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东南亚国家的棉织品早在唐代就运销中国，有学者提出在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棉路，其线路是：从四川和中国腹地至缅甸、阿萨姆、孟加拉和恒河乡村……从唐以前开始直到宋元，印度、东南亚的棉布经陆路(缅甸——云南——四川)、海上(印度一缅甸一马来半岛或苏门答腊——越南一海南岛或广州）。
一、东南亚国家向中国进贡的“西洋布”
印度棉花棉布当时称吉贝、劫贝或梵文pai-tei，音译“白叠”、“白氍”。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云“磬韵醒闲心．茶香凝皓齿。巾之劫贝布，馔以桁檀饵”。表明印度棉布已融入当时士人阶层的日常生活。
进入元代，汪大渊所著《岛夷志略》“无枝拨”、“淡邈”、“古里地闷”、“须文答剌”等条中，均出现西洋布这一名目。其“无枝拔”云：“民煮海为盐，酿椰浆蕨粉为酒，有酋长产花斗锡铅緑毛狗，贸易之货用西洋布、青白处州甆器、瓦坛、铁鼎之属。”
有明一代，朝贡贸易兴盛时期，东南亚国家向中国进贡的布料品种繁多，据《明会典》、《明史》、《瀛涯胜览》以及《东西洋考》四种书统计，共计有五十多种，在各种进口货物中也占有很大的比例。
明代的地理概念有东西洋之分，以文莱即加里曼丹沿岸划分东西洋，来自该线以西的织物都可称为西洋布，以《续文献通考》所载，当时暹罗、满剌加、锡兰山、亚齐、忽鲁谟斯、渤泥等东南亚各国均产“西洋布”。
按照明代朝贡贸易制度，这些国家“三年三贡，或五年一贡。一贡则其舶来往三度，皆以澳门为津市”，“其贸易旧例，有司择其良者，如价给之，次则资民买卖”，明中后期广州市场上的舶来织物有番纱、琐袱、红印花布、油红绵布、白绵布、乌棉布、圆壁花布、竹布、蕊布、红杜花头布、红边白暗花布、绵棋子花布、花边红边缦、杂色缦、花缦、番花手巾帕、红花丝手巾、兜罗棉被、剪绒丝杂色红花被面等。
二、清代进贡西洋布的东南亚国家
17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东来后，向当时的清朝表贡织物以羽缎羽纱、哆啰绒、哔叽等奢侈呢绒为主，表贡棉布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方物类似，如荷兰在顺治朝贡有西洋五色花布、西洋白细布、西洋小白布、西洋大白布、西洋五色花布褥，与此同时，东南亚国家的表贡织物中出现有西洋闪金花缎、西洋金花缎、西洋金缎、西洋毯、五色洋花缎、洋布手帕、洋纱、洋毡等西方意味浓厚的西洋织物。
与明代相比，清代东南亚朝贡国数量较少，至乾隆五十五年，仅有朝鲜、暹罗、琉球、安南、苏禄、南掌、缅甸这七个国家，在清代，继续向清廷进贡西洋布的东南亚国家仅有暹罗和苏禄。
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苏禄国遣使来华，特贡有西洋布两匹、花西洋布两匹、竹丝布两匹等贡物，并带来求援表文，言受吕宋国发番丁侵扰，强索多物，希望清政府恩赐铜铁、硝黄等原则上的违禁物品，并枪炮匠役，以防御吕宋。
苏禄当时相继陷入反西班牙殖民者和反英国侵占的斗争，而早在乾隆十八年，苏禄就遣使带来《苏禄国王乞隶版图表》，希望将本国疆土、人民、户口编入清政府图籍以求庇护，清廷表示“已允部议，毋庸赉送图籍”。对于苏禄国的求援贡文，清政府当时回应认为“殊觉谬妄”，贡使次年回国除了采购回一批免税的瓷器和棉布，一无所获，苏禄国此后不再出现在清朝的朝贡国之列，——即便它在1876年才彻底为西班牙占领。
三、暹罗和中国之间的贸易
暹罗产大米、苏木、沉香，向为中国朝贡国。由于邻近中国市场，且有阿瑜陀耶、北大年等优良港口，葡人东来后即于1512年与暹罗建立贸易联系，17世纪初，荷兰建立巴达维亚中心后，率先在北大年和阿瑜陀耶建立商馆，英国紧随其后也在两地建立贸易站，17世纪下半叶，暹罗成为欧洲、日本、中国商品的重要集散地，贸易兴盛。明朝，暹罗朝贡达110多次，清代止于咸丰二年（1852年），也有40余次。
暹罗朝贡清政府自1652年起，贡使携带大量贡品，既有西洋闪金缎、西洋毯、西洋红布、哆罗呢等舶来织物，也有土产沉香、降香、苏木，还有胡椒、豆蔻、儿茶等来自东南亚其它国家的产品，在民间贸易方面大米、苏木尤其受到欢迎，康雍年间，由于沿海地区米粮不足，特旨鼓励暹罗载来大米，为数不少的棉花作为纺织原料也运到中国。有学者认为，暹罗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就商品而言其实和东南亚其它国家没有大差异，可视为中国南洋贸易的一个缩影。
西洋布于暹罗而言主要作为贡品进贡给清皇帝，在与中国贸易的影响中微乎其微。有明一代，暹罗借朝贡行贸易之名获利甚丰，清代一方面屡敕减免贡物，其中就包括雍正年间特谕免贡西洋布，令减暹罗的安息香、沉速香，因其“无必须用之处”，且“以示恩恤远藩之意”，另一方面清前期的朝贡贸易制度与明代虽然秉承一致的怀柔远人观念，但作了一些调整，减少了厚往薄来的色彩，附进番货不再由官府给价购买，朝贡贸易的利润大为减少。
四、西洋布于乾隆朝后逐渐消失于贡品名单
欧洲呢绒羽缎羽纱、哆啰呢、哔叽、猩猩毡传入后在中国乃至东亚海域都有不同程度的流行，被认为是贵重物品的象征，得到不同阶层的追捧。张学礼著《使琉球记》，内有康熙三年甲辰(1664)序，言琉球官服哆啰呢：“官穿红哆罗呢，从员穿青绿；高底木屐，前高后低”。
明末清初纵横东南海域的郑成功礼遇抗清名将张名振，赠以“哆啰呢五十匹”：“成功待名振以上宾，行交拜礼，指腹联姻，赠以万金、哆啰呢五十匹、日本刀一口、绸缎盃壶无算”。
康熙六十年（1722），台湾朱一贵叛乱，前往平叛的清军将领蓝廷珍发布檄文肃清余孽，称“有能擒获王忠，当以哆罗呢、哔叽、银两、烟、布、食盐等物，大加犒赏。”以哆罗呢、哔叽在银两之上，可见其为在当时台湾人民及士兵中的珍重。
在印度，欧洲呢绒同样被视为奢侈品，军队是外国奢侈品，尤其是欧洲呢绒的主要顾客。印度气候炎热，进口呢绒并非用来衣着，而是供王公大人为马、象、骆驼等坐骑配备绣帔和鞍垫，制作轿帷、防潮枪套以及步兵的礼服，当时（1724年）进口的呢绒每件价值高达5万埃居。
清代皇室尤其钟爱欧洲呢绒织品，《东华录》载，康熙三十九年，皇太后六秩圣寿，康熙帝恭进有哆啰呢贺寿。如今在故宫至今保留清代留下的多件哆啰呢织物，其中以挂毯、壁毯、炕毯等毯类居多。
哆罗呢毯具有保暖防潮特点，成为清宫宫廷廷野外活动中首选之物，每遇朝廷进行木兰荻、战争等，帝后及众多官员住宿蒙古包，临时设置的寝床上多覆盖哆啰呢炕单。《圆明园档案》载，乾隆中期，路易十五将名为《中国色彩》的哆啰呢壁毯，作为礼物送给乾隆帝。乾隆帝为张挂这套西洋壁毯，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对圆明园远瀛观内部进行改建,出于对哆罗呢绒的喜爱，乾隆下令官营制造机构研制其织造技艺。
不过这也说明，乾隆对西餐是比较熟悉的，洋布、器皿、刀叉一应备全。值得指出的是，清宫舶来织物不一定是织物本身，也有可能是借鉴了西洋图案所转化成的织物。江南三大织造在雍正元年起就按照皇帝要求和喜好仿制西洋织锦，其档案名为西番花鸟锦样，雍正元年（1723）四月二十一日，内务府总管“怡亲王交八色西洋金花笺纸八十张，王谕：将纸上花样照样每样画出一张，交织造处织锦送来。遵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