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为了守护国家而入伍，但受到伤害时，国家又为他们做了什么？
韩国人很敢拍，也很擅长用影像关照现实。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无不反映了某种社会现状，触碰了韩国的痛处——《寄生虫》与阶级矛盾，《黑暗荣耀》与校园霸凌，《素媛》与性侵犯......
由Netflix出品的《D.P：逃兵追缉令》（以下简称《D.P.》）是“敢拍”中的一员。2021年播出的第一季豆瓣评分高达9.1，第二季于今年七月底放出，评分稳定在8.5分上下。
虽然评分有所下滑，但《D.P.》仍是韩国难得的作品。它兼具戏剧性与批判性，揭露韩国军队中的霸凌潜规则，用一个个逃兵的故事，拼凑出受害者的面目和系统的腐烂。
有人说鸡蛋碰石头会粉身碎骨，但“即使被砸碎，也会留下痕迹”不是吗。
1.
当一个地方只有男人，会发生什么？
韩国《宪法》和《兵役法》规定，所有身体健康的韩国男性均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会因此脱离日常社会约两年，在军营里训练和生活，成为国家安全的一环。以此为背景，《D.P.》展开了它触目惊心的故事。
安俊浩（丁海寅饰）是一名新兵，入伍不久就被负责抓捕逃兵的D.P.（全称“deserter pursuit”）组选中，因此获得外出的权力。对于服役中的军人而言，这是莫大的特权，因为可以借职务之便出去吃喝玩乐。抓不到逃兵归队会被痛骂一顿，抓到逃兵归队就是锦上添花。
但安俊浩接受邀约不是为了出去玩，而是为了逃离军队内的霸凌，如同他要抓捕的许许多多名逃兵一样。
韩国是一个讲究等级文化的国家，年纪小的人要服从年纪大的人，辈分低的人要服从辈分高的人，而强调纪律和秩序的部队，自然会将等级文化放大到极致。
《D.P.》开篇就展现了安俊浩被老兵黄章秀霸凌的片段。黄章秀一边拷问安俊浩无关紧要的琐事，一边用手推搡他，而安俊浩的脑袋后方，是一根凸出的钉子。任何肢体或表情上的不悦，都可能让安俊浩一头撞向墙上生锈的铁钉。而这只是部队生活中稀松平常的一部分，它如一个隐喻，暗示着往后的如履薄冰。
新兵要承受言语上的侮辱和肉体上的暴力，是部队里公认的潜规则。老兵通过霸凌辈分比自己小的士兵来确立权力地位，这甚至是他们解压的方式。在霸凌发生的链条里，最上端的军官睁一只闭一只眼，其他士兵则假装不知情，以换得不被欺负的特赦。没有人愿意反抗，因为“向来如此，忍忍就好”。
很多时候，《D.P.》刻画的霸凌场面都让人极度不适，但这不是恐吓性的奇观，而是在还原一个只有男性且非常强调雄性气概的环境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安俊浩之外，老兵黄章秀的另一个霸凌对象是性格温柔的曹石峰，除了言语及肉体暴力，他会用打火机烫曹石峰下体的毛发。更触目惊心的是，另一位老兵还曾强迫曹石峰在他面前表演自慰。
这些涉及性的霸凌行为严重摧毁了曹石峰的自尊，他的处境其实和被强奸的女性并无区别。当一个地方只有男人，且高度崇拜雄性特质，那些不具有传统雄性气概的男性，就会被划分为“女性”。“女性是一种处境”在曹石峰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著名女权主义者苏珊·布朗米勒在《违背我们的意愿》中提出过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强奸的本质是权力而非性欲。她通过美国男子监狱中发生的男男强奸案件来论述，监狱强奸并非因为施暴者一定是同性恋且要发泄性欲，因为自我解决永远是最方便的选择；实际上，他们要通过压制一名男性，来确立自己的上层地位。强奸一位男性意味着剥夺他的男性性，他因此变成“女性”，而施暴者则变得更男性。
媒体人陈迪分析《违背我们的意愿》一书时写到，“男性气质的文化，期待男人攻击、侵略、夺取、占有；它要求男人有权力，要有能耐让他者屈从，最好是有本事让他人不得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都要来服从你；而强奸，几乎对上了男性气质要求的每一寸胃口。”
《D.P.》中，曹石峰的遭遇就是布朗米勒揭开的现象的缩影。部队的特殊环境及其滋生的暴力，反映出父权文化最病态的一面，同时是“男性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最有力的佐证。
成为上位者不是出路，因为永远有人比你更强，更有权力。真正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建立一套牵制权力的机制，而不是指望一个人不要成为弱者。这当然是条更难的路，因为它需要众多人共同完成。而大部分弱者等不到这样的拯救，他们只能在自毁和成为下一个加害者之中选择。
2.
枪口抬高一寸
曹石峰选择自毁。第一季的最后，曹石峰殴打了企图霸凌他的老兵，然后他踏出军营，去寻找刚退伍的黄章秀复仇。安俊浩和搭档韩浩烈不得不外出追捕他。
追捕的过程是痛苦的，因为受害者曹石峰在踏出军营的那一刻成了违法的逃兵，而安俊浩深知他什么都没有做错。曹石峰要绑架黄章秀为自己报仇，因为旁观者、权力上位者，没有一个人帮过他，所以他只能用自我毁灭的方式，捡回一丁点被践踏、被碾碎的尊严。
在好几轮的追捕中，曹石峰不断地质问他们：为什么要抓我？为什么受罚的是我？这个问题实际上贯穿了他被霸凌的每一分每一秒，他不顾一切地绑架黄章秀也是为了得到答案：为什么要霸凌我？为什么是我？
黄章秀简短的回答刺破了霸凌的真相：因为以为那么做也可以。
“那么做也可以”的背后是一个慕强的社会。针对个体的暴力会发生，是因为个体周遭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回避强者的过错，伤害他人成了强者被默许的权力。所以问题的答案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关键不是受害者是谁，而是加害者可以这么做。
曹石峰最终在特勤队的包围下开枪自尽，安俊浩奋力扑向他，将对准下颚的枪口推开一寸，救下曹石峰。这一寸的营救姗姗来迟，如果早一点发生，或许受害者就不会崩溃到这个地步。《D.P.》是一部让人坐立难安的剧，不过也正是在刺痛中，那些枪口抬高一寸的瞬间给观众留下漫长的余味。
马克思·韦伯称现代社会的官僚制为“理性的铁笼”，军队恐怕是最符合这个形象的国家组织之一。为了保证国家安全系统的高效运转，每一个士兵、每一个军官都有自己的位置，服从上级命令格外重要，而脱离秩序的人则会受到严苛的惩罚。追缉组作为部队系统中的一环，具有让脱序者归位的功能，是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中负责兜底的一部分。他们也因此见识到在铁笼下拼命挣扎的个体。
曹石峰之前，有一个逃兵叫许治度。安俊浩和搭档韩浩烈在追捕他的过程中了解到，他唯一的亲人奶奶罹患阿尔茨海默症，所住的房子还在拆迁边缘。许治度逃营的原因是想挣够钱把奶奶送进疗养院，于是他混进了拆迁队，近距离守护奶奶。
成功抓捕许治度后，安俊浩和韩浩烈在归队的路上做了一个决定，释放许治度。他们让他挣够钱再回来自首。那是安俊浩和韩浩烈作为人的决定。
许多研究现代性的学者都观察到，现代官僚制度的一大特征是非人格化，通过不把人看作人来维持某种秩序。政治学者张新刚总结，“它要求在运行中排除个人的因素影响，排除了个人好恶，排除一切非理性的影响。这种非人格化的特征就表现为，无论是在现代经济、政治，还是社会、军事的系统里，个人的性质变得不太重要了，相反，是否拥有专业能力和知识才是更重要的评价标准。”
安俊浩和韩浩烈在追缉的职位上所做的，正是放弃了一小部分专业能力，来成全逃兵的难处。当他们把逃兵当具体的人来看，他们也守住了自己作为人的自主性。这或许就是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强调的“判断力”。
执行命令是容易的，因为这不需要思考，而在命令之下藏一块救生垫，永远比前者更需要勇气。
3.
旁观者之罪
《D.P.》第一季将叙事重点放在逃兵的故事上，展现了韩国部队如何滋生霸凌，以及个体在纵容霸凌的部队里被一点点撕碎的过程。到了第二季，剧集似乎想将批判对象正式拔高到作为国家机器的军队上，因此新增了几个军队高官的角色，其中，由池珍熙饰演的具子云是所谓的最大反派。
面对屡屡爆出的霸凌事件，具子云的立场是守护部队的形象，尽可能污名化和打压受害士兵。而安俊浩所代表的追缉组，自然是站在具子云的相反面。其实不难看出，第二季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它对具子云的塑造过于脸谱化，对权力结构如何异化个体没有更深的挖掘，整部剧也往更戏剧性的类型片方向走。
相比于第一季认真讲每个逃兵的故事的叙事策略，第二季花了大篇幅描写安俊浩如何守住意外获得的机密USB，为此不惜一人单挑一支队伍，只为将这些秘密公之于众。这导致《D.P.》最后变成了一个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多少有点流于俗套。
但第二季的结尾为它扳回一城。安俊浩顺利保住的USB，虽然不至于让权力瓦解，至少让石头沾上了扔向它的鸡蛋。一切尘埃落定后，归队中的安俊浩却在街头偶然看见黄章秀，他和一群朋友有说有笑，看起来已经开始了新生活。《D.P.》在此延续了第一季留下的批判性。现实不是爽文，现实是霸凌者会重新变回普通人，继续过他平庸的一生。至于霸凌的记忆，只会化作受害者一生的伤害，如同留在曹石峰脸上的那一道疤。
与前段时间爆火的《黑暗荣耀》不同，《D.P.》陈述的霸凌者谈不上是百分百的恶人，甚至，他们也有顺从和善良的一面，而这正是霸凌的真实面目：只要进入特定的环境，谁都可能是霸凌者，谁都可能是受害者。实施霸凌的时候，霸凌者想的仅仅是“这么做也可以”、“这么做没人会阻止我”。这就是权力的荒谬，荒谬在它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念头。
《D.P.》到最后依然在坚持一个观点：如果一个环境中发生了暴力，那么环境有无法逃避的责任。实际上，从最初的叙事视角就透露出这一价值观。本剧的主角安俊浩和韩浩烈，除了是追缉员，还有一个重要身份是旁观者。他们每抓一个逃兵，都是以旁观者的视角来认识一个逃兵。
当我们讨论一个环境时，讨论的不仅是体系，体系下的旁观者也是环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虽然旁观者没有制定规则的权力，但他们的每一点行动都可能影响权力的实施。因此《D.P.》试图对话的不是霸凌者，而是暴力发生时沉默的大多数。
在第二季大结局的那场法庭戏中，安俊浩的上司林智燮上尉作证词时说，“在这种情况下（指因霸凌发生的枪击案），我们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应对呢？答案很简单，我们等通知。......我想说的是，不能因为像我这样的军人，只为了等待命令，眼睁睁地看着有人死去。”这番话像是对旁观者的审判，一字一句地宣读“旁观者之罪”。
回到本剧主角，安俊浩也不是一开始就懂得“思考”。他从小看着父亲殴打母亲，即便万分唾弃家暴的父亲，但更怨恨母亲从不逃离。他的觉醒来自首次追缉任务的执行失败。当时因为要陪前辈喝酒唱K，本应抓捕的逃兵在这段时间内烧炭身亡，而他恰巧是借火机的人。
此后，那个意外借出去的打火机一直刺痛着安俊浩，他再也没有办法旁观或无视眼前的苦难。
汉娜·阿伦特曾以“恶的平庸”来提醒世人，不要成为一个不假思索的人。安俊浩有打火机警醒他自己，那我们，又有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