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欢喜》剧照

2019年秋天的一个深夜，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突然接到北京一所大学的心理中心老师的电话。电话里，这位老师焦急万分。他告诉彭凯平，一位学生企图自杀，被同学及时发现并制止。班主任在学生的笔记本上发现了彭凯平的名字和电话号码，所以联系他，看他能不能帮助这个学生。

彭凯平放下电话赶紧赶过去。这个学生告诉他，因为不喜欢的专业让自己越学越苦闷，越来越失望。最后，他实在熬不下去了。

这位学生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终于考上了重点大学。他想在大学学习哲学或者心理学专业，但妈妈坚持让他学理科，因为更好就业。无奈之下，他只能放弃自己的爱好。

后来，彭凯平见到了孩子的妈妈，和她沟通了孩子的心理状态。孩子的妈妈十分不理解，她说：“严格的要求，做社会需要你做的事，不就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吗？教育难道不是培养孩子的各种学习技能，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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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凯平

彭凯平经常听到家长说这样的话。有多少孩子，做的都是父母让他们做的事，学的是父母看好的专业，几乎所有努力都是为了取悦他人。 有多少孩子，做的都是父母让他们做的事。有多少父母的教育理念不再是“笨鸟先飞”，而是“是不是只鸟，都要先飞”。孩子也在这种教育价值观的裹挟下，时刻处于高压状态，渐渐失去获得自我价值的能力。

然而，这真的是为孩子好吗？这样的教育方式真的是孩子需要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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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在新华社的帮助下，彭凯平的团队调查了中国30多万中小学生，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四无现象很普遍：学生学习无动力；对真实世界没兴趣，喜欢在网上玩游戏、刷抖音；社交无能力，不会说话，不会做人；生命无意义感。最后这个可能有些严重，也是和家长互动时，家长比较关心的问题。当然，家长最关心的，还是孩子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

彭凯平思考我们的教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不能让教育更积极、更幸福？

于是，他开始倡导积极教育，希望帮助家长抵抗内卷带来的焦虑。在他的新书《孩子的品格：写给父母的积极心理学》中，他想告诉家长如何把积极教育融入家庭教育，培养孩子从容应对未来的竞争和机遇。

2016年，彭凯平和团队曾研究了来自不同学校和背景的1260位10-17岁的中国孩子。结果发现：那些感觉幸福、有积极心态和成长型心态的孩子，不仅抗逆力更强，而且在学校里参与度更高，成绩也更好。“能够帮助孩子提升成绩的不仅有补习班，还有幸福感和积极的心态，并且后者的效果可能会更长远，更有意义。”

以下是他的自述：

你对孩子的爱为什么会附加条件？

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每隔两三年就要在全球88个国家开展一次大型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调查。最近一次调查是在2018年。研究人员发现，在88个国家中，中国孩子的学习时间最长，远远超过排名第二位的国家，而且课外学习的时间很长。但是，中国学生的学习效率很低，排名十分靠后。同时，中国学生的合作能力与创新能力排名也不高。

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教育内卷也愈发严重。在这些城市，很多优秀的中产阶级，把自己成功的经验当做科学规律，这本身就是幸存者偏差，是错误的。大量的人没有熬过来，说明这不是正确的方法，是偶然现象，偶然现象不能代表你的孩子也会存在偶然。你的经验是不可重复的。

统计学上有个现象叫状元的悲剧，用学术语言讲，是向平均数回归。所有状元最后人生的轨迹，都和大多数人（通常是优秀的人中）差不多。

在现在的境况下，无论父母还是老师，对孩子最简单直接的教育方式可能是模仿军队内部的管理模式，进行军备竞赛。这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很有效，但建立军队的目的是打赢特定的战争，而教育的目的是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

我之前说过，中国文化本质是积极的，反而是现在流行的一些东西很不积极，比如鬼谷子全学，厚黑学，还有什么狼性精神，都特别奇怪。 这些东西既不是中国的，也不是外国的，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等各种思想特别复杂的混合体。

这种教育方式往往会出现很多问题。最普遍的一种情况是父母将自己的期望放在孩子身上，如果孩子表现得不尽如人意，成绩不理想，作业做得不好，父母便称自己“不爱你”。就像《小舍得》里，小男孩子悠吐槽自己的妈妈，爱的不是自己，而是考满分的自己。

为什么父母“爱孩子”会附加很多条件？有一种心理叫心理防御机制，这是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防御性神经精神病》一文中提出的，个体在潜意识为减轻、回避和克服本我和自我的冲突带来的挫折、焦虑、紧张等心情，而采取的一种以保护自己为目的的防御手段。

孩子考试考砸了，家长和孩子的交流，本意是解决考砸的问题，但对话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陷入一个“不必要的附加冲突”——关于笨不笨和爱不爱的问题。

从本质上来说，考试考砸了和笨不笨、爱不爱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这种情景下，受情绪影响，家长把自己的焦虑、担忧、气愤转化为对孩子人格状态不健康的主观假设，同时也会对孩子的表现、对自己的面子与付出所造成的损害进行防御性设定。

与此同时，孩子本来应该反思自己为什么考砸，但因为情绪的影响，结果变成质疑父母是否爱自己，回避自己在别人面前丢脸或者没有满足别人的期待而有可能产生的损失。

这样一来，在考砸了这个具体的情景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孩子都面临着非理性的由情绪主导的心理防御机制的对抗。这是一种不成熟的亲子关系，长此以往，父母会一次次地在类似情景中丧失对孩子的控制力与影响力，而孩子也会对父母丧失信任。

这给亲子关系带来无穷无尽的冲突、争吵或冷战。在这种状态下，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是不被理解、不被尊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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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教育如何帮你减少焦虑？

几年前，我曾受邀参加一个教育论坛，就积极心理学对教育产生的影响进行发言。这时，一位学者突然打断我的话，很不客气地对我说：“彭老师，我觉得你说的积极心理学根本就是一套‘心灵鸡汤’，你说的积极教育说来说去不就是快乐教育吗？我是搞教育的，并且搞了很多年。我可以负责地说，你说的这种快乐教育在真正的教育中根本行不通，也不实用！”

我当时很吃惊，会场的气氛也有些尴尬。但出于礼貌，我还是请这位教育专家更加具体地谈谈他的看法与意见。于是他说道：“你认为在教育中应加入积极心理学，要对孩子进行积极教育，其实就是让孩子无所作为，每天只要快乐就行了。其结果只会让孩子丧失进取的动力。我们还是应该沿用‘老祖宗’的做法，棍棒之下出孝子，严格教育出人才！”

这样的话，我听过很多。“棍棒之下出孝子”根植于很多人的心里。积极心理学家的科学研究已经证明，棍棒下面不一定会出孝子，但一定会出心理怪异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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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统计数据表明，目前中国儿童心理问题的发病率为12%~16%，患有心理疾病的儿童大约占2%。越来越多的孩子用各种方式伤害自己。

作为一名教师，我知道，在教育中充满着辩证，对学生严格要求没错，关键是严格要求并不等于苛刻和责难，严格要求也并不和积极、幸福、快乐、自由相冲突。

积极教育并不是简单的快乐教育。快乐教育多半指的是在教育中用某些让人高兴、快乐的方式，创建一种其乐融融的快乐氛围，但积极的含义则比快乐丰富得多。

积极教育是通过关注人心中的善良天性、人类社会的正能量，以及我们共同具备的灵性、悟性、善意和德行等，对孩子进行积极、正向的教育。积极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寻找如何让人过上幸福、有意义的人生。

最近减负的话题很热，双减是为了减少内卷，降低焦虑。可是家长们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减少，甚至还多了一些不确定性。

其实，对待不确定性，要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能完全控制不确定性。我们首先还是要接受，但也不能消极地等待、放弃、躺平，我们还是要变得更积极，可以从这三个方面着手，替代、转移、升华。

替代的方法是，我们积极地寻找帮助孩子学习的方法。不是传统地让孩子花时间、花精力、给他们安排任务，而是用一些积极的方法。 比如我们科学心理学发现，学习提高效果，并非是靠拼时间。反而是替代性休息，让大脑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把自己的思维集中在单一任务上，效果未必很好。

转移就是，我们一直关注的是孩子的学业，也许对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做人的心态，它也可以间接提高我们的学习动机。

升华就是深入想一想，如果不在意外界评价，你对孩子的期许是什么。

这些都是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些方法。我在《孩子的品格》书中写了很多给家长的积极教育的方法。这三点算是一个小总结。

为什么有些人反复跌倒，依然活出心花怒放的人生？

经常有人问我：“彭老师，你这么重视积极教育，积极教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一名老师，也是两个儿子的爸爸，我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孩子的生活不能只为了学习，还应该过得开心、愉悦。

我两个儿子的职业选择都是他们自己喜欢、擅长做的事。我们老大性格偏内向，喜欢做文字的工作，现在做编辑。老二喜欢组织、领导、安排，他现在亚裔美国人的服务中心做社区工作。他们两个做的都不是赚大钱的事儿。

我家老二喜欢打球，他带领的队伍拿了全美冠军，他自己是MVP。但他打的球不是那种商业化的，是竞技飞盘。这个项目只是奥运会的观摩项目，不是正式比赛项目，所以也拿不到奖学金，也不能进奥运会，但能让他锻炼身体，锻炼他的组织力。我们基本每周末要开着车，带着他打比赛，这就是一种支持。

从接纳开始，到支持，欣赏他的成功，我觉得这三个阶段，都是我们经常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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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北京大学任教，后又前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如今在清华大学任教。这些学生们以非常优异的成绩考入世界顶尖学府，他们学习认真，也很勤奋。但我却痛心地发现，一些原本很优秀的孩子，在考入大学后迷失了自我，甚至开始放纵、堕落，最后可能连毕业证也拿不到。这非常可惜。

我曾多次和这些孩子沟通，结果发现存在于这些孩子身上的共性是：他们都被父母严格管教，父母对他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考上一所好大学。当这些孩子如父母所愿考上名牌大学后，他们觉得，我的使命完成了，接下来，我就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那么他们喜欢的事是什么？就是不再听父母的话，彻底放纵自己，做自己梦寐以求的事，而这些事情基本就是玩儿、享乐，甚至是对自己的放纵。还有人甚至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

作为父母，当你听到孩子的这些心声，内心的感受如何？我是非常痛心的。这其实也给很多中国父母一个特别重要的警示：我们在期望孩子学习好、考上好大学的同时，更有必要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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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积极教育，最核心的是希望人们知道，是什么让一些人在跌倒多次后，仍然有意愿、有勇气、有能力爬起来，并最终拥有丰盛而灿烂的人生。

我们以前总以为生活是短跑，所以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因为对于短跑来说，起跑线很重要，我偷跑了一秒钟，我就赢了。但现在发现，生活是马拉松，它要靠耐力，我即使晚起跑十分钟，我都可能追上前面的人。

在教育上，起跑线指的是，我的孩子能不能上好学校，能不能考上好的中学。但真正决定一个人未来成就的一定是耐力。那个耐力就是抗逆力，在挫折、痛苦、打击、失败的情况下，你仍能继续发展，保持旺盛的行动力，生命的活力。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的几位研究人员长期跟踪清华大学“钱”班、“姚”班、“学堂”班等创新培养模式的学生。

科研人员在调查了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轨迹后，并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的测评与跟踪。结果发现，那些能在毕业后长期保持竞争力，取得更大人生成就的学生，除了具备超常的智力因素之外，还至少拥有十项积极的品格优势与美德，其中就包括开放性、同理心、坚韧、坚持、勇气、感恩、包容、人文价值取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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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孩子的品格》中，我列举了大量培养孩子积极品格的方法，管理自己的情绪；培养抗逆力；帮孩子确立“我能行”的人生态度；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激发孩子的内在潜能等。

比如，抗逆力是个体面对生活逆境、创伤、悲剧、威胁和其他生活重大压力时良好的适应能力。它是一种能从困难中恢复过来的能力。

抗逆力和挫折教育有本质的不同。有一些家长说：“我们对孩子要求很严格，我们还刻意创造一些让孩子吃苦、受罪、遭遇冷眼与惩罚的机会，这就是挫折教育，这不就是在培养孩子的抗逆力吗？”

实际上，这些家长完全错误地理解了“挫折教育”或“抗逆力培育”的概念与本质，更不要说运用正确的方式方法了。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很多都会呈现一种极度压抑、有暴力倾向、冷漠、孤独与疏离的状态。他们虽然比娇生惯养的孩子更能忍受外界的批评与责罚，但也更容易钻牛角尖、走极端或表现出极度的自以为是。

抗逆力其实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我们无法控制问题，但可以控制对问题的反应。

积极的心态也是这样，在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要做的绝不是躺平，而是站起来战斗。就像列侬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命运随时可以打乱你的人生”，但只要积极应对，我们对人生就有了更多的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