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传统的砚台磨墨磨得越细，墨色就越淡？开化纸的原料荛花通过转基因技术种植，会影响再造开化纸的质量吗？敦煌经书上修复用的丝网老化比“千岁”高龄的手工纸还要快，能够弥补吗？……这些困扰了人们多年的问题直到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原校长杨玉良与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陈思和在2014年牵头成立了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后才得到了答案。这是全国第一家古籍保护研究院，也正是从那时起，古籍保护从依赖非遗的手艺传承转向了由科学家深入参与。

如今，成立10周年的古保院如今不仅可以将人才送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博物馆等国外场馆修复古籍，还牵头成立了全球高校纸质文物保护联盟，成员包括德国汉堡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大学等12所高校。

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诗经》，最右边是元代版本

一千多年以来的一千多个版本的《诗经》，此次也在复旦大学集中展示。

目前，复旦大学已是诗经版本收藏最多的机构。这一千多个从元代到民国时期不同版本的《诗经》，共55万页，都已经完成了数字化，破损也都进行了重新调查记录，并将进行修复保护。

古籍保护为何从纸墨开始？

纸张、书画、古籍等都可以算是写印技术，古保院常务副院长杨光辉介绍，不仅仅是古代典籍的修复和研究需要写印技术支持，现代生活也离不开写印技术，比如可以通过假币纸张的植物纤维是哪个地区的迅速判断假币的出处。

而且，一本典籍上的纸张、墨、藏印，都是重要的信息，也是历史的见证，每个人的收藏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纸张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和知识流传的方法。

为何古籍保护会从纸墨开始？杨玉良告诉记者，他在担任院长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研究什么”。思前想后，他认为，纸是中国文明承载的最重要的载体，中国古代有“纸寿千年”的说法，古代手工制寿命最长的可以达到5000年，最短的也有1000多年，但是现代纸张的寿命只有两三百年。同样研究墨是因为古籍保护和修复最重要的是墨和纸之间的“结合”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亟待修复，更有部分古籍因早年修复手段不当而损坏加剧，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有大量纸质文物流落在世界各地，其中大部分都需要修复和保护。

而且，古籍保护不应局限于某一个国家。在杨玉良看来，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不仅仅是把中国书画、古籍拿到国外展示，更重要的是结合现代科学技术一起出海，把人类文明的载体保存下来。

为什么现代科技加入古籍保护很重要？

“其实，我们对自己的纸张技术的传承和重要性认识还远远不够。”杨光辉告诉记者，国际上，在古籍保护中最早引入现代科学技术的是梵蒂冈。德国的汉堡大学曾经是国际上最领先的写印技术中心，也是重要的古籍保护中心，曾被纳入欧洲高峰计划，每年700万欧元资助，中心对全世界的写印材料纸张都研究。

中国所谓纸寿千年，但很多古代典籍的纸张寿命已经快到期了，但是我们的修复用纸却跟不上。再看日本，其造纸技术来源于中国，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对中国所有的造纸技术进行了研究，现在全世界的古籍修复用的都是日本纸。日本“和纸”已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我们中国的宣纸技术到底是36道工序还是72道或者更多工序，至今都没有完全弄清。

古籍保护研究院的书画展（复旦大学供图）

而且，我国过去的古籍保护都是非遗为主的修复。而非遗修复的最大问题就是材料。纸张和墨都是高分子纳米材料，杨玉良则是高分子纳米材料的首席科学家。对他来说，纸张和墨的材料都是他的研究范畴。

曾经有一次在徽州一位砚的非遗传承人向杨玉良咨询了一个困扰其15年的问题：墨为什么磨得越细反而颜色就越淡，这似乎是反常识的。杨玉良当即就解答了他的疑惑，因为墨是碳，也是金刚石，越细透明度就越高，透光率也越高，自然就会变得更淡了。而造纸时因为纸张的纤维仿佛搭扣，搭扣连接的紧密程度决定了纸张的牢度。

为什么古籍保护是最杂的交叉学科？

复旦大学古保院是聚集学科最杂的学科交叉平台，而古保院举行的各类论坛可能也是全世界参会人员最杂的论坛。除了担任古保院院长的杨玉良是高分子材料研究领域的科学家，古保院的研究人员中有生命科学、化学、物理、历史等不同学科毕业的博士，甚至还有医学专业出身的研究人员。目前中心有5位化学博士，3位生物学博士，既有科学保护团队，也有传统的古典文献研究专家，同时中心下属的国家古籍保护记忆传习中心有7位非遗传承导师，占了全国古籍非遗传承导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由古籍保护研究院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参会人员常常从农民到收藏家到院士，从哈佛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到部长级干部、造纸工人都会同时出现在研讨会上，他们都是因为遇到了与古代手工纸相关的不同问题，所以才会出现在同一个研讨会进行交流。

就以复旦大学古保院复原的开化纸造纸技术为例，正是由于康熙乾隆年间大量印制四库全书等典籍，使得荛花几乎遭到了灭顶之灾，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很多名贵的纸张制造技艺都是因为原材料问题而失传的。

2016年，当得知开化纸的重要原料是荛花时，当时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已于2017年离世）就搜集了全国各地所有荛花亚种，用现代科技测试最适合造纸的品种。而全国各地的收藏家也都拿出了收藏的开化纸，古保院则通过技术检测各种开化纸的品质以及材质构成。

2019年，钟扬的学生黄艳燕副研究员接棒老师，开始在复旦大学、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青浦芥子园种植造纸植物，这也是为什么要恢复古代手工纸技术既需要科学家，也需要非遗传承人，同样也需要农名配合的重要的原因。

如今古保院的古籍保护生物实验室中，-80℃冰箱中保存有五百余株从纸质文物表面提取的菌种，这是国内独一无二的纸质文物微生物种质库。杨玉良说：“从这些微生物甚至可以检测出这些古籍的真实年龄，以及‘去’过什么地方。”

近年来，复旦古保院除了古籍保护之外，还成立了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推动古籍保护专业硕、博士研究生培养工作和古籍保护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的古籍保护专门人才，目前中心培养的人才已多次被“借”到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等地进行古籍修复保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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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姜澎图：除注明外都为本报图片编辑：张菲垭责任编辑：樊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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