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荣幸，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博士生；

庄岳，英国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何蓓洁（通讯作者），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讲师。

本文摘自“17—18世纪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建筑意象”，原文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10月刊，总第201期P35-43

17—18世纪，伴随着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欧洲掀起了一场波及诸多领域的“中国风”。在英国，从政治家、哲学家、文人等一代文化精英致力于翻译、编纂传入欧洲有关中国的文献，到全社会对自然风致园、“中国风”点景建筑的实践与讨论，再到18世纪末英国人出版直击中国的著作，存世的一系列英文文献、设计图纸中多有关涉中国古代建筑的信息。本文以时间脉络为轴，尽可能全面搜集17—18世纪在英传播的涉及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史料，根据不同时间段因社会背景有异、对中国建筑认知的深度不同，初步作一分类。希望可以为今后明晰中国建筑意象在英国的内容变迁与英国本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互动联系的深入研究提供史料基础。

目录概览

‍‍‍早期航海游记和传教士信件中的中国建筑初印象；

17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建筑新印象；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完整全面的中国建筑印象；

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讨论、实践与亲历中的中国建筑意象

‍ ‍ ‍

一、早期航海游记和传教士信件中的中国建筑初印象

早至14世纪60年代，英国作家曼德维尔（John Mandeville，1300—1371）便根据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鄂多立克（Friar Odoric，1286—1331）、卡尔皮尼（Johanne de Plano Carpini，1185—1252）等众多探险家的见闻，编写完成《曼德维尔游记》（The Travels of Sir John Mandeville）一书。书中的主人公到达元大都时观察记录到：“（元大都城市）有十二门，两门之间的距离是一大里，新城与旧城四周加起来超过二十大里。大汗在这城市里也有自己的驻地，是世上最为雄伟的一座大皇城，城墙周长约二大里。其中尚有很多其他的壮丽宫殿。皇城内有一座小山，山上筑有另一宫殿，系全世界之最美。此山遍植树木，树上结满不同的果实。山旁有一个又大又深的人工湖，湖上横跨一极美之桥。……皇帝的宫殿雄伟壮丽，大殿内共有24根金柱，墙上全部悬挂红色的兽皮……”将鞑靼王国的城市的宏伟、建筑的奢华等深深印入英国人的脑海。

1588年7月，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海上势力日益扩大。在利益的驱使下，英国人迫切地想要了解远东富庶中国的一切信息，进而与其建立通商关系。西班牙奥斯定修会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编纂的《大中国志》（Historia de las cosas más notables，ritos y costumbres del gran reyno de la China）于1585年在罗马以西班牙语首次出版。这一著作恰好满足英国社会的需求。1588年，在伊丽莎白时期地理学家哈克卢伊特（Richard Hakluyt，1552—1616）的鼓励下，帕克（Robert Parke）完成了《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and Mighty Kingdom of China and the Situation thereof）英文版的翻译工作，于伦敦出版。该著作在向英国人全面介绍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的同时，对中国建筑、运河、道路、桥梁大加赞赏：“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地方，都有长于建筑的人，而且他们使用的必需材料是世上最好的……馆舍都华丽堂皇，建造精美，大如一座大村子，因为其中有大花园、水池和围绕的树林……屋舍内部都白如奶汁，看来像是光滑的纸，地板用很大很平的方石铺成，天花板用一种优质木料制作，结构良好并且涂色，看上去像是锦缎，色彩金黄，显得非常好看……有些城市的街道可以通航，这是它们供应良好的原因……全国的大道是已知的修筑得最好最佳的，它们十分平坦，哪怕在山上……有很多的桥，建造奇特，有的建在舟上，如在塞维尔，但特别是建在又宽又深的河上”相较曼德维尔夸张的描述，英国人从门多萨的描述中认识到了较为真切的中国建筑。在书中第3卷17章，门多萨还提及西班牙传教士拉达（Martin de Rada，1533—1578）和其同伴回国时携带了多种中国书籍，其中包括讲述中国各类建筑结构大小、高宽比例的书籍。

1613年，英国旅行游记编纂者珀切斯（Samuel Purchas，1577—1626）完成了《朝圣者丛书》（Purchas，his Pilgrimage；or，Rel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 Religions Observed in all Ages，伦敦），后扩充、改编，1625年于伦敦出版《珀切斯游记》（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Contayning a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Sea Voyages and Lande Travells，by Englishmen and Others），共20册。该书收录了1300多篇文章，除节选已在英广为流传的《马可·波罗游记》《曼德维尔游记》《大中国志》等著作外，还包括其他如：庞迪我（Diego de Pantoja，1571—1618）的《庞迪我致古斯曼主教的长信》（Relacion de la entrada de algunos padres de la companie de iesus en la China，首版于1604年在西班牙巴亚多利以西班牙语出版），平托（Fernam Mendoz Pinto，1509—1583）的《费尔南·门德斯·平托的朝圣》（Peregrinaçaum de Fernam Mendoz Pinto，首版于1614年在葡萄牙里斯本以葡萄牙语出版），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著、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编译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首版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以拉丁语出版）等文章首次被节译成英文出版。其中，节译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介绍沙勿略、范礼安、罗明坚、利玛窦等人在华传教经历的同时，以利玛窦在华生活28年的经历，更为全面地介绍所到中国城市的规模、皇城的格局、私家园林的布景以及关系民众生活的道路、桥梁、寺庙等城市基础建设。其中不乏建筑单体的具体细节，如：“（南京大祀殿）位于京城的一端，在一片丛林或者说一片松树林中，环以围墙，周长十二意大利里。庙宇的墙壁是青砖砌成的，其余的都是木结构。它分成五个区域殿，都为两排木柱所围绕。……屋顶盛饰以浮雕，全部涂金。在庙堂外面，他们建造了一系列红色大理石祭坛，分别祭祀太阳、月亮、星宿和中国的山岭，还有一个池代表海洋……” 由此，英国民众对于中国建筑的认知已经不再局限于环境、规模、用材、形制、装饰等，他们开始了解其内在的功能及象征意义。

从早期冒险家、商贾带有传奇色彩的游记到欧洲早期汉学著述《大中国志》，再到彼时久居中国的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们的反馈，英国学者以再现原始资料为原则，努力为英国人呈现中国地理、社会、文化、历史等各方面的状貌。关涉中国建筑方面，英文资料不仅涉及有关建筑单体外在表现和内在意义的双重认知，而且营建出中国拥有完备的城市道路、运河、桥梁、绿化等基础设施这一积极观念。

二、17世纪下半叶的中国建筑新印象

17世纪中叶之前，无论旅行游记还是传教士的书信报告，多为文字描述，英国上流社会大多只能通过进口瓷器上的中国园林、建筑、人物及花鸟图像来直观认知中国。 1655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 Semedo，1585—1658）的《大中国志》（The History of That Great and Renowned Monarchy of China，首版于1641年在马德里以葡萄牙文出版）一书的英译本于伦敦问世。 书中不仅有对中国城市、园林、庙宇、楼塔及桥梁的详细描述，强调中国建筑的搭建过程以及设计准则——“先精确地安装好屋顶，置于木柱上，柱子越大越有价值，然后用砖或类似材料砌墙。 古时有一个传统，盖房要严格按照尺寸和比例。 一些记述这种技术的书籍流传至今”。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书中附有一幅中国地图，应是摹自《珀切斯游记》中的“Purchas His Maps of Chiana （珀切斯的中国地图）”，以及一幅参考布罗德本特（William Bradbent）船长从澳门带回的人物雕像而绘制的中国官员和其妻子的画像。 虽然图像不涉及中国建筑，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英国学者开始有意识通过直观图像再现中国的风土人情。

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为取得中国南部海岸的通商权利，派使节朝拜顺治帝。 随团使节纽霍夫（Johan Nieuhoff，1618—1672）沿途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回国后编纂出版了《荷兰东印度公司赴中国使节》（Het Gezand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首版于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以荷兰语出版）。 书中共收录了150余幅再现中国风貌的写生画。 该著作出版后不久，苏格兰翻译家奥格尔比（John Ogilby，1600—1676）便着手英译，并说服霍拉（Wenceslaus Hollar，1607—1677）负责翻刻著作中的插图。 1669年，名为《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to the Grand Tartar Cham，Emperor of China）的译著在伦敦出版，引起了英国公众的巨大反响。 著作以莱利（Peter Lely，1618—1680）绘制的纽霍夫肖像画为卷首，共刊布了112幅图像，使英国人直接目睹有关中国城市、景观、建筑、自然、人文等的真实场景。 其中，不仅有再现城市道路、运河、桥梁、绿化等完备基础设施的城市平面图、风貌图，还有着重表达中国建筑形象的大使住宅、皇城庙、太和殿广场以及后来最为英国人熟知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值得注意的是，译著中还刊布了一幅中国坟墓图，结合文字说明中国墓葬多设在郊区，依山而建，围布绿植。 这一记述表明此时的欧洲人已经开始注意到中国郊区墓葬可以缓解城市墓葬用地不足，有利于保持城市居民生活环境的健康卫生等优势。

1669年英译版《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插图类别统计表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插图“南京城”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插图“中国坟墓”

此外，在1669年版译著的附录中还节译了德国耶稣会士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的著作《中华图文志》（China Monumentis，首版于1667年，在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出版），援引原著中28幅展现中国地域、风俗、建筑、地理以及动植物的插图。 其中，在“中国的建筑和其他机械艺术”这一部分，基歇尔结合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1614—1661）《中国新图》（Novus Atlas Sinensis，首版于1655年，在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出版）中的内容，着重介绍了中国的桥梁以及城墙。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插图“陕西省的桥”

▲《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插图“城墙”

1671年，当《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再版时，奥格尔比又翻译了荷兰学者达珀（Olfert Dapper，1639—1689）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出使中国记》（Gedenkwaerdig bedryf der Nederlandsche Oost-Indische maetschappye，op de kuste en in het keizerrijk van Taising of Sina，首版于1670年，在阿姆斯特丹以荷兰语出版），定名为《中国地图集》（Atlas Chinensis），以《荷兰东印度公司派遣使节谒见鞑靼、中国的皇帝》第二卷的形式在伦敦一并出版。与之前的著作对比，《中国地图集》中刊布的90余幅图像，除了再现城市风貌、人文形象、动植物外，关涉建筑单体的故宫午门、宫殿室内以及桥上的德胜门等，进一步丰富了英国人对于中国建筑形象的认知。

17世纪下半叶，无论是纽霍夫用经验主义方法进行客观实证的考察记录，还是基歇尔、达珀利用耶稣会士、使节的书面文字及口述信息等材料编纂的书籍，其中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文献不仅在内容的广度、深度上有所扩充，并且开始出现直观再现中国建筑的图像资料。 英国人已走出了对中国的印象满是奇幻臆想的阶段，形成了较为全面、准确的中国建筑新印象。

三、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完整全面的中国建筑印象

17世纪末，随着“光荣革命”的结束，英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政治局面相对稳定，经济、思想、艺术等领域也步入了新阶段。 中国经济繁荣、政治与道德相契合、城市基础设施完善等印象已经在英国深入人心，政治家、文人对中国社会和政治哲学的热情也更加普遍。 在随后的半个多世纪英国依然没有深入中国腹地的直接观察者，但却随时汲取欧洲大陆的汉学成果，为本国的各项改革提供原动力，中国建筑形象也在这个过程中更加完整全面。

1688年，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s，1610—1677）《中国十二绝》（Doze Excellencias da China，1669—1670）的葡萄牙文手稿被法国学者克洛德· 伯努（Abbe Claude Bernou）译成法文，并重新编目为21个章节，定名为《与中国的新关系并包含对这个伟大帝国最显著的特征的描述》（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 Cont Contenant la Description des Particularitez les plus Considerable de ce Grand Empire），在巴黎出版。 同年，该著即被英译，定名为《中国新史》（A New History of China）在伦敦出版，受到英国学者的高度评价。 该书运用大量的篇幅详细介绍北京城的规模、布局、城墙结构； 园林的自由布局、对自然的崇尚； 建筑的朝向、广度追求、森严等级； 以及中国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水运的发达等。 而且为了更清楚地阐述北京城和皇宫的布局，原法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认真收集安文思在书中各处散见的记载，委托著名工程师佩罗内（Peyronett）绘制了一幅北京城和皇宫的平面图，英译版忠于法文版原图翻刻刊印。 相较于纽霍夫著作中的北京平面图，佩罗内的平面图在介绍皇宫内中轴线及东、西两路建筑，皇宫外皇帝祭祀场所的名称、形制和使用功能的同时，更加明确地表达了北京城鳞次栉比的城市布局以及城内城门、水系、建筑组群等详细信息。

▲ 北京城平面图（1688年）

随着法王派遣 “国王数学家”们前往中国，中国信息的传递枢纽也随之转移到了法国。 法国传教士多长期研学中国经典，或能近距离观察皇家宫殿、园林，或能游历中国各地，他们反馈回欧洲的中国建筑信息更为细致、丰富，吸引了英国各阶层的关注。 1697年，法国传教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Memoirs and Observations made in a late Journey through the Empire of China，首版于1696年，以法语在巴黎出版）在伦敦英译出版，后又多次再版。 全书共有书信14封，强调建筑作为艺术形式存在，是欧洲人十分感兴趣且无法忽视的。 李明在第二、三封信中详尽描述了体现中国繁荣的城市、街道、皇宫、不同形式的公共建筑和民宅，以及体现能工巧匠们勇气和智慧的长城、运河和桥梁； 同时，还在第六封 “致德布永公爵夫人”的信中，介绍了体现雅致奢华生活方式的房屋装饰、园林布景和乘船游行。 通过书信体的描述，英国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一般，认知中国建筑的艺术之美。

18世纪初的1702年，为了稳住耶稣会的保护人和资助人，证明耶稣会士在外传教的热忱和成果，身在巴黎的郭弼恩神父（Charles Le Gobien，1653—1708）开始了《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的编纂工作。 1709至1743年，杜赫德神父（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接手，主持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第9至26卷。 正是依靠这项编纂工作打下的基础，杜赫德于1735年编撰完成全名为《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和博物》（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Historique，Chronologique，Polit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首版于1735年，在巴黎以法文出版）的中国百科全书式著作。 杜赫德通过长期与27位在华传教士保持书信交流，不断地修改、丰富和完善他的著作，所以该书对中国记述之完整，远远超出此前所有的出版物。 转年，该书即被英国翻译家布鲁克斯（R. Brookes）节译在伦敦出版，书名为《中国通史》（The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共四册。 这部著作作为18世纪欧洲了解中国知识的最重要来源，在全面为英国人讲述中国的地理、历史、典籍、礼仪、道德、哲学、医学、风俗以及儒学的同时，将中国古代建筑渗透在著作的各个部分加以介绍。 例如，在第一卷描述中国的地理和历史时，会详细描写雄伟的城墙、笔直的街道、繁荣的店铺、便利的运河以及精美的桥梁以突显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 在第二卷介绍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时，会引用传教士入宫时看到的皇宫内的建筑以及园林的景象来烘托帝王的权威； 在第三卷展示中国人的宗教和科学相关的知识时，通过介绍中国人的房屋样式、室内装饰、家具来讲述中国人的气质、面貌等。 由于该著受到英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出版商凯夫（Edward Cave）于1738年在伦敦出版了更加忠于原著的全译本《关于中华帝国及鞑靼、韩国等地区的描述——包括这些区域的地理和历史》（A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Chinese - Tartar，together with the Kingdoms of Korea，and Tibet，containing the Geography and History of those Countries）。 值得一提的是，全译本中刊布了原著在第三卷讲述“中国人的信仰”时，由白晋绘制的献给上帝的天坛和地坛的平面图，该图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中国建筑组群平面布局的认知。

▲天坛、地坛平面图（1738年）

《耶稣会士书简集》在杜赫德去世后的第六年由巴杜耶神父（P. Louis Patouillet，1699—1779）接手，1749年第一卷第一篇便是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1702—1768）向法国好友详细介绍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的信件。 1752年，该文由英中式园林的追随者斯彭斯（Joseph Spence，1699—1768）翻译，于伦敦出版，定名为《北京近郊中国园林的特别记录》（A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 该书一经出版，便深受英国各阶层推崇，各大报社广为转载，在18世纪60年代又有3个英文版本问世。 这篇简短的小文为英国读者带来了一个由山丘上的亭子、河谷中的溪流、蜿蜒纵深的小径、静谧的湖水、神秘的洞穴共同营造的追求宛自天开的中国皇家园林，并与随后传至欧洲的《圆明园图咏》一起对英国自然园林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法国耶稣会士如火如荼地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同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虽然再无力资助新的传教士前往远东国家，但是已在中国的传教士也为欧洲带回了很多中国材料。 早在王致诚《圆明园图咏》传至欧洲之前，1724年9月，返回欧洲的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于英国登陆。 对中国的建筑、园林有着强烈好奇心的英国上层人士集聚在圣詹姆斯宫与马国贤神父会面，并有幸一睹其带回的《避暑山庄图咏》。 而且通过1844年在伦敦出版的《马国贤回忆录》（The Memoirs of Father Ripa）可以推测，当伯林顿勋爵（Richard Boyle，1694—1753）、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以及其他友人与马国贤畅聊之后，他们脑海中的中国园林应当“与欧洲人的造园趣味截然不同。 他们尽可能地模仿大自然，因此，在这些花园中有迷宫般的人工山丘，蜿蜒曲折的道路，湖泊上的小岛用船或是桥梁与大陆连接……”耐人寻味的是，之后很多的英中式园林实践都再现了马国贤的这一描述。

17世纪末至18世纪上半叶，伴随中欧交流的日益密切，英国人在重塑政治、道德与商业关系的同时，大量从中国反馈回来的文献、图像，以及到访英国的传教士或中国人的口述都在丰富英国人对中国建筑的认知。 彼时，英国人已经形成了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城市整洁、繁荣，道路、运河四通八达，园林景观自由布局，建筑组群对称布局，建筑单体根据功能不同而形式各异，这为随之产生的有关中国建筑的讨论与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基础。

四、17世纪末至18世纪的讨论、实践与亲历中的中国建筑意象

早至1685年，被誉为英国“自然风致园”实践先驱的坦普尔爵士（William Temple，1628—1699）完成了《伊壁鸠鲁花园》（Upon the Gardens of Epicurus）一文。在这篇短文中，坦普尔首次引用中国园林为例，将其上升至哲学美的高度。随后，他又完成了名为《英雄的美德》（Of Heroic Virtue）一文。文中依据纽霍夫、基歇尔、达珀和蒙塔纳斯的著作，赞扬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孔子的智慧。时至1712年6月，艾迪生（Joseph Addison，1672—1719）又依据坦普尔的观点在《观察者》（The Spectator）杂志发表短文，认为大自然的作品更能令人愉悦。随后，斯威策（Stephen Switzer，1682—1745）作为英国风景园林的早期倡导者，在1718年完成的著作《田园建筑制图，贵族、绅士及园艺者的再创造》（Ichnographia Rustica，or The Nobleman，Gentleman，and Gardener’s recreation）中也极力推崇中国园林的自由式布局。

伴随着讨论，先行者们开始在自家庄园展开实践。目前已知的存世图纸中，最早的一幅自由式园林布局的图纸为诗人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特威克南（Twickenham）庄园的平面图。在友人的帮助下，蒲柏在庄园布置上极力阐释其诗歌中 “效仿自然”的造园理念。随后，肯特（William Kent，1685—1748）、艾斯拉比（William Aislabie，1699/1700—1781）沃特（V. Water）、布朗（Lancelot Brown，1715—1783）、米勒（Sanderson Miller，1716—1780）、汉密尔顿（Charles Hamilton，1704 —1786）等一众园艺设计者们在英国各庄园内展开了全面的实践（表2）。其中，罗克斯顿花园现有一幅平面图存世，图中除了表达自由布局外，还绘有三个中式亭的表现图，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彼时“中国风”点景建筑在英国的盛行（图7）。

▲ 特威克南花园平面图（1745年）

18世纪上半叶自由式园林布局实践统计表

▲ 罗克斯顿花园平面图

此外，存世的设计图纸、旅游指南、风景画以及书信、日记等文献也清晰地记录了18世纪上半叶以中式亭为代表的“中国风”建筑实践（表3）。目前，有据可考的英国最早的“中国风”建筑为1738年建于斯道维花园的中国风亭子。根据格雷的书信、西利（Benton Seeley）编写的《斯道维花园旅游指南》以及波科克、约克、彭南特等人的旅行日记可知，这个中国风亭子下面有支撑它的木桩，屋顶为歇山式，门窗均为菱格纹式样。

18世纪上半中式亭实践统计表

除了已建成建筑的记录，还有很多理想化的“中国风”设计图样手册接踵出版（表4）。与斯托克（John Stalker）和帕克（George Parker）二人出版的《关于上黑漆及上清漆工艺的论文》（Treatise on Japanning and Varnishing，伦敦，1688）是为了迎合英国民众对远东漆器的热爱一样，18世纪问世的一系列设计手册也是设计师们为了顺应“中国风”的热潮，希望达到自我推广目的的产物。

18世纪“中国风”设计手册统计表

1757年，曾在中国广州一带实地考察的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于伦敦出版了《中国的房屋、家具、服饰、机械和家庭用具设计图册》（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一书。在这本著作中，钱伯斯再现中国广州的寺庙、塔、住宅、各式柱子以及园林布景，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已出版设计手册中歪曲中国建筑状貌的现象。随后，在丘园的设计中，钱伯斯运用中国式的造园手法辟湖筑岛的同时，设计、修建了一座中国砖塔和一座中式凉亭。在其1763年于伦敦出版的《丘园中花园和建筑的规划、立面图、剖面图和透视图》（Plans，Elevations，Sections and Perspective Views of the Gardens and Buildings at Kew in Surrey）一书中刊布了这两座建筑的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以及效果图。1772年，钱伯斯又撰写了《东方造园论》（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一书于伦敦出版，1773年补充再版。在著作中，钱伯斯通过东方造园艺术强调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营造伟大繁荣帝国过程中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园林来强化英国民众关于敬畏道德情感的养成。

▲ 《东方造园论》插图“中国建筑”（1757年)

18世纪中叶开始，伴随着亚洲的欧洲殖民势力日益扩展和巩固，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希望更系统地开发亚洲的经济潜力，有关中国的评价逐渐以贬义居多，这进而导致了“中国风”的衰落。就如当时英国时尚界的杰出观察家沃波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曾夸耀，在18世纪60年代，他正在从“中国风”转变为哥特式。可是，当1792年，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之时，随行人员依然热衷于记录有关中国建筑的各种信息，希望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来判断之前传教士、商人或是钱伯斯笔下有关中国建筑介绍的准确性。回国后，一系列英国人直击中华帝国的著作接踵问世，不仅有全面的文字介绍，还有随行画师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1767—1816）、帕里什（Henry William Parish，1765—1800）等人绘制的中国建筑风貌水彩画。其中，以1796年由随行副使斯当东编纂出版的官方记录《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影响最为深远。编纂者从自己的亲身观察出发，适当比较中英两国在人文、物产方面的不同。当谈及中国丰富的物产、繁荣的城市、整洁的街道、坚实的桥梁、宏伟的建筑、如画的园林等，英国人均会流露赞美之意。此外，由于18世纪英国在教堂地下或附近墓葬的习俗已经无法适应人口迅速增长的国情，所以他们十分重视记录中国的墓葬方法：“中国庙宇与墓地分隔，墓地多设在郊区，周围布满植物以保证活人的健康。”同样，出于使团需要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考察中国的目的，作为军事防卫之用的中国长城备受关注。

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相关出版物统计表

从17世纪末开始，英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文人等不断在风景园林、点景建筑等方面讨论、实践着与古典主义看似截然相反的“中国风”。这种讨论与实践在20世纪著名的美术史学家维特科尔（Rudolf Wittkower，1901—1971）看来，与当时在建筑中流行的古典主义一致，是英国启蒙运动中精英阶层为梳理自然与美德价值观的另一种表象。又如钱伯斯以中国的亭为例说明中式建筑结构与古希腊建筑的相似性，马葛尔尼使团注重记录体现中华帝国繁荣的情状，在讨论、实践、亲历后形成的中国建筑印象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英国彼时帝国主义在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上的建设。

（本文节 选自“17—18世纪英文文献中的中国建筑意象”，原文 刊登于《建筑师》杂志2019年10月刊，总第201期P35-43，版权所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建筑师》No.201丨2019年10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