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现代散文来说,是走“文言调”、“欧化调”还是“口语调”之路,这对朱自清来说,就是与其创作生涯相伴随的一道难题，但又不得不对此一问题做出回答。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朱自清1923年的一篇名作，文中朱自清写出了面对“秦淮歌女”的异常矛盾心情。

《桨声灯影》也是一篇关于接纳与“拒绝”的文章。最终，满怀“现代的懊恼”的朱自清还是拒绝了“秦淮歌女”。这是一个现代书生尽管矛盾重重，还是做出一个现代的选择，但也是朱自清式的选择。朱自清的“婉拒”：既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又具有浓郁的象征意味，预示着其晚年散文作品最终走向。

新文学创作三种腔调

《论朗读》是朱自清最后末完成的作品。此文把新文学创作概括为“文言调”、“欧化调”与“口语调”三种腔调，并以此角度来观察新文学创作的演变轨迹，“早期白话诗文大概免不了文言调, 并渗入欧化调, 纯粹口语成分极少。后来口语调渐渐赶掉了文言调, 但欧化调也随着发展。近年运用纯粹口语——国语, 北平话——的才多些, 老舍先生是一位代表。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在朱自清看来，似乎“口语调”才是与时代发展相符合的趋势，并且也是新文学创作理所当然的一种选择。

朱自清一生的散文创作可分为两个大阶段：一是早期的略有“文言调”的知识分子白话阶段；一是晚年写作“口语调”占绝对上风的阶段。朱自清的晚年作品，成功地让有可能的“文言调”消失的无影无踪。四十年代以后，朱自清对于“口语调”有着痴心的向往，他曾说《给亡妇》“这篇文是有意用口语写的, 但不敢说纯粹到什么程度”（《论朗读》）。朱自清试图让自己的写作脱胎换骨，“口语调”就是其达成理想的一个途径。

朱自清往往存在着情感与理智的矛盾。在情感上有些时候朱自清是是站在传统与文言一边的；但在理智上，在写作实践上，朱自清又是纯粹白话的信奉者与主张者。

“口语调”就一定有利于文章写作吗？朱自清晚年“口语调”类文章，对其创作来讲，意味着一种进境呢，还是一种倒退？这都是需要加以研究的问题。

胡适，还是周作人？

与胡适、周作人相比，朱自清应该算是新文化与新文学中的新人。对朱自清来说，说胡、周是师长辈的大师，应该是不为过的。胡适与周作人的理论主张都曾对朱自清有过影响，但相比较而言，胡适的影响要更大。

胡适在20年代未写有《白话文学史》，相应地，朱自清在1947年写有《雅俗共赏》，以表达对于《白话文学史》的敬意。《白话文学史》欲以白话来统驭古代世界，而《雅俗共赏》要加大古代世界“俗”的分量，以使“雅”向“俗”靠拢。朱自清试图以现代性的“俗”来改造古典性的“雅”，来符合“雅俗共赏”之说。不仅如此，朱自清在论证宋朝古文就有“雅俗共赏”特点时，就引用了胡适的说法，“胡适之先生说宋诗的好处就在‘做诗如说话’，一语破的指出了这条路”。胡适的此一说法正确与否，暂且不论，不难看出胡适在朱自清心目中的地位。

朱自清曾为自己新书《背影》所作过一篇《序》，此文写于1928年7月31日的北平清华园，发表于当年十一月的《文学周报》。构成此文“理论基础”的，主要是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之观点与周作人的现代散文源于明末的见解。有意思的是，朱自清让这两位“理论家”“打擂台”。难道朱自清就没有倾向吗？朱自清当然是有倾向的，朱自清一贯都是倾向于胡适的。对于周作人，朱自清则是采取“纵是相逢应不识”“修正”的态度。

朱自清对周作人的解读非常特别。在《序》文中，朱自清作了一个大胆的判断，认为周作人小品“他所受的‘外国的影响’比中国的多”。朱自清的这个解读就与朱光潜的解读完全不同。朱光潜曾以“清”、“冷”、“简洁”三特点概括周作人散文小品，对其中体现出来的“文言调”大加赞赏，同时，朱光潜亦不忘对当时流行的“欧化调”予以嘲讽。周作人小品散文中的“文言调”是显而易见的，其中不少用语用词就是直接从文言中借来的，其有些小品不仅仅是“文言调”问题了，已经就是文言本身了，最典型的如《知堂说》。但朱自清偏偏就认为周作人小品是“欧化调”，而且还挺固执。

不能说周作人没有把朱自清“置入”麾下的愿望。从《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信集》一书可知，周作人与朱自清之间的往来也不算少，况且朱自清与俞平伯之间有着很深的友情,而俞平伯又是周作人得意的弟子,更何况周朱之间还有一定的亲戚关系，因为朱自清与周作人前嫂夫人朱安有亲戚关系。但周、朱之间终于没有相互走近。

朱自清亦曾为周作人辩护过。从《朱自清日记》中知道，当闻一多说周作人是“京派流氓”时，朱自清是不以为然的。可能是由于“隔教”的原因，也可能是由于天性的原因，朱、周之间始终不能相向走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文变染乎世情，兴变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朱自清有一篇最为知名的自我剖析的文章，名为《哪里走》。文章这样无情地解剖自己，“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能领着；我又是没有定见的人，只是东鳞西爪地渔猎一点儿；我是这样地爱变化，甚至说是学时髦，也可以的”，“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

主要是时代的原因，使朱自清不能不“婉拒”“秦淮歌女”；主要亦是由“不能超乎时代”的原因，使朱自清最终选择侧重胡适的“口语调”方向，而非侧重周作人的“文言调”方向。

与文言的“告别”

朱自清对现代白话是有信念的，因而对于文言与“文言调”抵制与排除，就成了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

朱自清曾劝浦江清“多写白话文”。据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载，“我常为《文副》作稿，书评与书报介绍为多，也写些评述外国文学家文字，多用文言，从雨僧师之命也。佩弦劝我多写白话文”。《文副》是指天津《大公报 文学副刊》，1928年春由吴宓接手主编。1930年秋，吴宓出国休假，由浦江清代为主编《文副》，朱自清劝浦江清“多写白话文”，大概就是此时发生的事。在朱自清看来，写作白话、废弃文言，既然是时代的选择，应该就是理所当然的事。

在朱自清晚期的《论严肃》与《百读不厌》两文中，便开始与文言作了切割。其《论严肃》，表面上批判的是“言志派”“幽默派”，实际上攻击的还是文言。其《百读不厌》写道，

“但是在我们的现代文艺里，让人“百读不厌”的作品也有的。例如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茅盾先生的《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笔者都读过不止一回，想来读过不止一回的人该不少罢。在笔者本人，大概是《阿Q正传》里的幽默和三部曲里的几个女性吸引住了我”。把《阿Q正传》与《幻灭》、《动摇》、《追求》三部曲列为“百读不厌”作品，不管怎么说，都是相当勉强的。而在古典诗文世界中，“百读不厌”的作品可以是不胜枚举，但因为这些作品都由文言写成，朱自清便打住不谈。

在朱自清四十年代以后不少文章中，告别“文言调”与选择“口语调”都是同时进行的。《精读指导举隅》提出了“理想的白话文”和“纯粹的白话文”概念，其实说的就是白话文的“口语调”。《论白话》是朱自清生前的最后一篇作品，也是没有完成的作品，这篇文章就是倡导“口语调”的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论白话》构画了一幅明晰全面的现代中国“白话”构成图。文章回溯了周作人不但欧化而且日化的“新白话”、曾经风靡一时的欧化体和创造体的白话、徐志摩颇具口语风的诗（摹效北平的口吻或摹效他家乡硖石的口吻）、李健吾与赵元任在剧作中的口语创作与尝试，甚至没有放过“大众文艺的问题”所涉及的普罗白话大众语，同时，朱自清表示“不妨尽量地采用活的北平话”，并在字里行间流露了对于老舍与徐志摩能自如运用“口语调”的真心羡慕。

唐弢认为朱自清一九三六年出版的散文集《你我》“正是前后的转折点”，由《你我》开始，朱自清散文开始了其“口语调”时代。

那么，朱自清这类“口语调”文章达到了预期效果了吗？《朱自清日记》记录了浦江清的一个评价，他很坦率批评朱文“太冗长乏味”，这是发生在1937年底的一件事。与那篇“诗的短文”相比，朱自清晚期那些“口语调”的文章，莫不是长篇大论一大篇，若用“太冗长乏味”评价之，应该是合适的。

如此看来，哪怕是选择有“理想的白话文”和“纯粹的白话文”之称的“口语调”，未必便是写出好文章的保证。

唐弢与叶圣陶的矛盾

对于朱自清的散文，叶圣陶与唐弢各有观点。

在朱自清逝世后，叶圣陶写有深切的追思文章《朱佩弦先生》，文章对朱自清的散文做了全面评说。很明显，叶圣陶是站在“口语调”一边的，对朱自清早期散文之“注重修辞”带有“文言调”，是不以为然的，而对后来朱自清转向“口语调”则是予以肯定的。

最后，叶圣陶认为，“现在大学里如果开现代本国文学的课程，或者有人编现代本国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美，文字的全写口语，朱先生该是首先被提及的”。叶圣陶的此一评价，也是与朱自清后期散文风格的转变相吻合的，

而唐弢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唐弢在《朱自清》一文中，较长篇幅引述了叶圣陶《朱佩弦先生》的主要观点，并表达了不同的认识。“佩弦先生后期语言比前期更接近口语，但人们还是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为什么人们会“爱读他的《背影》、《荷塘月色》”，这是因为朱自清早期散文中有“情致”，并略带“文言调”。 唐弢在文章后面通过表达对“旧体诗词”的认识，对这一问题略有展开。总起来看，唐弢的态度还是明确的，他还是喜欢带有“情致”的朱自清的早期散文。

叶圣陶肯定的是朱自清的“口语调”，但认为其在这方面做的还不够；但唐弢更为珍视的是朱自清早期作品中的“文言调”，应该说唐弢隐约感觉到了朱自清后期创作中的问题所在，而“文言调”既是被时代封死的一条道路，唐弢也就只能以暧昧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喜爱之意，这也是唐弢的无奈。

朱自清不能脱离开他的时代，唐弢与叶圣陶亦同样如此。叶圣陶为什么对朱自清的“口语调”情有独钟呢？这其实与叶圣陶三十年来关于作文的一个观点相关，他认为作文就是写话，因而“口语调”的文章，就会让叶圣陶称赞不已。其实，“写话”只是作文的一个最低策略，在没有更高的对于文章要求的状态中，“写话”就很有可能成为文章唯一的选择。但唐弢的阅读感受证实了，“情致”类“文言调”的文章更耐咀嚼与品味。

朱自清后期散文评价

胡适白话理论的真正实践者是朱自清，他们都是语言上的纯洁主义者。当胡适主张“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八字方针的时候，胡适是绝对排斥文言的；当朱自清后期选择“口语调”时，他亦是特别排斥“文言调”的。胡适特别反对杂入文言的文章，特别反对半文半白的写作，而朱自清亦是如此。

其实，胡适对真正的白话作品反而评价并不高，查看《胡适日记》，胡适对茅盾小说、曹禺剧作都没有太高评价，恐怕对朱自清那些“口语调”文章，一样也不会太感兴趣。但在“口语调”即正义的时代氛围中，“文言调”理所当然是被驱逐的。

到了四十年代，朱自清大量“口语调”的散文开始出现，诸如《如面谈》（1940年）、《撩天儿》（1941年）、《论百读不厌》（1947年）、《论书生酸气》（1947年）、《说老实话》（1948年）等。因为“口语调”与朱自清实在没有特别的缘分，因而所产生的文章也不免显得笨拙、冗长与沉闷，朱自清当年的特色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朱自清后期文章基本上完全告别了“文言调”，这是特别遗憾的。章太炎有他心爱的“五朝”，可以陶冶其文；周作人有时自称“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其背后不仅有“公安派”、“竟陵派”、张岱等，还有一大片浙东文化的“水泊梁山”；鲁迅背后有“魏晋”文化的支撑。

而朱自清的散文背后呢？则什么“根据地”都没有。朱自清并非没有文言的功底，只是他用自己的写作实践，成功地摆脱了文言的“追随”。抽掉了“文言调”，古典文化在朱自清的散文创作中最多只剩下薄薄的“背影”。

“朱弦一拂遗音在，却是当年寂寞心”。典型的朱自清的散文语言，是那种微微浸泡在文言中的有“情致”的白话，“文言调”、“欧化调”与“口语调”三者皆有，但又调配的恰到好处。

参考资料：

《唐弢书话》

《周作人俞平伯往来书信集》

《浦江清文史杂文集》

《朱自清散文全集》

《胡适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