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成一农研究员

摘要

包弼德教授《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一文对《禹迹图》的绘制技术及其主张进行了分析，但其在研究中混淆了地图中可能蕴含的多种主张，其论证方式也存在问题，无法对其结论加以支撑。以此为基础，本文探讨了历史学中的解释与“过度解释”之间的差异，认为解释的优劣在于论证过程而不在于解释的结论。且在不同环境、文化、认识方式下，对于论证本身的认识也存在差异，因此解释与“过度解释”也是相对而言的。

关键词

《禹迹图》；历史阐释；包弼德

包弼德教授在《历史地理》第34辑上发表了《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以1136年的〈禹迹图〉为例》（下文简称《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这篇论文之前是包弼德教授发表在2016年于复旦大学召开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室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古地图中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会议论文。笔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议上对包弼德教授的大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疑问。《探寻地图中的主张》正式发表时也采纳了本人的一些建议。不过，本人对包弼德教授这篇论文整体上持不同意见，因此希望通过撰写小文，能与包弼德教授对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推进中国地图学史以及将地图作为史料的史学方面的研究。

《历史地理》第34辑

《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的基本内容大致涉及四个问题：

首先，作者引用了戴维·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的观点，即“任何地图都是对其描述的世界的一种主张”作为切入点，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对比《禹迹图》和大致同时代的《九域守令图》和《华夷图》等，提出“《禹迹图》所做的并不是建立一种华夷之间的分隔或描述宋代的行政单位”，而是“它试图在做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将经典和历史结合在一张地图之上”；然后结合宋代曾经编纂的一些通志、通史类的著作，提出“《禹迹图》可以被视为一个跨越王朝的延续性主张在地理上的呈现……但地图在空间上援引《禹贡》已足以用来主张眼下的世界实际上是古代的延续”；最后提出，“这些‘集大成’式的著作，无论是地图还是图书，都是超越朝代的：它们并不否认朝代是构筑历史上时间和空间的材料，但它们提供了另一种思考这个更大实体的途径，即国家、地区和个体都是它的一部分”，“王朝没有界定中央之国，但它们可以声称是其一部分。《禹迹图》为我们提供了该实体的图景”，这段论述的整体涵义并不是很明确，但大致可以确定作者认为《禹迹图》提供了中国古代，至少是中国古代王朝和知识分子，将王朝看成“中央之国”，由此成为正统王朝历史延续的一部分以及确立王朝文化正统合法性的依据。

然后，作者对《禹迹图》的制图方法进行了讨论，且引用了本人的研究，认为《禹迹图》的绘图数据并不来源于直线距离的测量；但此后他还引用了埃金（Alexande Akin）和数学家芒福德（David Munford）的研究成果，而这一研究认为《禹迹图》的绘制依靠了某种测量手段（至少包含了对纬度的测量），而不是仅仅使用了本人提出的路程距离。在文中的结论中，包弼德强调了“不过我发现推断其制作者对空间的准确性有兴趣要比推断说他们没有更容易一些”，由此似乎说明他更倾向于《禹迹图》是基于某种测量手段绘制的。

戴维·伍德沃德

J. B. Harley与戴维·伍德沃德主编的《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中的一本《Cartography in the Traditional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ocieties 》

再次，作者强调了《禹迹图》刻石的年代，即1136年，而这一时间，刘豫正在侵宋，力图实现统一，由此他认为：“《禹迹图》是刘齐致力于接续宋朝的一种努力。这是一幅追溯到远古有关领土历史的地图，它是刘豫试图建立的国家的愿景，也为其攻打宋朝提供合法性。”

最后，包弼德教授对《禹迹图》的重要性进行评价。对于评价重要性的依据，作者提出要依据“它是否产生影响及后果”。显然《禹迹图》对后世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但我们不能说《禹迹图》的类型将制图的发展轨迹导向了更为量化的路径。相较于指南，倒不如说它作为一种主张的效果更为显著；它的价值就在其展现的各种全图之中”。

总体而言，从论证内容来看，《探寻地图中的主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复原，即对地图绘制技术的探讨；第二个层面就是解释，即对地图绘制的背景及其主张的分析。下面对该文涉及的主要内容分别进行探讨。

包弼德

一、《禹迹图》绘制的是否“准确”以及研究中国古代地图“准确性”的学术价值

本人通过研究已经提出，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方法是“非科学的”，这一点已经得到了一些学者的赞同，《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实际上对这一认识也是赞成的。但目前的争议就是，除了这种“非科学的”之外，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中是否存在一些现代意义上“科学的”绘图技术，即使这些技术，如同包弼德所述未能“将制图的发展轨迹导向了更为量化的路径”。

实际上，类似的观点，早已有学者提出过，比如余定国在《中国地图学史》中就提出“中国地图学不但包括数学的技术，也包括现在被人们视为是人本主义的精神。地图同时涉及数学和文字，但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它们两者都与价值和权力相互关联”，且目前很多中国地图学史的研究者也持这一观点，如韩昭庆教授的《中国地图史研究的由今推古及由古推古——兼评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就用海野一隆刚提出的“多系并存”来支持这一认识。《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也是如此，即《禹迹图》中蕴含了一些“量化”“测量”的因素，因此“我发现推断其制作者对空间的准确性有兴趣要比推断说他们没有更容易一些”。

余定国著《中国地图学史》

这里首先需要讨论一下包弼德教授所引用的埃金和芒福德对《禹迹图》的研究，这一研究的基础就是“利用45个已知点将《禹迹图》与地球表面相配”。但这一研究的问题在于，《禹迹图》上没有绘制行政治所的符号，而只有治所的名称，那么如何在地图上确定坐标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禹迹图》上的地名通常占据一个方格，甚至一个半方格的空间，由于该图“每方百里”，由此不同的测算方式将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当然，在测算时可以确定一个统一的标准，例如用地名的顶部、中部或者底部作为测量基点（在埃金和芒福德对《禹迹图》研究中采用的是将地名的中部作为测量的基点），但这只是测量者那么认为的，我们无法知道绘制者的标准是什么。当然如果绘制者有标准，且全图的标准统一的话，那么今天的测量者无论采用地名的哪一部分作为测量的基点，影响都不会太大，但问题在于：如果绘制者是没有标准的，那么今天的任何测量都是毫无意义的，而这点基于现有资料是无法排除的。不仅如此，埃金和芒福德在研究中也都认识到了他们用作对比的CHGIS上的地名点是存在偏差的，由此各种偏差的叠加就大大降低了他们研究的可信度。

通过分析，埃金和芒福德认为“地图的变形表明，纵轴上的位置要比横轴上的准确得多，这有力地印证了南北轴向上的地点的放置是基于各地大量的太阳高度角观测”，确实唐代的僧一行和元代的郭守敬都进行了大地测量，由此验证了中国古代掌握有测量太阳高度角的技术，但问题在于中国古代测量太阳高度角是用于制定历法，而不是用于地图的绘制，且无论是僧一行还是郭守敬，他们的大地测量对于绘制地图而言，数据量都是太少了。且除了这两次测量之外，在清代之前，目前没有保留下来任何其他关于测量太阳高度角的记载，更重要的是，也没有存留下来任何与此有关的资料。不仅如此，如果在地图绘制中使用了太阳高度角的话，那么绘制地图的人应当了解到大地是一个球体，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绘图者必然会考虑到对于经度的测量（是否有能力是另外一个问题），但中国古代从未有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也没有这类数据保存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埃金和芒福德的这一分析内在的矛盾在于，如果《禹迹图》的绘制使用了太阳高度角，那么在地图上为什么没有像西方地图那样标绘纬线？且使用纬度绘图，那么《禹迹图》的绘制应当采用将球体投影到平面的投影技术，那么为什么绘图者绘制地图时采用的是他显然知道的对于球体投影而言毫无准确性的“计里画方”？

僧一行像

此外，再次强调的是“计里画方”并不代表地图绘制准确，简言之“计里画方”只是一种绘图方法，缺乏相应的绘图数据的话，是无法将地图绘制准确的。

当然，使用“计里画方”绘制地图，本身似乎就有着“其制作者对空间的准确性有兴趣”，且确实在目前保存下来的一些用“计里画方”绘制的地图的序跋中强调了“计里画方”所呈现的“准确性”，如《广舆图》。但这种对于“准确性”的兴趣，似乎一直也就是兴趣，而且一直都是非主流的兴趣，否则利玛窦、康雍乾时期绘制的“准确的”地图也就不会在当时没有对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产生太大的影响了。且这种“兴趣”本身也存在问题，如《广舆图》是用计里画方绘制的，但其嘉靖四十三年（1564）吴季源刻本中将《舆地总图》的画方减少了3/4，但说明中仍标为“每方五百里”；而影响很大的万历七年（1579）钱岱刻本中原为正方形的“画方”变成了长方形，还有一些以《广舆图》为基础形成的著作和地图集甚至直接将“画方”去掉，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大明舆地图》，由此产生的问题就是这些后来的作者对于《广舆图》的“准确性”真的有兴趣吗？

试想在一个在现代看来非常具有实用性，应当绘制准确的河工图、鱼鳞图都不追求绘制准确的文化中，将基本没有太多实用性的全国总图绘制准确的意义是什么？研究和强调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和结果的“兴趣”，其学术价值又是什么呢？

《广舆图》

二、《禹迹图》的“主张”是什么？

包弼德教授虽然引用了戴维·伍德沃德的观点，即“任何地图都是对其描述的世界的一种主张”作为其立论的基础，但地图的“主张”并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基于我的理解，地图的主张至少可以分为三种：一是地图最初的绘制者附加在地图上的主张；二是地图的使用者附加给地图的主张；三是地图的观看者眼中地图的主张。当然，对此的分析不是本文的重点，因此不加以展开。《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中关于“主张”的部分涉及的实际上是《禹迹图》的第一种主张，因此本节也就着重对此进行分析，至于《禹迹图》的后两种主张，下节会有所涉及。

实际上地图的第一种主张也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地图绘制者有目的、自觉地赋予其所绘制的地图的主张；第二类就是绘制者受到其所处环境的影响，不自觉地赋予地图的主张。《探寻地图中的主张》所谈到的只是第一类，并认为 “《禹迹图》可以被视为一个跨越王朝的延续性主张在地理上的呈现”；“王朝没有界定中央之国，但它们可以声称是其一部分。《禹迹图》为我们提供了该实体的图景”。但这样的分析，且不论是否存在问题，其本身就没有区分其所论述的“主张”是地图绘制者自觉还是不自觉地赋予地图的。

《禹迹图》

根据现有史料，宋代绘制有大量与《禹贡》有关的地图，其中仅全国总图就有：《历代地理指掌图》中的“禹迹图”、《六经图》中的“禹贡九州疆界之图”“禹贡导山”“禹贡治水先后图”“禹贡随山浚川图”、《六经图碑》中的“禹贡九州疆界图”、《帝王经世图谱》中的“禹迹九州之图”“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六经奥论》“禹贡九州之图”。与此同时，还存在大量与“十五国风”和“春秋”有关的地图，这一现象并不难理解，即宋代科举考试已经成为选官的主要途径，因此服务于理解“经”的地图也就随之大量产生且广泛流传。在这种背景下，《禹迹图》的绘制和刻石并不是一件“特殊”的事件，且如下节所述，当时西安《禹迹图》的刻石并不是一件孤例。因此，《禹迹图》的绘制者自觉地赋予这幅地图的主张，更为可能的就是“描绘《禹贡》所记载的地理”。

不仅如此，包弼德教授的分析自身也存在史实和逻辑上的问题。首先，他提出“它（即《禹迹图》）试图在做一件近乎不可能的事情：将经典和历史结合在一张地图之上”，但实际上在一幅地图上存在不同时代的地理要素对于中国古代地图而言，并不是奇怪的事情。这种情况的出现与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习惯有关，即后世往往在前代地图的基础上根据需要进行改绘，但改绘通常并不彻底，经常留下一些前代的地名，由此就造成一幅地图上存在多个时代的地名并存的现象。如果包弼德教授的这一结论存在问题的话，那么《禹迹图》上多个时代地名并存的现象也就不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从而其基于这一现象得出的后续结论，即“但地图在空间上援引《禹贡》已足以用来主张眼下的世界实际上是古代的延续”等等，也就难以成立。

南宋程大昌《禹贡图》

现代《禹贡九州图》

退一步而言，即使《禹迹图》通过这种多时代地名的并存表达了包弼德教授所强调的“主张”，那么这些主张也不可能属于绘制者有意为之的结果，除了上面提供的宋代绘制大量与《禹贡》有关的地图时代背景之外，还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按照包弼德教授的逻辑，实际上更能表达这种延续性以及由此带来正统性的是历史地图集，且他在正文中也引用了《历代地理指掌图》作为依据；而且时至今日，历史地图集依然在发挥着这样的功能。但就目前的资料而言，中国古代虽然绘制过历史地图集，但数量极少，在清代晚期之前编纂的留存至今的大致有六套，即《历代地理指掌图》《十七史详节》等五部宋代著作中残存的一套；明代的《今古舆地图》《阅史约书》；清初的《阅史津逮》和《绎史》；且所有这些地图集大都是私人绘制的，作者基本都是不太知名的知识分子。如果中国古代意识到了历史地图集的这一功能的话，那么上述现象是无法解释的。因此，虽然历史地图集承载了包弼德教授所赋予它们的“主张”，但这种主张并不是他们绘制者所有意表达的，而且即使它们有着这种主张，也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

《绎史》

第二，建立延续性且赋予王朝正统性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官方编修的史书，即正史，但有趣的是，史部中以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为代表的在现代看来所谓正宗的历史类著作中，却基本都没附有地图，只是在一些相关的注释或节录著作，如史钞类中的《十七史详节》中附有一些地图。那么从这一现象来看，古人，至少是王朝和主流舆论的制造者们，似乎并不在意通过地图来表达包弼德所强调的那种“主张”。

那么在上述背景下，难以想象作为单幅地图的《禹迹图》会被有意地赋予这样的“主张”。

但是，本文并不是认为包弼德提出的关于《禹迹图》的“主张”的认识是完全错的，只是认为他混淆了地图绘制者赋予地图以“主张”时的“有意”与“无意”。正如其所述，“王朝国家创造了高度定义的历史”，且不可否认，这种“高度定义的历史”一旦形成就会造成广泛影响，同样也会影响到地图的绘制者，由此使其在绘制地图时，不自觉地通过图形对这种“高度定义的历史”加以表达。总之，在中国古代，地图很可能是王朝国家所创造的高度定义的历史结果，而不是包弼德所认为的是王朝国家创造高度定义的历史工具。基于此，包弼德教授赋予《禹迹图》的“主张”，至多是《禹迹图》的绘制者不自觉地赋予《禹迹图》的。

包弼德著《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中译本书名为“斯文”）

三、《禹迹图》的刻石与刘齐正统性的关系

包弼德教授对于《禹迹图》刻石背景的分析，主要基于之前对于《禹迹图》的“主张”的分析以及其刻石的时间。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主张”的《禹迹图》，其“主张”的就是希望表达《禹贡》的内容，而包弼德教授所强调的对于王朝正统性的表达，即使存在，也是一种隐含的“主张”，甚至绘制者和观看者都无法直接意识到。退一步讲，当然也存在刘齐的统治者试图利用这种隐含的“主张”来宣扬其正统性和合法性的可能，但这种“可能”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按照题记，《禹迹图》图碑背后的《华夷图》同样刻石于1136年，那么在包弼德教授所强调的政治语境下，刘齐刻石一幅如此突出了“华夷”之间区分的地图，显然所诉说的应当就是当时齐与金之间的“华夷”之分；且《华夷图》是倒置的，这似乎又表达着当时“华夷秩序”的颠倒。因此，结合《禹迹图》，刘齐政权表达的应当就是其作为正统王朝接续者的合法性以及力挽“华夷秩序”的希望和勇气。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金朝庇佑下的政权，如此明目张胆地表达这样的政治诉求，似乎有悖常理。

《华夷图》

第二，宋代刻石的《禹迹图》共有两块，即现存西安的1136年刻石的《禹跡图》、现藏于镇江市博物馆的元符三年（1100）刻石的《禹迹图》。此外《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一五六载：“保真观，在稷山县治东北隅，元建，中有石刻《禹迹图》，共五千七百五十一方，每方二尺余，折地百里，志禹贡山川，古今州郡山水地名，今坏。”虽然保真观建于元代，但《禹迹图》刻石的时间并不清楚。不过大致可以推测，在宋元时期，这一《禹迹图》刻石的数量应该不少，且陕西的《禹跡图》和镇江的《禹迹图》分别位于岐山县的县学和镇江府的府学中，因此结合上节中论述的《禹迹图》的“主张”来看，当时《禹迹图》刻石的目的也是很清楚的，即为了科举考试，或者至少是为了便于士子学习之用。

《禹迹图》中对于《禹贡》的表示并不十分清晰，不仅掺杂有唐朝的地名，且并没有对《禹贡》所涉及地名进行全面的表达，这点确实会引起疑虑，甚至让人怀疑其是否是一幅表现《禹贡》内容的地图。但根据目前所见材料，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地图中并不少见，比如在古籍中大量出现的《十五国风》地图，在目前现存这一系列地图中最早的《六经图》《七经图》和《八编类纂》中所收这一主题的地图并没有准确的标明“十五国风”，因此这些地图的祖本很可能并不是一幅以“十五国风”为主题的地图，而是一幅表示春秋时期地理形势的地图。因此，“题不对图”是中国古代地图的特点之一，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待古代地图，不过中国古代关于文本和地图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领域。

《十五国风》地图

第三，基于第二点，在一个以“禹贡”为主题的地图并不罕见的时代，将其刊刻在碑石上，那么如何能彰显包弼德教授所强调的“主张”呢？不仅如此，《禹迹图》中没有任何与刘齐有关的内容，甚至没有任何政权的明显标记，那么这幅地图又如何能让观看者明了其所推崇的“主张”呢？退一步而言，也许在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地图的观看者能领悟到这些“主张”，但《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仅仅从刻石时间入手的阐释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不仅如此，即使能证明基于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地图的观看者能领悟到这些“主张”，那么又如何解释本节提出的第一点问题呢？

总体而言，基于本人的认识，《禹迹图》的刻石与刘齐正统性之间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即使存在，《探寻地图中的主张》的论证也是远远无法证明这一点的。

本文作者编《中国古代舆地图研究》

《中国历史地图集》

四、结论——历史学的阐释

基于各种材料对史实的复原只是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历史研究的目的之一应当就是基于史实复原进行阐释，如探讨原因、结果、影响等等，但绝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进行的阐释都是缺乏直接材料支持的，即使有材料支持，那么也是需要进行解释的。因此，总体而言，历史阐释都是“主观”的。而且，我们所进行的历史阐释是无法验真的，即我们无法证明我们提出的历史阐释是正确的。虽然我们对于历史事实的复原同样是无法验真的，但至少我们可以基于学界所共同承认的一些标准，如材料的可靠性，做到“证据真实”，虽然这些所谓的“标准”本身也存在问题，比如为什么一手材料要比二手材料可靠？但无论如何，历史事实的复原大致上有着一定的标准来判定不同复原之间的优劣。但对于历史阐释优劣的判定，则缺乏标准。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由此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是否无法直接判定某种历史阐释的对错或者优劣？

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大致而言，历史阐释主要有三部分构成：1.问题的切入点、研究的视角、研究目的等宏观要素，简单而言，可以看成是历史阐释的结论，而这些基本也就决定了研究者所选取作为论述依据的“史实”以及论述方式；2.论述方式，即将相关史实串联起来构成历史阐释的方法，粗略可以等同于论证逻辑；3.“史实”。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同时也与本文的分析没有直接的关系，在这里不展开叙述。

《坤舆万国全图》

在上述三者之中，如果单独来看的话，第一点如果不附加价值判断的话，基本没有对错可言，如《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中提出的“地图是一种主张”，甚至更为具体的《禹迹图》的主张是为了建立王朝的正统性。历史阐释的对错或者优劣在于“史实”和“论述方式”。下面就以包弼德教授的这篇论文来对这一问题加以说明。

如上文所述，《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对《禹迹图》绘制技术和数据的讨论中对于“史实”的复原和使用存在问题，且这些史实也是其后续论证和阐释的核心基础，因此“史实”存在问题，其历史阐释也就难以成立。

在对《禹迹图》的“主张”的讨论中，包弼德教授的历史阐释的构建在“史实”和“论述方式”中都存在问题：不了解宋代与儒家经典有关的地图的大量产生，也不熟悉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习惯（即后代改绘前代的地图），由此对《禹迹图》图面绘制内容及其特点的认定发生了错误，即“史实”错误。在基于地图绘制内容的“史实”，论证《禹迹图》的主张时，未能理解地图中所蕴含的“主张”的多元性，由此论证逻辑发生了问题，也即“论证方式”中存在错误。由此，虽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其历史阐释的结论，但其“史实”和“论证逻辑”无法用以证明其历史阐释的结论。

本文作者著《<广舆图>史话》

对于《禹迹图》的刻石与刘齐正统性之间的关系，《探寻地图中的主张》的“史实”没有问题，问题出现在了“论证方式”上，即其论证方式无法建立起《禹迹图》的刻石与刘齐正统性和合法性之间的关系，由此其历史阐释也就难以成立。

不过，对于“论证方式”合理性的认定不是唯一的，或者至少可以说，“史实”和“论证方式”的合理性并不是绝对的，这种“合理性”不仅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认识方式下存在差异；而且即使在同一文化、背景、认识方式下，“合理性”也不是存在绝对“对”和“错”的，由此也就可以理解我们对于很多历史阐释并不能加以绝对的否定，如《探寻地图中的主张》一文，而只能说解释存在问题，或者“过度解释”。

本文作者著《"非科学"的中国传统舆图 : 中国传统舆图绘制研究》

如果我们承认历史解释是无法验真的话，那么，与历史复原所只能达成的“证据真实”类似，历史解释所能达成的也只能是“解释真实”，即对历史在符合当前材料和逻辑、认知的情况下进行的解释。由此，类似于“证据真实”不一定是唯一的，“解释真实”同样也不是唯一的；“证据真实”不等于事实真实，“解释真实”同样也不等于事实真实。 “过度解释”和“解释”之间的差异是由论证方式以及对论证“合理性”的认知标准造成的，因此，在另外一种论证方式下，“过度解释”也可以转化为“解释”；在对论证方式“合理性”的其他判断标准下，“过度解释”也是有可能变成“解释”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在我看来存在严重论证问题的包弼德一文在《历史地理》上的刊发。

[原文载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作者：成一农，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编辑：若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