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为女真族于16世纪末叶逐步征服、兼并附近各氏族部落而发展起来的，“先是未备火器”以骑射为主，刀矛弓箭“为行军之要器”。努尔哈赤时，由于遭受到明军火器的强大阻击，努尔哈赤本人就因被明军红夷炮打伤而殒命。因此深知破城非炮不克”。于是，清朝开始将缴获明军的大批火器装备军队，作战中大量使用火器。皇太极嗣位后，痛感火器的巨大威力和重要性，决心自己造炮。天聪五年(1631年)正月，皇太极设立专门机构，委派官吏，铸造红衣大炮成功。从此，后金开始有了自己制造的火器。崇德年间，皇太极在锦州设置炮厂、大量制造红衣大炮。
清人主中原后，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封建政权，发动了一系列的讨伐战争。无论在统一全国、戡定三港叛乱中，还是在攻打大小金川镇压边疆少数民族起义的战争中，清军作战皆依赖火器”。因此，清代统治者大力发展火器，加之当时经济繁荣，国库殷实，制造技术比较发达，在清代前期， 火器得以继续发展。但是，嘉庆以后，清王朝政治日益腐败， 经济逐步衰退，科学技术停滞不前。因此，从这时候起，清代曾一度发达的火器制造业，也随之日益衰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古代火器便被近现代枪炮取代，退出了战争历史舞台。
威远炮
清朝火炮制造情况
顺治初年，为了统一全国，火器需要量大增，清政府加紧大量制造鸟枪火炮。顺治年间，八旗军每旗都在北京建立了炮厂。镇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蓝旗在镶黄旗教场空地各设置炮厂35间；正黄旗、正红旗在德胜门内各设置炮厂30间；镶红旗、镶蓝旗在阜成门内各设置炮厂33间。这些炮厂，皆调拨八旗官兵看守，其火炮皆收贮于安民厂西直门内以北地方及绦儿胡同局安定门局内。这种由中央制造的火器，由兵部定式，然后移交工部制造。
除了清政府在北京制造火器外，”各省需要铳、炮、火砖、火箭、喷筒、火球、铁弹、铅子”等火器，则“由各督抚奏请造备，工料银报部察核”，这种就地制造的火器，须由各省督抚具题，经兵部核准，才能制造。因此，各地制造军器的权柄仍操于中央。清代这种分中央制造和地方制造火器的制度，一直沿袭到清末。不过，从嘉庆以后，中央制造的越来越少，各省地方制造的逐步增多，到后来，则主要由地方自行制造了。
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等人发动三藩之乱，几个月内，战火遍及江南和西南数省。由于战争的需要，康熙时期，清代火器发展较快。为了平定三藩之乱，清政府先后设立三个制造枪炮的厂局：一设于紫禁城內的养心殿，制造的枪炮专供皇帝和满洲人旗之用，称为“御制”；一设于景山，产品质量稍差，称为“厂制”；一设于铁匠营，制造铁炮，质量更差，供汉军之用，称为“局制”。设于养心殿的枪炮厂由皇帝亲自指定专人前往监造。景山和铁匠营的两个枪炮厂， 则由工部管辖。
在火器研制中，布衣出身的著名火器专家戴梓受到清圣祖玄烨的器重。戴梓(1649-1726年)，浙江人，博才多艺，被玄烨命以学士街值南书房。经过多方努力，戴梓先后研制成功连珠火铳蟠肠鸟枪，子母炮等多种新式火器，其中子母炮尤为先进，“子在母腹，母送子出，从天而下，片片碎裂，锐不可当”。玄烨为了嘉奖戴梓，特将“子母炮”封为“威远将军”，并在炮身上刻上戴梓的名字，以示纪念。另一方面，玄烨还注意吸收西方先进的制炮技术，启用当时西方来华耶稣会传教士南怀仁制造火炮。
南怀仁( Ferdinand Verbjest 1623一1688)，字勋卿，又字敦伯，比利时传教士，顺治十四年( 1657年)来华。初在陕西传教，次年到北京。南怀仁精通数历，在与杨光先的历法之争中，曾当着清圣祖玄烨的面验证了西洋历法的准确，得到玄烨的信任和重用，为情政府管理钦天监监务，制造天文仪器。康熙十三年(1674年)八月玄烨曾命南怀仁“尽心竭力绎思制炮妙法、及遇高山深水轻便之用。”南怀仁接旨后为清政府“依洋式铸造新炮”。从康熙十三年起，清政府开始大量制造火炮。
雍正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者仍然重视火器，认为“火器关系军政，甚为紧要”，强调“兴师进剿，利于火器”，多次重申火器是“军中最紧要之利器”。因此清王朝中央继续制造火器。据不完全统计，仅雍正五年(1727年)一年，清王朝中央制造的火炮就有44尊。
子母炮
除中央制造火器外，出于战争需要，各地还大量制造火器。当时，清政府对贵州地区的苗疆，云南的东川、乌蒙、镇雄三土司和云南西南部与缅甸连界的各边地以及四川西北部的大小金川连年用兵。由于这些地方地处边陲，山陡路狭，军旅行进非常困难。从内地运送火炮火器等军火十分不便，只好因地制宜，就地制造。例如，乾隆十二年(1747年)，大金川发动叛乱，清政府派兵镇压。第二年，清高宗弘历增调陕、甘、云、贵四省兵丁五万多人分路推进。但是，大小金川“万山丛矗，中绕汹溪”，“各处贼碉，须炮轰击者多，而攻得一处，炮位难于移运，又须随地另铸”。因此，只得在当地设厂，大量制造火器。仅据《清实录》记载，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中，各地就地铸造的火器就有：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从滇、陕等省调取铸炮铁匠，从四川各州县调运煤炭和铁，制造大炮、铁胎木炮、九节炮等。
乾隆十三年七月，军机大臣传谕大学士纳亲，将火箭一事详悉斟酌，在成都城内迅速制造火箭，以焚烧土司的碉楼及粮草。
鴕隆十三年十一月，岳钟琪在成都制造火器喷筒已有成效。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十月，为了攻打约咱，四川总督阿尔泰在军营铸造三千斤大炮成功。
乾隆三十八年(173年)一月，为了攻剿功噶尔拉等地，温福大量制造火炮等火器，因铜料不足，甚至将钱局铸铜钱的铜暂行借用，以满足铸炮的急需。
乾隆三十九年六月，为了有效地轰击土司石碉，特地从北京星夜运送冲天炮到军旅前线作为样炮，以便阿桂在军营依式大量制造。
据《清实录》记载，清高宗弘历平定云南西南部与缅甸连界的各边地土司的战争中，各地就地制造火器的情况是。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清高宗弘历谕令，云南木邦、铁壁虎、踞关等地，应选调工匠就地制造火炮，以备军营之用。
乾隆三十四年( 1769年)正月，从福建派造水师兵三千名，前往云南作战，随军携带火箭、火罐之类火器样品和制造这些火器的工匠，到云南后以便就地制备。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经略大学士博恒铸造大炮成功。
以上仅是《清实录》记载乾隆年间就地制造火器的部分情况。可以肯定，这些记载是不完全的，实际就地制火器要比《清实录》记载的多得多。
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清政府还对全国各省特别对京徽、盛京(今东北地区)八青海、甘肃等地的火炮、鸟枪等火器进行了清查，对其中残损破旧的火炮、鸟枪等火器或修理，或改铸，或销毁，或更换。
清代对枪炮实行统一制式，为了加强对火器特别是枪炮的管理，清政府统筹规划，统标准，统一式样，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制定了“钦定工部则例造火器式”，将85种火炮列为国家制式武器，颂行全国。
85种制式火炮是：
子母炮 威远炮 靖氛炮 决胜炮 得胜炮 行营炮 靖平炮 提行炮 铁行炮 靖海炮 靖蛮炮 灭逆炮 神威炮 荡寇炮 红衣炮 西洋炮 发贡炮 贡炮 带子贡炮 霸王鞭炮 赵公鞭炮 百子鞭炮 鞭炮 百子炮 班机炮 过山鸟炮(又名鸟机炮) 佛郎机炮 劈山炮(又名开山炮) 信炮 号炮 河塘炮 威风炮 涌珠炮 连珠炮 转轮炮(又名腰边炮) 独弹炮 车炮 喊炮 响炮 地雷炮 通开炮 扳槽炮 鲎尾炮 斗头炮 肆把连炮 大将军炮 二将军炮 将军炮 磨盘炮 漆炮西瓜炮 千里马炮 定更炮 独子砂炮 砂炮 亘底炮 碗口炮 坐地炮 九箍炮 竹节炮 无名大炮 无名小炮 无名中炮 虎威炮 追风炮 追风独眼炮 虎尾炮 虎蹲炮 马蹄炮 马腿炮 马卵炮 牛蹄炮 牛腿炮 牛尾炮 鸡脚炮 替子炮 笔管炮 静街炮 铜沙炮 铜百子炮 大小铜炮 钢贡炮 铜马卵炮 千里马铳 扳槽铳。
大将军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