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浪漫时代的忧郁

天才往往是忧郁的，抑郁症、自杀总是与文学家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在文学世界中，“忧郁”时常是美好的修辞，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有“忧郁的热带”，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则有“忧郁的巴黎”。

“我们这些忧郁的人还未到穷凶极恶的地步，也得归功于那位名叫忧郁的夫人管教有加——我们并不缺为恶的心，只是没有门径罢了。”关于忧郁，17世纪的英国有部文学经典《忧郁的解剖》曾风靡一时。这本书的作者罗伯特·伯顿

（Robert Burton）

学识渊博，性情古怪，在牛津读书时就一直重病缠身，深深体会了忧郁的滋味。他从不旅行，从未结婚，只是博览群籍乐此不疲，还把有关“忧郁”的奇谈怪论与故事素材记在小本子里，最终结集成了一册畅销书。1621年首版问世就受到读者热烈追捧，他生前就再版了四次。中国的梁实秋、钱锺书（钱译曾蒲顿《解愁论》）都是他的粉丝，此外，弥尔顿、济慈、柯勒律治、博尔赫斯、贝克特等大牌读者也受其影响不浅。

《忧郁的解剖》，作者：（英）罗伯特·伯顿 译者：冯环，版本：金城出版社 2018年8月

《忧郁的解剖》是17世纪英国文学的一部奇书。同时代的英国学者将其归入到文献学

（philology）

的类别，因为《忧郁的解剖》旁征博引，书痴伯顿将大半辈子搜罗的古往今来的书籍都熔于其中。

伯顿的《忧郁的解剖》初版时，“忧郁”正是17世纪英国读者的兴趣所在。忧郁与才智的谜之关联，使人们对忧郁的状态心向往之。早在16世纪，英国旅行者便发现，忧郁症在意大利文人圈中蔚然成风，于是将其欣然引入英国国内。实际上，自文艺复兴以来，忧郁的才华就有了理论基础：作为四大体液之一的忧郁之液（即黑胆汁），会使人生出学术和艺术方面的非凡才能，人们似乎发现，政治家、学者、诗人及艺术家较普通人往往更易陷入忧郁。

1580年，忧郁症在英国可谓病毒式蔓延，在伦敦，身染忧郁之人还一度泛滥成灾。伊丽莎白时代和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文学（尤其是戏剧）中，描摹了大量忧郁的“不满者”。至于生活在这两个时期的文人，其中也不乏身患忧郁症者，如锡德尼、格林、纳什、查普曼、布莱顿、多恩以及布朗等等。忧郁之人竟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社会类别，后劲持续数十年之久。

伯顿大概是为忧郁的一代人写了一部关于忧郁的书，于是这部书才能一版再版。不过，译者冯环也在“后记”中提到，这本书在进入共和政体与王政复辟时期后便不再走俏了；到了18世纪更是湮没无闻——因为，伯顿书中的科学知识已经显得陈旧落后，冗杂绵长的行文也已经老套过时。直到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在兰姆

（Lamb）

等文人的影响下，《忧郁的解剖》才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热销。

保罗·克利《新天使》

02

作为哲学、美学与疾病的忧郁

已故台湾学者郑圣勋论“忧郁”时说，“能够承载生命的词汇也很少”，忧郁大概是一种：或许有点像是柳宗元的自叙，“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沉痛并且惊恐的表情；轻松的笑语的诙谐，比凶狠地、瞪着裂开的眼睛的愤怒更需要力气；优美的歌咏者的悲伤，比放声大哭更为凄凉。

作为一种难以言明、无法被总体化的心灵残余物，忧郁总是与现代性缠绕在一起，也不乏有学者在哲学上论证其存在的合理性。披着才华“神话”的“忧郁”，在现代社会经历了一番美学化、哲学化和病理化，也被纳入更宽阔的跨界视野之中。

最常被引述的忧郁（症）说法，要溯及弗洛伊德的《忧郁与哀悼》。在早期的精神分析中，哀悼是对失落的挚爱或对某种抽象体，所经历的一种“成功”转化的心理过程，而忧郁症则是这种转化的失败——某种失败性的病态。一个爱慕对象失落了，如果主体无法把爱慕转移到另一对象之上，它便会转化为自恋，并将失去对象理解为失去自我。但在晚近，我们已经不单只在个人性或精神分析的脉络里讨论忧郁的问题。

人类学家、文学研究者、酷儿理论家都对忧郁（症）感兴趣，当然，在他们的叙事中，忧郁症总是与躁郁症、社交恐惧症等现代情绪病联系在一起。分别在中国台湾和大陆出版的两本书《忧郁的文化政治》和《生产（第8辑）：忧郁与哀悼》，都系统收集了外国学者对于“忧郁的政治”的分析，包括了历史梳理、理论评介，以及文本分析。

《忧郁的文化政治》，编者：刘人鹏、郑圣勋、宋玉雯，作者：Emily Martin等，译者：林家瑄等，版本：蜃楼　2010年3月

台湾学者刘人鹏、郑圣勋、宋玉雯主编的《忧郁的文化政治》一书，主张哀悼、忧郁症、怀旧、哀感、创伤、沮丧，这些情绪不再只是一种失败的病态，我们可以在拒绝结束的忧郁里，开启失落的意义。另一方面，编者也强调忧郁的力量，认为忧郁（症）或忧郁书写，其实是政治的，是一种社会、政治、法律、美学关系的建构，同时也渐渐形成一种情感政治。

人类学家对于忧郁/躁郁作为疾病的关注，聚焦在具体的人与田野之中。爱密丽·马汀的作品《双极探险》中有一篇《躁郁简史》，将艺术品位、流行文化视为分析对象，追溯了在一个躁狂历史脉络之中，忧郁是如何被戴上花冠的。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熟悉的艺术家纪德、凡·高、马勒等等，都因为忧郁与躁狂而被认证为更“真诚”、更“真实”的艺术家。马汀的语境是美国，但是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种论调也相当熟悉了。

在另一篇文章中，马汀记录了精神病院中的八个故事。她令人敬佩地写下所谓的谵妄、躁狂、情绪周期、思考障碍等等“病症”是如何在医院被宣称，以及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如何运作。

常常与抑郁症并举的社交恐惧症，在克里斯多夫·连恩的《害羞》一书中得到了梳理。《不能再腼腆了》这篇提到了几个常被医生与精神病学家判定为社交焦虑的病症：害怕一个人在餐厅吃饭、紧张时手心发抖、避免上公共厕所……“害羞”、“腼腆”这些原本是形容人格特质的词汇，在上世纪80年代也渐渐“演化”为一种“疾病”。扭捏、内向、古怪、拘谨等等与害羞相关的气质，成了需要被定义和治疗的“社交恐惧症”、“逃避型人格障碍”等等。面对“社交焦虑”的疾病与威胁，我们只能学着“不再腼腆”。当一个人的孤单，从一种生活样貌变成了一种“病”，我们只能再度刷新自己理解忧郁的脉络与定位。

03

让忧郁重新解放

如今，忧郁似乎不再美好了，它不仅仅是病态，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病”。现代精神病学对忧郁有了“躁狂”

（Mania）

和“抑郁”

（Depression）

的命名。

不过，作为一种心理结构的忧郁，并未被病理化的语言所穷尽。如郑圣勋所言：“我们希望将忧郁看待成一种我们自身所经历的生命，是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忧郁具有它自己的意义。”书写忧郁，不仅仅是克服创伤，或者耽溺与消沉，也是再现文化历史中被压抑、掩盖和转换的空白处。郑圣勋将其理解为一种主体的情感投资，一种理解与实践，可能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能量。

精神分析理论从个人层面处理“主体的忧郁”。在弗洛伊德之外，克莱恩

（Melanie Klein）

和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

两位女性理论家提供了不同的见解。克莱恩对“忧郁”的研究，基于她对儿童心理形成的理解：成年人的哀悼和忧郁，是对婴孩时与母体分离经验的回溯。而克里斯蒂娃则将忧郁视为人类心灵中的“符号性脆弱”，能使我们的心灵开展更大的柔韧性。

此外，还存在一种“历史的忧郁”。本雅明

（Walter Benjamin）

在《历史哲学纲论》中，借“新天使”的忧郁形象，提出了一种历史救赎观：天使面朝过往的废墟，却被进步之风吹向了他所背对着的未来。在他看来，驱使男男女女起来反抗的动力，并不是梦想着被解放的后代，而是对于被压迫的祖先的回忆——这是对于历史的忧郁与哀悼。

哀悼失落之物，也是对未来的最大盼望。当代理论家茱蒂丝·巴特勒在《失去之后，然后怎样？》一文中便回应了人置身“时间”与“历史”的复杂性。她提出要郑重地面对忧郁，还哀悼以特殊位置。因为在“失去”之中，铭刻了我们所承受的磨难、暴力、污名，而哀悼可以赋予主体战斗力和能动性。表面上看似个人化、向内的忧郁，其实也可以是政治的，是肉身与政治的相遇。

据说可以治疗忧郁的嚏根草。

撰文 | 董牧孜

编辑 | 宫照华 榕小崧 李永博

校对 | 赵琳 范锦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