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罗马方阵是古罗马步兵最典型也是最标志性的特征。对于一些罗粉来说，与罗马步兵相比，西欧中世纪时期骑兵当道的状态显然是一种倒退。不过，存在即是合理。骑士制度的兴盛和发展，显然有着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传统观点认为，欧洲中世纪骑兵的强盛与硬质马镫，马鞍以及包括铠甲在内骑兵用具的传播发展有关。但从时间线来看，欧洲骑兵的兴盛基础，也就是各种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早在这些骑兵装备传入西欧前许久就已经到来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一现象的呢？为什么喜欢步兵为主的欧洲人，突然之间变成骑士的国度了呢？
早在公元3世纪初，罗马就已经开始逐渐减少，或者说弱化古罗马兵团的军事作用。有人甚至认为，公元450年时，“军团”之名就已经为人们所遗忘。
这并非是因为罗马军团的作战效能降低，事实恰恰相反，罗马军团这种均衡性、适应性极强的军事组织，即使是穿越到数世纪后，面对重装骑兵这种战场霸主，依旧有着较强的威胁性。
通过严明的纪律整训和默契的配合掩护，罗马军团甚至可以在极端劣势的情况下，防御敌方骑兵发动的侧翼突袭，并依靠士气的优势挫败敌人的攻势。
事实上，虽然我们经常用“逐渐崩坏”来形容公元3至5世纪罗马军团的衰落过程，但在罗马晚期的征战史上，罗马军团同样不缺少高光时刻。
公元357年，罗马皇帝朱利安曾经依靠其麾下的军团部队，击败了日耳曼蛮族部队。虽然此时的罗马军团有“蛮族化”的趋势。但朱利安所率领的这支部队，无疑依旧保持了他们前辈的特色。在罗马骑兵被日耳曼骑兵们追得疲于奔命时，这支步兵队伍依靠预备队顶住压力，抵挡住了对面那些“头发飘舞，毛发倒立”的日耳曼骑兵。
当然，罗马军团能够施展这样的机动，也得益于“背教者朱利安”效仿凯撒而预设的分遣队。总而言之，罗马的步兵军团们虽然未能直接取得胜利，但依靠顽强的抵抗，为骑兵的回归赢得了时间。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即使是在骑兵盛行的中世纪时期，罗马军团的战术依旧不算过时。以东罗马帝国为例，东罗马虽然以骑兵见长，但是其战术体系中依旧依赖步兵充当骑兵的屏障，帮助后者重整队形并提供掩护。
可问题在于，当时的罗马帝国，已经难以像原先一样，持续提供优质的兵源作为军队的补充了。
虽然史学界对于罗马军队的补充困难给出了诸多解释，例如上层贵族的饕餮和腐败，卡拉卡拉普发公民权的后遗症，乃至银币外流导致的货币贸易衰退等等。但有一点是始终无法忽略和无视的：罗马城、意大利地区及其他罗马行省对于参军热情，的确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降低的。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罗马只好雇佣和招募蛮族进入军队。和传统意义上的罗马士兵相比，日耳曼蛮族无疑有着更为强健的体魄，和更为悍勇的性格。但是，对于军队尤其是罗马军队而言，整体战斗力的来源并非这些，而是系统性的配合和训练。
冷研之前的文章曾经提过，日耳曼蛮族由于氏族生活的影响，在同一氏族长老的带领下，有着丝毫不逊色于罗马军团的默契。但可惜的是，当这些蛮族以更小的群落进入到罗马世界后，这种默契往往会被打散。
这也导致重装步兵的效能开始下降，但同时，骑兵的威力却开始彰显出来。就像《西方战争艺术》中说的，和重装步兵相比，骑兵并不那么依赖整体的凝聚力和相互协同作战。在罗马帝国后期，骑兵的地位逐渐得到强化，原本罗马军队中骑兵只占到十到十二分之一的比例。但到了公元5世纪，骑兵在罗马军中的比重就已经多达四分之一。
罗马帝国解体后，在其废墟之上诞生了诸多蛮族国家。和失去了训练、装备以及纪律优势的罗马人不同，日耳曼蛮族依靠的是氏族的凝聚力和个人的勇武。即使难以和最精锐的罗马军团匹敌，这些蛮族勇士在当时依旧是极为强大的战力
对于日耳曼人而言，他们显然更愿意通过血水而非汗水获得财物和地位。这种风气甚至可以从语言学中得到印证。日耳曼语中自由民又可以被翻译为“扈从”（buccellarii）。起先，人们以为这一词汇起源于战争，但最终发现其词根竟然源于“面包、条块（bucella）”。罗马人有时也会用这个词语专门指代日耳曼雇佣兵。
事实上，在日耳曼族群中，除了社会底层的奴隶、农奴，以及地位在扈从之上的长老、酋长乃至国王外，任何一个适龄的日耳曼男青年，都可以被称之为扈从。可以说，全民皆兵正是日耳曼族裔的特征之一。
对军事战争的重视还体现在日耳曼民族的方方面面。在哥特人建立的王国中，国王目不识丁者屡见不鲜。素以贤明著称的东哥特狄奥多里克国王（不是战死于沙隆会战的那位），不仅本人是个“文盲”，甚至还因为外孙的教育问题训斥了自己的女儿，原因是她竟然让未来国君去读书习字。
不过，这种对于知识的成见，终归因为哥特王国的日趋稳定而消解。当哥特人在色雷斯地区安定下来后，原先“全民皆兵”的习惯就开始显得不合时宜。无论是哥特人还是法兰克人，在政权建立后，都没有选择继续维系庞大的氏族武装。
在获得更加肥沃的土地后，哥特人将原先的氏族百户细分为“十户”。和原先的百户制度不同，这些十户们组成了更小的社会单元。这可不是简单地“逐级管理”，它的影响极其深远：当聚居特性消失后，日耳曼战士们以氏族为纽带的凝聚力和配合度也一同消失了。
虽然氏族纽带消失，但日耳曼人在表面上依旧保持着所谓的“全民皆兵”的特性。在诸如《尤里克法典》的日耳曼法典中，王国的全体臣民依旧有着响应国王征召抵抗外敌的责任。可实际上，原先被称为“扈从”的自由民群体，却已经不大可能维持原有的军事素养了，分得土地之后的日耳曼人与其说是战士，不如说是农夫。
《中世纪战争艺术史》曾援引了查理曼大帝时期制定的数条敕令，如《米诺拉敕令》《亚琛敕令》以及《博洛尼亚敕令》等文件，认为当时的法兰克王国内，包括日耳曼人和原先的罗马人在内多个民族的自由民，都需要响应征召。
按照分得土地的多寡出兵出粮，举个例子，拥有4海得（日耳曼土地面积单位，据传一块兽皮切成条后所能围绕的土地为一海得）以上土地的人，要亲自上战场。而两个只有两海得土地的人，则出一人作战，另一人需要承担大部分的辎重、装备费用。至于只有1海得甚至半个海得的自由民，则数家凑足4海得后，选一人从军，其余人负责费用。
按照这种标准，当时的法兰克王国除了由公爵、伯爵征召的精锐家臣部队外，还可以动员一支数量极其可观的步兵部队。但实际上这种推理可能并不正确。德国战略思想家汉斯·德尔布吕克对于查理曼大帝这几条敕令的可行性，有过一段精彩的分析。
他认为，即使是拥有4海得单位田产的日耳曼自由民，在当时也并非家底殷实的富户。按照敕令的要求，这些响应征召的战士，不仅要准备武器、装备，甚至还有“自干五”带上行军3个月的口粮和其他补给品。在当时那种极其匮乏的经济条件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这些敕令，与其说是征兵法令，不如说是一种“隐性征收代役税”的凭证。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并非这些已经逐渐适应农耕生活的前自由民，而是各地领主麾下尚未抛弃职业士兵特征的扈从们。这些前自由民在战争开始时，最重要的工作其实是提供扈从们的种种作战物资，如一张皮革、布匹，甚至一块火腿或者奶酪。
对于继承了原先西罗马大部分领土的法兰克王国而言，它所面对的冲突频率，一点不逊色于自己的前任。
查理曼大帝在位期间，帝国只有1年处于完全的和平状态。为了应对周遭的敌人，他显然需要一支强力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撑。尤其是对抗萨克森人的战争，更是对这个帝国的军事实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当年罗马人于国力腾升的扩张时期，在条顿堡森林折戟沉沙，而实力远不如前者的法兰克王国，在面对相同地域的居民时，无疑需要更加慎重。不过，和当时的罗马人不同，此时的法兰克人已经逐渐建立了一支以精锐骑兵为核心的军事力量。
说来有趣，日耳曼族的数个分支中，相比于哥特和伦巴第，法兰克人才是最晚掌握骑兵战术的部族。而且，直到公元5世纪，其部队也鲜有铠甲存在的记录。
然而，到了查理曼在位时，情况发生了改变。从国王到公爵、伯爵，再到他们麾下的扈从，逐渐开始以骑兵方式作战，铠甲从无到有，从薄到厚。6世纪中叶，甚至就连主教们也摒弃了长袍和十字架，顶盔掼铠地进入战场。
与罗马军团相比，骑兵部队的优势极其明显，除了更强的机动性和冲击力外，在补给和后勤上同样显现出了优越性。昔日罗马人为了迫使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部落臣服，曾屡次出兵。
但罗马军团因为人数众多，后勤补给的消耗极为巨大，即使以罗马当时的动员力，也只能依靠与西面莱茵河交汇的利珀河作为水路通道，在前哨建立永备据点。可一旦利珀河进入枯水期或者封冻，罗马人就只得撤兵返回。
相反，自带军需的法兰克部队由于以骑兵为主要力量，在数量较少的情况下无须补给线的维持依旧可以保持足够的战斗力，可以随时利用图林或者黑森地区作为跳板直达萨克森人的腹地，这也使得查理曼在战略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了，以精锐骑兵为核心建立军队也有着一定的弊端。由于这些军队的基础源于分封制或者说封土制，骑兵们最直接的效忠对象往往是自己的领主，而非国王。这也导致查理曼的子孙后代很快就被各怀异心的领主们架空，我们所熟悉的那个中世纪欧洲就此出现。
但对于当时的人来说，出现这种军事制度也是纯属无奈。直到法兰克王国解体，其统治者都没有找到恢复罗马时代动员军队的方法。这并非铁锤查理、查理曼等君王能力不足，关键在于，其基层统治的节点已经不再是原先的罗马官员了。
日耳曼大迁徙后，“以市政官职、财富和教育为基础的罗马贵族被目不识丁、以彻头彻尾的战时体制为依托的日耳曼贵族取代”。
对于当时的日耳曼人和罗马原住民而言，在缺乏统计、计划和协调的情况下，任何试图动员他们的规划都会因为过于精细而失败。相反，分封制度下，国王、贵族、扈从们彼此间的联系和沟通并不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武装这些训练有素、勇于作战的战士显然更加经济和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