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蒙关系开始缓和
1969年9月，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面，中苏关系开始缓和，中蒙关系也随之有所缓和。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解决起来并非易事。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中国新任驻蒙大使许文益到任。随后，蒙方也派出文化部长索苏尔巴拉姆任驻华大使。至此，作为国家关系正常化重要标志的互派大使已经实现。接着，又相继解决了互派常驻记者、互设电台、中国向蒙方移交在建未完工程项目。两国关系由冰冻期进入了缓和松动期。
作者上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工作
我1971年初到中国驻蒙古使馆工作，我向老同志们学习，努力熟悉馆内的工作。半年多之后的8月20日，许文益大使和夫人卓文乘坐国际列车抵达乌兰巴托，使馆外交官和工作人员到车站热烈欢迎。许大使是位老八路，50多岁，黝黑的面孔，腰杆笔直。据说，解放战争时他是位团级干部，久经战火的考验。全国解放后调入外交部工作，外事工作经验丰富。在车站，许大使面带和蔼的微笑，和我们每个人握手。
王中远(右)和张德麟大使夫人乌嫩在蒙古国南戈壁省留影
许大使到任后，即开始忙于递交国书和拜会蒙方领导人的活动。蒙方安排的各项拜会活动，气氛都比较友好。
事发突然
使馆通常是早7时半吃早餐，8时上班。1971年9月14日早8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外交部副部长额尔敦比列格8时30分要紧急约见许文益大使。按照惯例，外交约见一般要提前一天或至少半天通知。而今天如此仓促地约见，而且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拜会这位副部长，这使许大使和其他馆员感到非常意外。估计肯定是两国间发生了什么意外事件，是边界问题，或者是华侨问题，还是其他什么问题？我作为外交战线的一名新兵，对外交斗争毫无经验，只能跟其他同志一样怀着不安的心情等待着。
8时20分，许大使由译员刘振鲁陪同赶往蒙古外交部。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见到许大使后，先对许大使到任后尚未正式拜会就仓促约见表示歉意，接着就通知说：“13日凌晨2时左右(后蒙方肯定为2时25分)，我国肯特省贝尔赫矿区以南10公里处有一架喷气式飞机失事。此事我们有关部门当天上午才知道，昨天去现场了解情况。经多方证明，那架飞机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乘员9人，包括1名妇女，已全部遇难。这件事发生在夜间，我们还要去现场了解情况，所以通知大使迟了些。”接着，他又对中国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土提出口头抗议，并表示希望中方就此事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蒙方保留再提出交涉的权利。最后，他又表示，现在天气较暖，尸体需要按某种方式予以掩埋，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要在近期内就军用飞机深入蒙古领空的原因作出正式解释。许大使当即表态说：“感谢副外长通知我这件事。正当中蒙两国关系开始正常化的时候，我国飞机由于某种原因在蒙古领土上失事，这当然是很遗憾的"，“对于副外长提出的口头抗议，在我未弄清和了解事实真相之前不能接受，但我可以转告我国政府。”他最后提出：“我们可以派人去现场勘察吗?”许大使告辞时，额尔敦比列格副外长让中方将派去现场的人员和时间尽快告知蒙方，以便安排。
许大使亲赴现场
9月14日中午，许大使决定派二等秘书孙一先、工作人员沈庆沂和我去现场察看，并通知蒙外交部。蒙外交部中午11时50分来电通知，同意中国大使馆派三人去现场，并已准备好专机，下午即可动身。
但当时因使馆没有电台，请示国内必须通过蒙古邮局发电报。由于当时蒙方办事效率不高，特急电报往往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发出。情况紧急，许大使当机立断，启用已封停多年的中蒙苏三国间“热线”电话，与国内联系。期间，蒙方曾多次催促我方人员去现场勘察。但一直等到晚上6点多钟，才收到国内回电，内容大致是：许大使立即约见蒙古副外长，奉命通知：“13日2时中国飞机可能是迷失方向，误入蒙古国境，我们表示遗憾。请蒙方即派飞机载大使及随员亲赴现场视察”，并要求大使详细观察飞机失事原因，如有尸骸应要求带回，未烧毁的文件要求转交我们，飞机残骸可拍照取证。当晚8时30分，许大使到蒙外交部，按上述口径通知蒙方。蒙外交部副外长额尔敦比列格称，将尽快安排飞机赴现场。许大使回到使馆后，即把约见情况报告国内，并请示，如果不能火化，能否就地埋葬，待适当时候再把遗骸运回国内。翌日凌晨，国内指示：尸体尽量争取火化，将骨灰带回。如火化确有困难，可拍照取证，就地深埋，树立标识，以便以后将遗骸运回国内。
9月15日下午1时30分，蒙外交部通知我使馆，温都尔汗地区气象转好，专机2时30分可以起飞。许大使、孙一先、沈庆沂和我一共4人带着应用物品及备用的酒、烟、茶等礼品，起身赶赴机场。
勘察坠机现场
为勘查现场，蒙古方面组织了包括蒙古边防内务军管理局处长桑加上校、外交部领事司司长高陶布、外交部二司专员古尔斯德、国防部副处长达木丁上校、民航局专家云登少校以及法律专家、法医和摄影记者等20余人。2时45分，我们乘蒙方准备的伊尔-14飞机起飞，航程约300公里，一小时后降落在温都尔汗机场。蒙古肯特省的一名副省长和责任秘书(相当于政府秘书长)前来接机。蒙方告知，距坠机现场尚有70公里，我们分乘两辆嘎斯69和一辆大轿车前往，约6时左右抵达现场。
坠机现场位于温都尔汗西北约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飞机由北向南迫降，着陆点正好在盆地中央，周围都是不高的小丘陵。现场过火草地长约800米、宽约20-200米，草地全部烧焦。中间一个高高翘起的飞机尾巴和几十米外烧毁的机身十分显眼。
中蒙双方勘察现场: 坠毁的飞机残骸
蒙方人员簇拥着我们4人向现场走去，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响个不停。老孙和老沈每人拿着一个照相机去现场照相，我陪许大使跟随蒙方人员在现场勘察。蒙方主要由飞行专家云登少校介绍飞机着陆的有关情况：坠机现场最北端往南有约30米长的一道槽沟，深约20厘米，是右侧机翼划地造成的。云登少校分析说，飞机机翼擦地后，由于腹部无法接地，飞机又前冲，失去平衡后在地面翻滚约500米远发生爆炸，机头和机身猛烈燃烧，最后只剩下烧毁的空壳。经勘察，机头正东20米处一段左机翼，上有...256”号码，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另外一段上有“民航”二字。机身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有一个完好的轮胎。机身西北60米处，高高地斜卧着机尾部分，上面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都明白无误地显示，此机是我国民航的256号飞机。
在机身以北至50米处散落着九具尸体。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变黑，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我们将尸体从北向南编成1-9号。经事后查证，5号尸体位于中间，是林彪，他头骨裂开，颅脑部分都已烧成焦黑，嘴部张开，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叶群是唯一的女性，她离机身较近，烧得也较轻，皮肤有些发红，有的部位还是完好的，头发还在，右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焦黑，四肢张开，似是死前在烈火中挣扎过。9号尸体是飞机驾驶员潘景寅。1号尸体是林彪座车司机杨振纲。4号尸体是特设机械师邰起良，上身穿皮夹克，九人中只有他的衣服未被烧光。6号尸体是机械师张延奎。7号尸体是空勤机械师李平。3号尸体是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上述尸体躯干大都完整，多为皮肉撕裂，骨骼折断，肢体变形，系飞机坠毁时摔撞再燃烧造成的，而非空中爆炸造成，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均无手表，脚上无鞋，身上无钢笔等硬东西，看来在飞机紧急追降前，机上人员都作了应急准备。
许 文 益 大使(左3)、王中远(左2)、云登少校(左4)查看坠机现场
经现场初步勘察判断，飞机因紧急追降，着陆时失去平衡，右机翼触地引起爆炸燃烧。蒙古方面基本保护了飞机失事现场。
土葬死难者
勘察完现场，双方就在现场的大轿车上讨论了尸体处理问题。蒙外交部高陶布司长强调蒙古没有火化习惯，更没有火化设施，而且裸尸已有三天，令人不忍，必须立即埋葬。许大使观察了一下现场情况，也觉得当地确实没有火化条件，根据国内指示，同意按蒙方意见土葬。许大使带领老孙、老沈和我及蒙方人员在周围转了转，在现场西北约1公里处的半坡高地上选定了埋葬地点。桑加上校说：“这里面向东方，每天可以看到太阳升起，葬在这里好。”
拍照记录（右一为许文益大使）
当天夜里，桑加上校调来一个班的士兵，连夜挖了一个10多米长，3米宽，1.5米深的土坑。16日上午，我们又察看了一遍遗体，蒙方在每具尸体旁已放置一口白茬棺材。这些棺材是蒙方连夜赶制的。近11时，开始入殓。双方人员都在场注视，蒙古士兵将每具尸体用白布裹身，按我们的编号顺序逐个装入棺材。遗体装殓完毕，用汽车拉到挖好的大坑边，按编号顺序由北而南一个个放下去，棺与棺之间留有大约20厘米的间隙。
之后，按照蒙古习俗，在9具棺木上横铺整幅的红布，再覆上稍窄的黑布。许大使、高陶布和桑加上校分别执锨填土，接着由老孙、老沈和我再执锹填土，最后由蒙古士兵铲土封埋。
中午12时许，坟已堆好，略高于地面。高陶布司长说，可从飞机残骸中选一样东西放在坟上面。我说，把机上发动机的进气口环搬来放在上面如何?许大使和蒙方人员均同意，就让蒙古士兵用汽车把进气口环和环中间的分流锥拉来放到坟顶。远远望去，圆圆的进气口环和中间尖尖的分流锥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既可以作为标志物，也是永久的纪念。
最后，许大使、老孙、老沈和我在坟前站成一排，毕恭毕敬地三鞠躬，向死难者致哀。
艰难的谈判
我们同蒙方进行了5轮会谈。第一轮，9月16日0时25分至3时，在我们住的克鲁伦饭店。蒙方参加的有桑加上校、高陶布司长和古尔斯德专员，我方有许大使、老孙、老沈和我。蒙方首先提出要拟定三种文件，一是现场调查纪要；二是死难者遗体核查纪要；三是死难者安葬问题纪要。桑加上校说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的情况下失事的”，他强调当时肯特省“上空没有危险的气象情况”。关于飞机的性质，他认为“这是一架有中国民航标记的、为军事服务的、乘有军事人员的飞机”，“机内乘坐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人员”。
第二轮会谈是9月16日11时在坠机现场的大轿车上，谈了一个多小时。先由桑加上校宣读蒙方起草的关于安葬死难者的纪要文稿，他仍然强调飞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人员驾驶的”，包括死难者安葬地点及双方参加人员姓名。16日下午，老孙和我再次在现场进行勘察后，5点多回到酒店。稍作休息，晚10时左右，古尔斯德送来蒙方起草的纪要文本，我和老沈开始紧张地翻译，抄清后送许大使审阅。老沈在蒙古留学多年，又长期在蒙工作，熟悉蒙古情况，翻译水平高。而我新到蒙古工作才几个月，我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和学习。
蒙方在《飞机失事现场调查纪要》草稿中，称飞机“是在没有外来影响情况下，由于自身不明原因降低高度，试图用腹部着陆时，机翼撞地造成严重损坏，发生爆炸而失事”，死者“八男一女"，从死者身上带的枪支、子弹及某些证件判断，“他们是军事人员”，“失事地点有手枪7支、自动机枪1支、子弹43发、枪套8个…..”
第三轮会谈开始于9月17日凌晨4时25分，仍在克鲁伦饭店，首先，许大使对“纪要”文本提出几点意见，主要有：飞机是“民航飞机”，“由于迷失方向误入蒙境”，“飞机载有中国的军事人员，也载有非军事人员……，等等。蒙方建议休息后再谈，时间推迟到9月17日晨5时25分，后又推迟到上午10时。
第四轮会谈从9月17日上午10时15分到11时55分，这次会谈的焦点仍然是“军”“民”之争，即“军用飞机”和“民航飞机”、“军事人员”和“非军事人员”之争。
第五轮会谈从9月17日15时20分到17时10分，双方进行了较激烈的争论。焦点仍在“军”“民”这个关键词上，无法达成一致。争论到最后，蒙方坚持在纪要上签字，我方拒绝签字。会谈不欢而散，没有签署纪要。
9月17日下午6时许，我们来到温都尔汗机场，登上专机返回乌兰巴托。到机场送行的仍是接待我们的那位副省长和省政府责任秘书。许大使向他们致谢告别。
几点体会
该事件发生在中蒙两国关系开始由“冰冻”到“回暖”的过程中，双方相处也逐渐变得友好。在”9.13事件“的谈判过程中，尽管双方有过激烈的争论和坚持，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气氛还是克制和友善的。蒙方对我们提出的修改意见是尊重的，有的也接受了。
1971年9月下旬以后，国际上关于“9·13”事件的各种传闻和猜测已沸沸扬扬，先后有合众社、路透社、塔斯社和日本的媒体进行了报道。9月29日，蒙古的广播电台和《真理报》报道称，蒙古政府就中国飞机“侵入”蒙古领空一事“要求北京作出正式解释”。9月30日晚，我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前来参加招待会的蒙古第一副外长元登当面向许大使解释说，“发消息是为了让人民群众知道这件事，澄清一下各种不正确的传闻”。招待会上，与我们相识的蒙古国防部的外事处长拉我到一边悄悄咬耳朵，他问：“林彪还活着吗？”我依照国内的口径含糊地回答说：“一切如旧”。这说明蒙方从国际上各种传闻中似已猜到失事飞机的死难者中有林彪。
关于“9·13”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了50年，但各种传说和猜测依然不断，有的说飞机是被导弹打下来的，有的说林彪是被“劫持”的，还有的说林彪根本不在飞机上……等等，不一而足。
1971年9月20日，许大使派孙一先同志回国，向周总理直接汇报了“9·13”事件处理情况。孙一先汇报后，国内组织由时任空军军训部部长、空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王海(后任空军司令)及其他人组成的专家组通过分析研究做出的报告认为：飞机是有操纵的野外迫降没有成功造成损毁的。飞行员做了野外降落的动作，但不完全(因飞机迫降过程中，有的动作应由副驾驶完成)，飞机着陆时速度过大，撞击地面。至于飞机是否空中起火爆炸和被导弹击中，专家组作了否定的结论。我们作为坠机现场处理的亲历者，只能证明飞机是在地面起火爆炸的，而且死者中确有林彪父子和叶群。在现场勘察时，发现一个语录本，内夹有一张林立果的空军大院出入证，编号0002号，上面填写着：林立果，24岁，干部。我在北大读书时，知道林彪有一女林立衡(豆豆)、一子林立果在北大读书。但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可能想太多，以为是其他同名同姓的人。语录本内还有几张135相机底片，是几个军人在颐和园昆明湖冰上照的。
通过这几天的紧张工作，作为外交工作的新兵，无论从外事谈判和翻译角度，我从许大使、老孙和老沈身上都学到了不少东西。
许大使回到乌兰巴托后，即忙于国庆活动。国庆后，蒙方继续安排许大使的拜会，11月双方开始援蒙工程项目和友谊医院、培才学校移交工作的谈判。中蒙关系没有因坠机事件受到影响，继续朝缓和的方向发展。
作者简介
王中远：原中国驻蒙古国使馆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