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青年作家甘茂良:忠孝仁义乃中华民族之瑰宝

辛丑年春节期间,笔者闲暇在家观看《忠烈杨家将》,整部影片从头到尾感人至深、令人动容,影片中杨家七子奉母救父的场面十分悲壮,杨家传奇因此被世代称颂,杨家将亦成为忠、孝、仁、义的代表。

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一天,岳母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岳母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便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记着这一誓言。后来,岳飞以“精忠报国”为座右铭,奔赴前线,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成为一名抗金名将。

“队队耕春象,纷纷耘草禽;嗣尧登帝位,孝感动天心。”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舜,是瞽瞍的儿子,从小就很孝顺父母。他敢于接受命运的安排,从不怨天尤人,对父母恭顺如常,对弟弟加倍关心照顾,引导其改过自新,此超常之大孝心,感动了上天。当舜在山下耕田时有神象相助,又有神鸟帮忙锄去荒草,当时的帝尧听说舜的孝行,后来毅然把帝位让给了舜,舜由一个平民成为帝王纯粹是由于他的孝心所致。

很久以前,现在的“仁义胡同”是两家相邻的地方,但因地界发生了争执,其中一家有人在京城做官,也有权势,家人给他写信说明与邻居发生了争地界的事,想借助他的权势解决此事。这位在外做官的人清廉而开明,他在给家中的回信中附了一首诗,表明了他的态度:千里捎书为一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功千古,不见当年秦始皇。这家一让,另一家也受到感动,经家人商议,应以谦让和善为重,也主动让出三尺。这样两家就让出了六尺宽的地方,修建了一条胡同,且以“仁义”二字给胡同命名沿用至今。

汉代有个读书人叫荀巨伯。因他的朋友生了大病,他千里迢迢来探望朋友。很不巧,刚好有一伙胡人强盗到他朋友居住的地方抢夺财物,村庄里所有的人都跑掉了。他的朋友就劝荀巨伯:“这里太危险了,你赶快走!”荀巨伯却说:“我远道来探望、照顾你,如何可以舍你而去?这样败坏道义的事我做不出来。”荀巨伯走到屋外,跟那些强盗说:“我的朋友有疾病,我不忍心抛下他,宁愿用我的性命来换取朋友的生命!”因为他很真诚,讲道义,不畏生死,结果连强盗都为之感动,荀巨伯的大义凛然化解了这次灾祸。

自古以来,关于忠孝仁义的典故比比皆是,其影响更是长久而深远。

忠要尽心。《左传》载,随国季梁强调“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季梁认为,社会管理者对老百姓要忠诚。《礼记》载,孔子赞扬虞帝治天下,无私,不厚待其子,爱护老百姓如父母爱子一样,对民众有出自天性的爱心,有忠厚而利民的教诲,使民众富庶而有礼。可见,忠指对待别人尽己之心,特别是居职任事者应尽心竭力为百姓谋利益。

孝道为善。孝是指人们从身边最近处做起的善行,因此有“百善孝为先”的说法。最起码的孝是赡养父母长辈,但孝又不仅限于赡养,而是从内心尊敬父母长辈。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也就是说,离开了敬爱之心去赡养老人,那与养狗养马有什么区别呢?因此,我们要用至诚的心和切实的行动去感激父母,常回家看看,多做尽孝之事。

仁者有爱。仁就是无有分别地爱每个人。现在人受到西方的影响,把人分为不同阶级,或者利益集团,或者意识形态,或者身份等等,主张一群人与另一部分人争斗,把整个社会分裂开,搞得社会矛盾非常深重。而儒者则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不分彼此,共生共荣,一视同仁,这才是真正的平等思想。中国“仁”的认识类似与基督教的“博爱”,两者其实是一致的。只是儒家的“仁”不仅是个人的至善之心,还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义行至上。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说,不该由自己所得的东西,却去取了过来,是不义。义是人们的行为准则,义行指适宜、得当的行为,包含有恪尽职守、发挥才能,对社会、家庭尽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与义务等内容。羞耻之心是义的萌芽。义行则是人们责任感、义务感的外化过程。行义即自觉自愿地按义这种道德原则付诸行动,是至高无上的道德行为。

当下,我们又该如何进一步弘扬和传承忠、孝、仁、义的优良美德?笔者认为,我们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传统家庭美德,可以合理吸收中华传统家训家规的精华,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形成新时代的良好家教和家风提供丰厚滋养。由此可见,传统的家风和家训家规及其蕴含的传统美德,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其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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