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博物馆有一件“国之重器”，
最初是河南安阳一个姓吴的农民
在吴家祖坟发现的，
当时，十几个庄稼汉用了三个晚上，
才将它从十三米深的地下挖出来。
比发掘更艰辛的，是藏匿的过程，
因为它被发现于1939年，
而早在1937年11月，安阳就被日寇占领。
为了不被日本鬼子发现这个宝贝，
守护者可谓费尽了心思。
1937年11月4日，安阳沦陷，日军大肆烧杀抢掠，首先占领了国民党政府刚刚修建好的飞机场。机场距殷墟（商朝晚期都城遗址）很近，得知殷墟地下有丰富的宝贵文物后，1938年春，日本政府安排了一个“北支学术调查团”来殷墟进行疯狂的“考古”。此外，还利用汉奸土匪大肆盗挖殷墟文物，原本已经有所收敛的无政府状态的民间采挖重新风行起来。
遭损坟地挖出“庞然大物”
后母戊鼎出生地
1937年农历正月初五，按习俗吴培文带领家人到坟上祭祖，发现坟地遭到损坏。正月十六刚过，他们便动手挖土重建坟头，在翻土挖地时发现了不寻常土色土质。
同年3月15日晚上，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在吴家祖坟地上用探杆探找文物，当探杆钻到地下十多米深的时候，触及到一个硬物，吴希增将探杆取上来一看，发现坚硬的探头卷了刃，上面还留有绿色的铜锈，他意识到探到宝物了。按当地规定，探宝不分地界，但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吴希增和吴培文商定之后，当晚便破土挖宝了。
挖掘工作是秘密进行的，半夜时分，宝物被发现了，先挖到的是器物的柱足，接着整个器物显露出来，是一只大方鼎。当时，大方鼎的口朝东北，柱足朝西南，横斜在泥土里，大如马槽，但只有一个鼎耳，另一个鼎耳不知去向，人们在泥土中找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
第二天夜里，吴希增组织了四十多人往上提，他们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粗约五厘米的麻绳，一条拴住鼎耳，一条拴住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一部分人在洞下用杠杆撬起一头并将土填入底部，然后再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用这种办法一点一点地往上抬，当提到六七米时，粗实的绳子突然断裂了。此时，天将放亮，为防别人发现，吴培文一行人又将洞口堵了起来。
后母戊鼎
到了第三天夜里，这群庄稼汉在吴培文的指挥下，依照前夜成功的方式，用上新粗麻绳，不到四更天，大鼎便顺利出坑。至此，沉睡在地下3000多年的“司母戊青铜大方鼎”终于重返人间。
买卖不成反遭日本人“惦记”
方鼎的出土始终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但没有不透风的墙，挖鼎的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有人向当时驻东营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队长黑田荣报告此事。黑田荣很快就来了吴培文家“参观”，还绕着鼎一边转圈一边嘀咕“宝物！宝物！”
眼看大鼎就要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吴培文的心也提起来了，再留着鼎，可能性命难保。一番商量后，他们找来了北平的大古董商肖寅卿“看货”，打算卖掉。肖寅卿来了后，出价20万大洋，却要求将大鼎分割成几大块装箱。据资料记载，农民们还真用钢锯、大铁锤，趁着夜深人静分割大鼎。虽然是受了20万大洋的诱惑，但毕竟越砸越觉得作孽，吴培文阻止大家再砸下去，决心要把大鼎好好保护起来。
后母戊鼎
从这开始，吴培文的家成了日本汉奸时常“光顾”的地方。
第一次，日军100多人闯进吴家大院，由于此时大鼎被村民重新埋入地下，并用杂草、垃圾、旧土掩垒成粪堆状伪装起来。日本人进村后，跺开吴培文的家门，翻箱倒柜搜了个遍，可并未注意藏着大鼎的粪堆，最后只得空手而返。日本人走后，吴培文将大鼎转移到了自家马棚。
第二次，日军来了三辆大卡车，一进村，就架起了机关枪。有人给吴培文报了信，吴培文急急忙忙检查了马棚的伪装，又泼了些泔水后从家里逃走了。很明显，日本宪兵队这次已经知道司母戊大方鼎的埋藏地点，他们一进吴培文家的院子就奔马棚去了，掘地三尺，一无所获。吴培文听到了日本人收兵的哨声后，立刻跑回家，直奔西屋马棚，谢天谢地，大鼎仍在。吴培文大叹“大陆有灵，天助我也。”
吴培文老人在后母戊鼎出生地留影
吴培文老人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说，他家有两个马棚，一个是东院马棚，一个是西院马棚，西院马棚在东侧，东院马棚在西侧。可能是那个汉奸告诉日本人是西院马棚，他们就在西侧马棚挖，这里距埋大鼎的埋藏位置有几米远。
这之后，吴培文花20大洋从古玩商处买了一个青铜器赝品，藏在自己家炕洞里。过了几天，日本兵和伪军又进村了，直扑吴家后院，扒开吴培文的睡炕，抢走了那个赝品青铜器。不久，日本人发现上当了，就又端着刺刀和冲锋枪进了村，直奔吴培文家的方向。
后母戊鼎
老人说：“村前也堵住了，村后也堵住了，我有把手枪，别在腰里，遇到他们，就撂倒一个再说。”他怀着拼死一搏的心奔村子后跑去。一路上躲过了几个日本兵，眼看快出村子了，一个日本兵用刺刀从后背抵住了他：“什么地干活？”吴培文稳了稳神，一想，日本人30岁以上的都认识中国字，就蹲在地上写：家里有病人，看医生。日本人一看笑了笑，就让他走了，吴培文松了一口气：天助我也。他一路狂奔，直跑得精疲力尽，才在一个小煤堆后歇了下来。
没想到日本人还是从后面追了上来。就在日本人越走越近，离吴培文几米远的的时候，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原本晴朗的天空，霎时刮起一阵黑风。老人回忆说：“那风有十一、二级，刮得人睁不开眼睛，就咱俩面对面，都看不见对方。这时，我就听日本人吹响了集合号，然后他们走远了。”老人说：“我过去既不相信神，也不相信鬼，这一次我信了。”
吴培文工作证
虽逃过一难，但吴培文的行踪已经被日本人盯住了，回到村子后，他担心日本人再来，只好将大鼎秘密托付给自家兄弟，远离家乡避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安阳。
抗战胜利大鼎上交国家
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劝说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时任安阳县古物保存委员会主任陈子明和国民政府安阳县县长姚法圃带着一班警察，将大鼎从吴家大院东屋挖了出来。这一事件登载于当时的《民生报》：“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送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古炉”即后母戊鼎。
马衡（中）陪蒋介石（右）观看后母戊鼎
曾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先生，倡议国立中央博物院（今南京博物院）收购、拨交、发掘、集中一批全国第一流珍品，其中便包括后母戊鼎。1948年，大鼎在首都南京首次展出，据记载，蒋介石曾亲临参观，大鼎轰动了整个南京城。
1949年国民党撤往台湾时，原有意将大鼎运往台湾，但由于大鼎过于沉重，流落在南京飞机场，后被解放军发现，转移到南京博物院。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母戊鼎从南京调往北京，成为镇馆之宝，并一直存于国家博物馆，成为了中国的“镇国之宝”。2002年被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名单。
吴培文老人抚摸大鼎
2005年，大鼎回归安阳“省亲”，已经83岁的吴培文在殷墟门口，时隔59年终于再次与大鼎见面。他一眼就认出大鼎来，“分别时兵荒马乱，再见时国富民强”。老人一直觉得，保护了大鼎没有落在日本人手中，是他一生之中做得最有价值的一件事。那一天，作为大鼎的发现人和保护人，他被特许可以抚摸大鼎。
铭文存疑引发命名之争
后母戊鼎
后母戊鼎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礼器，鼎呈长方形，口长112厘米、口宽79.2厘米，壁厚6厘米，连耳高133厘米，重达832.84公斤。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和艺术水平。
曾被砸掉的一个鼎耳上，铸刻着老虎吃人头的图案。也就是鼎耳上的左右是两只立起来的老虎，虎头绕到耳的上部张着大嘴相对，两个老虎嘴中间，有一人头，好像马上就要被老虎吞掉。但是呢，我们反复观察可以发现，这个人头的面部表情，并不害怕，反而是喜悦的。所以有专家分析后认为，这应该表达的是商代祭祀的场面，老虎是有人扮演的，中间的人是巫师。
司（后）母戊鼎内的铭文
最初给该鼎命名的是郭沫若，称其为“司母戊鼎”，他认为“司母戊”即为“祭祀母亲戊”。另一著名学者罗振玉也曾认为：“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于是，这一命名便一直沿用下来了。
春秋时期的叔夷镈铭文中记载成汤伐夏后时亦将「后」反写作「司」形
但争议一直不断，有多位学者提出，“司”字应作“后”字解，因为在古文字中，司、后是同一个字。于是在此后出版的《辞海》对“司母戊鼎”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代晚期的青铜器，鼎腹内有铭文“司母戊”三字，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戊而做。如今，把“司”改为“后”，实际上是否定了从前把“司”理解为“祭祀”的说法。大部分专家认为“后母戊”的命名要优于“司母戊”，其意义相当于“伟大、了不起、受人尊敬”，与“皇天后土”中的“后”同义。改为“后母戊”，意思相当于：将此鼎献给“敬爱的母亲戊”。
2011 年3 月6 日中央电视台《新闻30 分》在报道国家博物馆布展筹备时首次采用「后母戊鼎」的新名称，但未作解释，引起不明真相的观众质疑央视错读。
2011年3月底，中国国家博物馆新馆开馆，后母戊鼎正式由中国历史博物馆移至该馆，亮相时鼎前的标牌已赫然显示“后母戊鼎”。央视播出后，随即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司后之争”也由学界扩展到社会。
河南安阳殷墟博物苑中的复制品，仍然在沿用「司母戊鼎」的名称
然而，令人尴尬的事情出现了：中国国家博物馆、殷墟博物苑、中国文字博物馆三个中国举足轻重的博物馆，在展示同一件青铜大鼎（殷墟、文字博物馆为复制品）时，出现了不同的称谓，位于首都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称“后母戊鼎”，而在其出土地——殷墟，国内唯一以文字为主题的国家级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它的释名为“司母戊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