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维舟
近些年来，“政治正确”一词常常见于国内媒体，但从网上言论看，国内民众普遍不怎么把它当回事，很多人甚至公开表示对其厌烦和不屑一顾。从这个小小的切片入手，我们或许正可窥见中国社会的某种特殊心态及其转变。
▌一个词语，各自表述
“政治正确”通常意味着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它原本是英文political correct的对译，但即便在英语中，它的出现也很迟。现代意义上，“政治正确”首次出现于托尼·班巴拉（Toni Cade Bambara, 1939-1995）出版于1970年的文集《黑人妇女》，此人是一位美国黑人女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和社会活动家，其双重身份（少数族裔、女性）在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本身也相当“政治正确”。
确定无疑的是，“政治正确”的出现和流行并不是孤立的，它与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美国的民权运动息息相关——从1955年黑人女性罗莎·帕克斯以拒绝让座抗议种族隔离，到1963年马丁·路德·金发表“我有一个梦想”的著名演讲，再到后来的反殖民反越战、1969年的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利之争。这一系列的事件，一言以蔽之，是原先被美国“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WASP）压抑的边缘群体开始发声，争取自身权利，进而抗议社会中或隐或显的歧视。
于是，很多带有歧视、侮辱和冒犯色彩的称呼、词语都逐渐被系统性地清除或改用，如“黑鬼”（negro）必须改用“黑人”（black）或“非裔美国人”（African-American）。在好莱坞电影中，黑人等少数族裔的形象也渐渐正面化了——虽然也有像塞缪尔·杰克逊在《王牌特工：特工学院》（2014）里饰演大反派，但那个角色也是个亿万富翁。
最能典型折射出这一变化的，是美国智力障碍专业组织随着时代变迁，不得不五易其名：1876年成立时它名为“美国弱智与低能儿福利院医疗官员协会”，直言不讳地使用了“弱智与低能儿”（Idiotic and Feebleminded Persons）一语；1906年它更名为“美国低能儿研究协会”；1933年，由于“低能”一词已隐含侮辱性意味，它再次改名为“美国智力缺陷协会”；久而久之，“智力缺陷”（mental deficiency）也常被用于歧视谩骂，于是到1987年，它第四次更名，改称“美国智力障碍协会”。“智障”曾是用以描述智力残疾的词中最为中性、温和的说法，但后来也被广泛用于辱骂，2006年协会只得再更名为“美国智力与发育性残疾协会”。
当然，“政治正确”并不只是一堆委婉语，也意味着政治实践中积极推动平权、支持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但正如《美国政治中的道德争论》一书中所说的，为平权而采取的“扶持措施计划常常无法满足任何人。男性白人抱怨是反向歧视，而妇女和少数民族则仍然表示没有给予他们什么机会”。
最有争议的，是以配额的方式推动平权，理由是为了赋予边缘、弱势的群体更多机会，应加以特别扶持。近期奥斯卡奖颁布新规，今后要申请最佳影片必须要符合若干条件，如其中要有三成以上的配角演员是边缘群体：有色人种、女性、LGBT、聋哑残疾人（包含这四种中的其中两种）；又或主角就是少数族裔。这难免引发不小的争议，因为这些要求虽然非常“正确”，却和影片的艺术性并无直接关系，而且把文艺政治化了。
▲ 2017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月光男孩》因其“黑人同性题材”被指是“政治正确”的受益者。
按中国人的说法，“政治正确”可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在实践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可预料的复杂问题。一如今年美国弗罗伊德事件引爆的“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BLM）运动，这无疑是在支持黑人反抗生活中遭受的不公与歧视，但也有一些黑人站出来说，黑人确实也需要直面自身的问题，而不能都归结为外部因素，不能因为是黑人，就把所有批评都看作是政治不正确的——这些人之所以能这么说，也因为他们自己就是黑人，换言之，在“政治正确”的红线下，同样一番话，白人不敢说，黑人却可以说。
这里的问题在于，一句话究竟是实事求是的批评，还是隐含着歧视，在不同身份、不同立场的人看来，也许感受和结果迥然不同。更进一步说，那涉及的恐怕也不是话语背后的禁忌乃至“虚伪”，而在于这是否属于对方应受尊重的权利。由于现实中不同社会在政治构造和文化上的差异，人们所处的位置和切身感受也大异其趣，这就难免造成对“政治正确”迥然不同的各种理解。
▌透过“政治正确”的棱镜看中国
像很多理念一样，“政治正确”的说法一旦进入到中国社会的语境，语义很自然就出现了变化。虽然也有人按“美国式”理念去理解它，但中国社会毕竟没有经历过美国那样广泛的民权运动，因而很难切身体会其原本的敏感性。
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作家何伟就发现，美国的那种“政治正确”在中国根本行不通。在招聘会上，“没有禁忌语，没有间接迂回，没有人说‘成为团体的一部分’、‘成长的机会’、期待每个人‘动力十足，极富创造性’之类的话。人们怎么想，就怎么说出来。人们进行的评价极尽直白，根据兴致或偏见行事，十分随意”。在中国，虽然任何公司聘用人才时的地域歧视都是违法的，但却时有发生，连美团都曾公然说过招人时不要黄泛区和东北出身者；而在美国，别说是地域、族裔、性别，就是年龄歧视，也足以被告上法庭——在国内，很多用人单位在公开招聘时说的一句话是，“35岁以上不考虑”。
不难看出，这样的社会环境包含着两个相反的面向：它既推崇本真、直抒胸臆，却又可能缺乏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一些人完全意识不到自己言行所可能隐含的歧视意味，甚至意识到了也不当回事，比如有的男性公然谈论女性时，即便令后者不快也拒绝道歉，还自认是个性的体现，乃至自我辩解“男人就是这样”。这从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来：中国社会当下的委婉语不发达，最流行的反倒是那些重口味的粗鄙词汇，诸如“屌丝”、“然并卵”，它们的传播力正来自于这种极具杀伤力的直白表述。
也早有在华外籍人士震惊地发现，中国的网络上，连一些社会精英在公开场合都会毫无顾忌地用侮辱性的“阿三”来称呼印度人，而在美国，这不说让他们声名扫地，至少也足以让他们惹上麻烦。
在欧美，“政治正确”更像是“基于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文明人基本修养”，意味着不成文的社会共识，规定哪些是不可接受的，直接关系到利益群体的权利诉求；但在中国，人们所理解的“政治正确”实际上是另一种意思，相当于是某种“正统观念的外部约束”，因为行为规范是由国家权力决定的，这与其说是对他人权利的尊重，倒不如说是不能触碰官方的政治红线。王学泰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所指的就是这一含义，所以他才强调，在中国以往那种“百分百的政治正确”氛围下，“人们只能说官话、套话、假话、空话”。
这样一来，在中国人心目中，捍卫“政治正确”仿佛就成了卫道士，乃至是假道学，这些人以正统的理念自命，对其他不合己意者一概不容。确实，在欧美也有人抱有类似观点，他们抱怨“政治正确”鼓励了虚伪，让人不敢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小心不去踩“政治正确”的红线，如小说家理查德·杜灵（Richard Dooling）就曾讥讽：“政治正确的中心吊诡在于，它要求所有事物都多元化，但就是不包括思想多元。”
在一个自治能力较弱的社会，如果最终由权力来决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那么政治禁忌往往就会变成权力博弈的工具。评论家翁贝托·艾柯就指出，在意大利政坛的保守派阵营中，有些人甚至将“政治正确”视为让持异议者闭嘴的工具，有意败坏其名声，几乎让“政治正确”变成了骂人话。但在中国，这种反应却尤为强烈，很多人对“政治正确”抱有双重的反感：既不喜欢受约束，也不喜欢那些以政治正确自我标榜的人，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偏见，而把别人的规劝或捍卫权利一律看作是道德说教。
当中国传统的道德秩序逐渐瓦解，人们从礼法中挣脱出来时，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无法无天”的自由，此时社会的自我规范尚未建立，如果有人抗议他任意而为，得到的很可能是愤怒的反应：“难道不能说真话了吗？”——难道我不能表达，我就是讨厌女人/黑人/同性恋吗？在这个意义上，欧美的那种“政治正确”其实是一套具有约束力的社会共识，但中国人却从来不是公共人，公共、隐私的分界也还没有充分确立，加之权利意识的淡漠，很多人当然更愿意率性而为，“老子想怎样就怎样，你别用任何道德上的东西来约束我”。
人们只有在长期的交往互动中，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以他人的权利为边界，那种反歧视性的“政治正确”才能被更多人所接受。尽管每个社会都难免会面临自己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政治正确”本身旨在对社会中存在的结构性不公加以“矫正”，因而关键之处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不是因为“政治正确”本身引发的问题，就觉得它不必要去做、也不应加以批判地反思。最终，这取决于我们究竟想要一个怎样的“更好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