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新井一二三，日本东京人，对中文着迷，用中文写作。1981年她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读书，作为第二外语选修了汉语。在第一堂课上，就对它一见钟情了。觉得中文好看又好玩。“妈麻马骂”四个声调让很多外国人觉得难学，但新井一二三却说，“这令人怦然心动”。最初吸引她的是就是汉语的声音，尤其是声调。“哎哟，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好玩的语言呢！从小就说有声调的语言长大的人，也许司空见惯，感觉不到吧。但是，我们日本人从小讲的是平坦到不可能再平坦的日语，说话跟念经没有区别，结果越说越发困。真没有想到世上竟然有这么好玩的语言！我觉得，说中文简直跟唱歌一样舒服，而且有大脑里分泌出快乐荷尔蒙多巴胺的感觉。”

新井一二三

1980年代，新井一二三来到中国留学，更深入学习汉语。新井一二三这样总结自己学中文的体会：“中文在本质上是讲不同方言者之间的共同语言，好比中世纪欧洲天主教区的拉丁文。其实，公元十七世纪，进入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如利玛窦等，在写给罗马的书信中，就是把中文官话比喻成拉丁文的。而众所周知，当年中国官场通用的官话，通过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几场革命和现代化，翻身为民国时期的国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普通话。相比之下，我的母语日文则相当于中国一个地区的方言例如上海话，具有明显的封闭性，跟中文的包容性呈现清晰的对比，乃普遍性层次之不同所致。当日本人听到外国人讲日语之际，一定会去注意哪怕一点点外国腔调，或者语法上哪怕小到不能再小的毛病。”而中文普通话的包容性，通行度很高，让新井一二三很愉快，“因为老是被大家夸奖中文说得好，我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结果中文进步得相当快，直到有一天开始想：是否我前世是一个中国人？否则，说中文的感觉怎么会这么自然呢？不过，这也有点像恋爱了：彼此相爱的两个人，往往觉得，对方是前世来的老亲人，对不对？”

新井一二三为学好中文，离开日本到中国留学，坐火车旅行；因为中文，她在加拿大打入华人艺术圈，去纽约唐人街拍摄纪录片，在香港开设专栏，当特约采访。在最新出版的散文集《我和中文谈恋爱》中，新井一二三讲述了自己学习中文、爱上中文并因中文带来的种种生活经历。中文犹如另一本护照，扩展她的视野，带她走进更大的世界。在书中她还具体分享自己学中文具体某个字词的感受。例如，中文俗语说“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对从小讲汉语长大的人来说，该是理所当然的道理吧。可是，对日本人来说，并不如此。在日文里，跟朋友相干的俗语中，最常听见的是“類は友を呼ぶ”，跟中文“物以类聚”差不多，贬多于褒，印象很消极，犹如“朱に交われば赤くなる”，即中文“近墨者黑”。所以，当第一次听到“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之际，“我觉得非常新鲜，好像视界一下子扩大了很多。”

自从开始学汉语， 新井一二三坦承自己从中文俗语学到了不少人生真理。例如“好汉不吃眼前亏，好马不吃回头草”。那是她看老舍原作的话剧《茶馆》演出时记住的。“一种很合理、很健康的处世方法，在日本文化里却没有类似的说法。也许是武士道影响所致吧，日本人有甩不掉的自灭倾向，哎！”

日本荣格心理学第一把交椅，已故河合隼雄先生在《心的处方笺》一本书里，也有类似的观点：“既然要跑，该放下一切”。但是在新井一二三看来，这样的日语没有中文中“马回头”那样视觉化的效果。“很具体”而“视觉化”是中文俗语的强势。让新井一二三深感佩服。再比如“跳进黄河也洗不清”这句话，她每次听到，都觉得画面感很强，“眼前就出现一个人穿着本来白色的一套内衣，不知为何糊里糊涂地跳进黄河，出来的时候全身呈现黄色的尴尬画面。”

新井一二三还记得，一九八○年代初，她刚去北京留学的时候，在郊区黄沙飞扬的马路上，还偶尔看得到关外农民拉着骆驼进城的画面。“近距离看了几次骆驼以后，就自然晓得“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指的是什么意思。同一条路（也就是如今的北京西三环路）上，当时也看得到毛驴。近距离看了几次后，对当地点心“驴打滚”的取名要“拍大腿”了。奇怪的是，“拍大腿”翻成日文是“膝を打つ”（打膝盖）。这句话说得太奇怪了，因为打了膝盖，手肯定会疼！”

学习中文给新井一二三带来很大的精神力量。事业不如意时，她会用李白的诗安慰自己，“天生我材必有用”。而当出了点名气却马上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一句“人怕出名猪怕肥”则能很好地安慰到她。“有这一句话比没有强不知多少。”当家人亲戚带来麻烦的事情，她则在嘴里喃喃自语“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会觉得自己并不孤独。是的，只要能感觉到自己不孤独，人生就可以活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