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周三提名经验丰富的外交政策专家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为白宫“印太协调员”（Indo-Pacific Coordinator），这一新设置的职位将在拜登政府的亚洲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因此有舆论将其形容为“亚洲沙皇”。

作为坎贝尔的多年好友，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亚洲事务高级副总裁迈克尔·格林（Michael Green）撰文分析了该任命将如何强化拜登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文章摘译如下：

图为库尔特·坎贝尔参加CSIS的活动

尽管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中国是全球地缘政治方面的竞争对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国家也渴望与华盛顿合作，以恢复有利的均势，但人们普遍认为，在亚洲，美国一直在输给中国。特朗普政府通过其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实现了一些对美有利的转变，该战略旨在通过促进自由贸易、法治和开放海域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特朗普政府也在自己的战略上步履蹒跚，从一些主要竞争领域撤离，包括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威胁要从韩国撤军，无视在东南亚的外交。特朗普对新冠大流行的无能反应，以及他煽动叛乱分子袭击美国国会大厦，只会强化当选总统乔·拜登面临的困境。

到目前为止，拜登挑选的国家安全团队人选都是可信和经验丰富的，但他们主要关注中东和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亚洲有越来越多的传言称，考虑到拜登面临的所有其他紧迫挑战，以及奥巴马政府在该地区对中国态度软弱的名声，拜登政府与中国积极接触和战略竞争的意愿可能会减弱。然而，过渡团队在星期三宣布库尔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将担任白宫印太协调员一职，大大扭转了这种印象。

对坎贝尔的任命，将从三个方面强化新一届政府在亚洲问题上的立场:

首先，在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以遏制北京的战略方面，坎贝尔被公认为是一位早期和重要的缔造者。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被任命为美国国防部负责亚洲事务的高级官员，上任时，他的地区经验相对较少，但拥有强大的战略直觉。在两年内，他推动了美日同盟的重大扩张，扭转了后冷战时期多年的混乱局面，并开启了如今华盛顿和东京之间的紧密防务合作。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时，他支持所谓的“重返亚洲”战略。一些人认为这一战略暗示美国不再关心欧洲或中东，因此对其持批评态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一政策对中国过于挑衅。但“重返亚洲”背后的均势逻辑是合理的，并为自由开放的印太理念开创了先河。坎贝尔的“重返亚洲”战略仍然是新任团队和两党国会领导人共识的核心。

其次，对于在美国政策机构中提升亚洲的战略重要性方面，这一新的职位是前所未有的。2001年，我刚到国家安全委员会(NSC)任职时，欧洲部门的规模是亚洲部门的三倍。当我2005年离开时，这两个部门的规模差不多，各由一名高级主任和大约五名主任领导。看起来拜登在白宫的新亚洲班底可能会有三到四名高级主任，使亚洲部门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力量——可能是欧洲部门目前规模的三倍。这种重大重组总是有一些附带影响，但如果运作良好，也可能促进跨大西洋关系。北约和欧盟的大部分国家都专注于与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合作——这是一张战略牌，特朗普团队的反欧立场使其没有利用这张牌。

第三，选择坎贝尔是对两党在中国和亚洲战略上的重要认可。尽管2020年大选时，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敦促候选人在中国问题上敲打拜登，但根据CSIS在2020年8月的一项调查，现实情况是,在国会和外交政策界有一个广泛的共识，认为需要加强联盟,保护关键技术,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向中国施压。亚洲政策能取得两党共识，坎贝尔就是原因之一。我们的长期交往始于我在五角大楼为他工作时，后来我加入了小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2019年12月之前是负责亚洲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工作非常有效，他在克林顿政府期间也开始在五角大楼为坎贝尔工作。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和其他共和党议员也经常向坎贝尔寻求有关中国和更广泛地区的建议。在一次麦凯恩前往新加坡之前，我们几个人向他简要介绍情况，坎贝尔强烈呼吁麦凯恩在中国对台湾施加越来越大压力之际，在台北停留以表示支持——令他的日程安排人员懊恼的是，麦凯恩当场同意。坎贝尔是一位自豪的民主党人，但在美国国内两极分化的痛苦时刻，一个代表两党合作和目标一致的任命再重要不过了。

亚洲各地的头条新闻都将对这一任命大加渲染，而且理由很充分。即将上任的拜登政府面临一系列令人生畏的挑战。对于总统来说，最稀缺的商品就是时间。唯一的补偿方式是要有一种战略意识，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以及把美国的力量和影响力瞄准在哪里。这需要经验，但也需要明确的战略意图。这不会像过渡团队中的一些人想的那么容易，但拜登和他指定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发出了一个重要的早期信号，表明他们正在着手处理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