven便利店，也叫“乐龄门市”。这家店由7-Eleven与当地的基金会合作推出，雇佣的是46岁到65岁之间的劳动者。门店经营者会根据乐龄人士的身体状况重新设计店内的运营流程。例如考虑到他们的体力，门店进货时不用整箱而是半箱；考虑到他们的视力问题，收银台旁还会贴心摆放趁手的放大镜，而咖啡机操作流程的说明也被改成了放大版本。
尽管便利店不可避免地带有现代性的坏习惯，但对于大部分生活在城市的普通人而言，提到便利店总归还是觉得亲近——百货公司琳琅炫目，却有着隐形的阶层区隔；超市的货品种类更为齐全，却也需要花费更多的挑选与买单时间。相比之下，便利店的确细腻地捕捉并满足了都市人的形色需求——从白天到深夜，从午饭便当到应急用品，从办公楼白领到城市边缘的失意者，它不仅好逛好吃，也真正做到了向所有人敞开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