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27日，联合国在《1999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列举了世界上最大的一百家跨国公司中，有98家属于像美国通用电气、英荷壳牌石油、奔驰、大众等老企业，只有唯一两个新面孔中，就有韩国的大宇汽车公司。

大宇汽车公司是一家以韩国本土为基地的大型跨国汽车制造企业。在韩国本土有5个分厂，在海外有12个分厂，拥有大约8万名员工，一年生产的汽车总量高达215万辆，比当时中国大陆19全部汽车制造企业产量还要多。

但这样一个巨无霸其实只是韩国大宇集团的一部分。大宇集团曾经是韩国第二大企业集团，拥有员工十多万人，从化工到汽车、从纺织到造船、从机械制造到电子产品，大宇集团的经营范围几乎遍及整个国民经济领域。大宇集团曾经被人们认为是韩国人的骄傲、亚洲民族企业的楷模。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仅仅在联合国发表投资报告的35天后，大宇集团便正式对外宣布：大宇集团的董事长以及十几个分公司的总经理决定集体辞职，以表示对大宇集团的债务危机负责。大约一年后，一直靠着政府和银行救济苟延残喘的大宇集团的核心企业——韩国大宇汽车公司，终于被忍无可忍的债权银行宣布破产，至此宣布大宇集团彻底崩溃了。

好端端的一个模范企业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就破产倒闭了？答案可以用“天灾”和“人祸”两部分来进行概括。

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天灾”那一部分。1997年，韩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金融危机，国际基金组织赶紧对其进行大规模救援，韩国政府不得不采取的严厉的金融整顿措施和产业调整计划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融资难度和成本的加大，财务上的资金供给链条发生了断裂，才是大宇集团破产的症结所在。

再来详细地说一下“人祸”那一方面。在1997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大宇集团高层领导的决策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可以用中国的一句古话来概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韩国政府主导经济体制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造就了大宇集团的崛起，也为其覆没埋下了祸根。

与东亚的大多数国家一样，韩国政府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起着主导作用。不仅制定了各种各样的指令色彩浓厚的产业发展政策，而且还对国民经济进行直接补贴和严格的价格管制。为了在短时间里造就一批能和欧美一较高下的，世界级大企业，韩国政府一方面对于利用大量的政策性贷款和优惠措施贴补那些被认为是有前途的企业，另一方面让银行采用尽可能低的利率满足重点企业发展的资金要求。据统计，在1997年以前，韩国主要银行贷款有一半以上是向这类大企业发放的政策性贷款。这种金融体制造成了韩国企业在融资方面普遍的采用银行贷款、短期票据、债券等债务性手段融资，而很少采用增发股票之类的资本性融资手段。

因此，韩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企业的高负债率。如果此时，银行利率的突然提高，造成债务的利息负担暴涨超过企业的承受能力或事突然发生通货紧缩造成的银行资金来源枯竭，都会导致企业陷入严重的支付危机。

事实上，当时韩国的经济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貌似很健康，但却一直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第一、是韩国社会的储蓄无法为其所豢养的众多大企业提供规模快速扩张所需的足够资金，因此只能向国外寻求资金供应，但要命的是，这些国外借款大多是短期的，因此韩国的企业的生存就变得高度依赖变幻莫测的国际资本市场的资金供应。一旦国外的资金供应链出现中断，那么债务危机将不可避免。第二，韩国的这些资产规模庞大的企业很多都是外强中干，这些企业尽管销售量和产量多的惊人，但是其盈利能力却骇人听闻的低，甚至可以这样说，当时在亚洲，韩国企业的盈利能力是最低的，举个例子：在1996年的韩国，销售额最多的那49家企业的净利润总额竟然还不到七千万美元。如果算上1997年率先破产的韩宝集团，那么1996年韩国销售额最多的那50家企业的净利润就是负数了。

因此当1997年韩国爆发金融危机的时候，大多数没有什么自有资金的韩国企业几乎立刻就陷入了资金周转困难的窘境，这些大企业也大多数没能挺过这次金融危机。这些破产的大企业中，包括了在排名第14位的韩宝集团、排名第8位的起亚集团、第12位的汉拿集团、第19位的真露集团、第26位的三美集团、第34位的大农集团以及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大宇集团。

大宇集团作为韩国曾经的模范企业，在规模扩张上确实堪称模范，但在盈利方面却是彻底失败的。大宇集团所犯的错误不在于扩张，而在于忘记了效益是企业的生命这条朴素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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