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平时话很少。这次他参加完国庆游行活动后回家，问我们：“我们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你们看怎么样？”
1949年4月，母亲一行乘坐国民党飞机到了北平，我和四个孩子当时在兰州，嘉彬则带兵驻守甘肃天水，他当时任兰州警备司令、一二〇军中将军长。一大家人被分散在三个地方。
1949年9月，新疆的陶峙岳将军在父亲的支持下准备要起义，嘉彬为配合起义，将他的部队开到了兰州北边的酒泉，与新疆的部队联合起来准备起义。
在马步芳的授意下，不知道是甘肃省政府还是兰州市政府派人来跟我说，战事马上要起来了，你们赶快离开兰州。我联系不上嘉彬，兵荒马乱之际，只好带着四个孩子坐飞机离开兰州，到了成都。当时嘉彬在酒泉，我们家属被马步芳“胁迫”飞到了成都，嘉彬举步维艰。
在嘉彬安排好部队并准备起义前，原西北行政副长官刘任奉蒋介石手谕将嘉彬紧急从酒泉乘飞机带到重庆见蒋介石。
嘉彬回答完蒋介石的三个问题后，蒋介石气得大拍桌子。在旁的俞济时立即将嘉彬拉开解了围，并对嘉彬说：“我们马上就去广州，你跟我们去好了。”嘉彬很感谢老上级的关怀，借故说，要先到成都看望家眷再去广州。当夜，嘉彬火速赶到成都，发现俞济时已安排专人到我们家里进行了“关照”。
嘉彬当机立断，通过教会的朋友买到6张去香港的飞机票，我和孩子们先去了香港。他又回到了重庆，后来和警卫黄利元飞到海南三亚，但是到三亚才知道没有去香港的飞机，而且没有去香港的许可证。
幸亏嘉彬的一位姓耿的学生是保卫三亚飞机厂的团长，这位耿团长帮嘉彬弄了一份到台湾的护照，还找到一张经香港加油再飞到台湾的飞机票。我急急忙忙赶去接他，飞机一到香港，嘉彬在下飞机时就看到了我。我看到他没有入境证，却大步走向出口，没想到机场出口的警察并没有阻拦，嘉彬直接出了大门。我们这一家子才得以团聚，时间大概是1949年10月。
到香港后，我们本想长住一段，等时局安定了再说，还给孩子们联系好了学校去上学。当时我还年轻，没有特别的政治倾向，也看不出时局会怎么发展，但是我注意看报纸，大体的时局还是知道一点。我发现香港当时的情况也不太平，社会不安定，到处都是这失火、那抢劫杀人的新闻，我听不惯这些报道。
1950年，父亲写信给我们几位在香港及国外的子女，介绍了国内当时的大好形势，要我们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我的三妹素初当时正在美国读大学，父亲叫她回国，她就放弃学业回国参加建设，此后在外文出版局工作。1979年，素初又去美国留学完成学业。临走前，周伯母接见了我们，她鼓励三妹说：“要用功读书，广交朋友，为国服务。”这三句话一直是素初在国外的座右铭。
母亲和小弟一纯特意来了趟香港，接我们一家子回北京。我们安排处理完香港的一些事情后，很快也来到了北京。
这已经是1950年9月下旬了，我和嘉彬从香港回到北京不久，很荣幸地受到周伯伯的接见。当天周伯母身体不适，我和母亲到她的卧室探望。她知道我已在外国语学校任教，鼓励我今后好好为人民服务。嘉彬回北京后，先到华北革命大学第三期学习，结业后被任命为水利部参事。1964年底被推荐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参加了民革。
回来后没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一周年，我参加了新中国建立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记得国庆节那天，父亲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观看国庆游行。游行队伍非常壮观，从上午10点到中午，浩浩荡荡，至少有两个小时，让我印象很深刻。父亲平时话很少，这次他参加完国庆游行活动后回家，问我们：“我们新中国的游行队伍，你们看怎么样？”
我答：“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壮观的游行。”
父亲说：“我在观礼台上看，我们新中国能有这么壮观的游行队伍，这是很了不起的。”
他主张我们为国家贡献力量，我一回到北京就得找工作。父亲在黄埔、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任教育长10多年，受父亲的影响，我终身所从事的职业也是教育。他勉励我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回到北京后，我先到外国语学校教书。1953年，调至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直至退休。
嘉彬在解放初期生活还算愉快。有一次，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曾邀请他到某培训班作报告，开场白很有趣：“今天，我们请来了一位真正的嘉宾（嘉彬）。”
我和嘉彬有两儿两女。
1951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国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人民踊跃参加志愿军，我的大女儿周元敏当时正在金陵女子大学上学，未毕业就参战去了，她的英语好，做美国俘虏的教育、管理工作。我的大儿子周元夏也参加了抗美援朝，当了一名志愿军。记得那时我们家的门牌上有一个蓝底黄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光荣家属”四个字。
战争结束后，我的大儿子回国后去了武汉化工兵团，之后调到北京的一所职业高中教书。大女儿从朝鲜回来后到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主要搞资料研究。我的小儿子周元亚在我们回国后不久，在北京石油学院上学，毕业后大约是1955年去了大庆油田，先搞勘探，
那里很艰苦，他工作很努力。1959年，大庆终于喷出了工业油流。改革开放后，他被调至海上钻石油。小女儿周元建刚回国时，在师范学院教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