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支援国民政府路线”的初期情况
自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以来，侵华日军进攻平津地区，不久后华北大部沦陷，中日全面开战。8月13日，中日双方在上海及其周边区域展开了大规模的会战，史称淞沪会战。惜国军不敌日寇，于浙江地区节节败退，同年12月，首都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被迫西迁陪都重庆，继续抗战。在国民政府迁于重庆的同时，日军不断进犯我国沿海各省，企图封锁整个中国，达到围困中国，以期迫国民政府早日投降之目的。
支援国民政府路线（日称：援蔣ルート）该路线为美英苏等国对国民政府支援物资与国外联系的主要运输路线的总称。在抗战初期，以华北，华东为首的大部分国土沦于日寇铁蹄之下，工业设施等遭破坏等因素的影响下，国军战力大不如前。可是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通过一些列的对外联络线路获取了众多军需物资，民生物资，大大鼓舞了后方军民的抗战热情，对抵抗日本的侵华步伐打下了良好的根基。在这些路线中主要分为三条主要路线。
第一条是通过香港·澳门·广州湾等中国沿海地区开始深入内陆地区的华中·华南路线(中·南支ルート含、「香港ルート」)。第二条是以法属印度支那北部的海防，河内为首的主要城市通过接受海运货物，再通过云南的铁路经昆明和凉山铁路运输，又或者在港口放下货物后通过卡车经过镇南关经广西省的南宁进入的法属印度支那路线（仏印ルート）。第三条是以英属缅甸的仰光出发经昆明的缅甸路线（ビルマ·ルート）。除了这三条主要路线之外，还有一条被日军称为红色路线（赤色ルート）的经过苏联国境进入中国新疆的西北路线。在这一系列的路线当中，处于华中·华南路线上的广州湾租借地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理因素，瞬时间成为支援国民政府路线的一个重要支点之一，为抗日救亡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海外援助中国的路线
2 广州湾的重要作用
据笔者了解，首次提及广州湾等一系列支援国民政府路线的书籍是1938年由桥本勇吉所著的『进击中国抗日的新据点 : 蒋政权最后的支撑点』。该书作者的身份虽已不可考，但是从书中内容可以看出。桥本勇吉对于支援国民政府路线有一定的研究。该书总共分为13个章节，分别介绍了各个主要的支援国民政府路线。其中第一章节以所谓的“重大声明的反响”来做主题，以第二次近卫声明（日本首相）作为主轴，宣扬所谓的构建“东亚新和平体制”，要求国民政府放弃抗日，容共政策，更换人事，最终达到要求蒋介石下台，瓦解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的。
该书的第三章节以“中国抗日的新据点”为题，简要的介绍了当时遍布中国各地的支援国民政府路线。其分别是：
① 陕西的西安出发，到达甘肃的兰州，安西，再途经新疆的哈密，吐鲁番，迪化（今乌鲁木齐），塔城最终到达苏联境内，也就是所谓的红色路线。
② 从广西南宁出发，途经龙州，凉山各地，最终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河内。
③ 从云南的昆明出发，利用滇越铁路，途经河口，劳开，最终到达法属印度支那的海防。
④ 从云南昆明出发，途经楚雄，下关，进入英属缅甸的八莫。
该章节还特别强调自从武汉落于日军之手后，②、③、④这三条来自英法的武器运输路线变得特别活跃，甚至有提到宋美龄在云南作为支援前线部队的要人的传言。而接下来的第四，五，六，七，八，九，十章节分别以“红色路线”，“广西·海防路线”，“昆明·海防路线”，“东洋的巴黎——河内”，“昆明与重庆”，“缅甸·云南路线”，“新设的武器运输路线”为标题，简要的介绍了当时各个路线与沿线主要都市的情况。特别是第十章，对于第十一章“来自是广州湾的运输路线”有着呼应的作用。
《进击中国抗日的新据点 : 蒋政权最后的支撑点》封面
第十一章“来自广州湾的运输路线”，笔者将全文翻译如下：
根据外国电报所分析，最近广州湾的重要性越来越引人注目。据报滞留在香港的数量众多的军用物资，武器等通过连日来临时调配的货船得以运往广州湾，并且根据最近的调查，香港—广州湾航线的船只以往只有四艘左右的规模，可是由于广州等地被日军攻陷后，来往的船只增加到了数十艘，可谓是盛况。在广州湾登陆的货物会由国民政府有关联的西南运输公司以及最近新成立的中国联运公司的运输下，将各类货物转移到中国内地，其具体的相关路线条如下所示。
①广州湾出发经广西玉林到达梧州
②经桂林，衡阳到达长沙
③经广西南宁到达贵阳及重庆
④经广西，贵州到达云南昆明
我军（指日军，编者按）接下来的行动目的是将这些武器运输路线完全切断，并且将前文所述的抗日新据点进行毁灭性打击。
不难想象，此时的广州湾作为法国租借地，由于其特殊地位，显然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相当重视，利用其港口来运输通往内地的各类物资，对于抗战有着重要意义。不仅仅只有桥本勇吉在其书中描述了广州湾的重要作用，根据日本报章《读卖报知》报道，通过使用来自第三国（主要是香港）的船只经华南的各个港口运往内地的抗日物资已经非常多，特别是通过法国的租借地广州湾与葡萄牙管辖的澳门进入内地的各类物资数量之多，引起了日本海军的高度重视。
那么，相关的货物进口量是多少呢？根据日方收集来的情报，当年（1940）1月至5月的进口额为20万8千日元，进口额从去年（1939年）的7万3千日元增加了13万5千日元。此外，以出口额计，当年（1940）1-5月的出口额为1271万8千日元，而去年（1939）的进口额为259万3千日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012万5千日元。从这些数字来看，广州湾的进口额增长了约三倍，出口额增长了约五倍。所以，以广州湾为中心的雷州半岛经常走私各类物资，根据日本海军侦察机在广州湾附近进行侦察的结果显示，通过经广州湾通向内地的交通非常频繁，特别是经赣江，浮山水，罗水和玉林等水路中聚集着众多的中式帆船、就算是在陆地上，也有着众多的卡车、人力车来频繁的运送货物。
《读卖报知》1940年7月12日关于广州湾的报道
为了监视广州湾的各类运输活动，如同法属印度支那一样，被派遣到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监视委员长西原少将的报告中可以看到日方于1940年首次获准将监视员派往广州湾。1940年3月6日，日方的海军舰艇将在7月7日进入广州湾，并事先与印度支那的官员取得联系。当时日方的监视员根本中将7日与法国官员一同乘坐一架法属印度支那的的飞机前往广州湾。但是在去广州湾的途中，由于天气恶劣，飞机在涠洲岛附近失踪了。此后7月15日，位于广宁先安的监视站被废止，率属于西原的新一任广州湾监视委员（海军军官）到达，并于7月19日进入广州湾，重新展开了监视任务。
笔者认为自抗战爆发以来，特别是南京等地沦陷，国府迁往陪都重庆后，利用华南沿海各港口城市，以及法属印度支那，英属缅甸等地进行物资运输，使长期抗战成为可能。日军也深知这点而不断展开各类特种作战，以期能够切断这些援助国民政府路线，达到早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之目的。而广州湾作为法国的租借地，抗战以来承接了无数的难民的同时，作为各类军用物资的中转站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日军对广州湾充满敌意，为了切断该运输路线，在与法国的维希政府合作的前提下，首先派遣了监视员前往印度支那与广州湾。后来更是在1943年发动“特种作战”，派军占领了广州湾租借地，以达到了彻底切断其货物中转站的功能。
参考文献
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日仏協力」の研究 彩流社 2000
橋本勇吉著『抗日支那の新拠点を衝く : 蒋政権最後の足場』読切講談社1938
「状況報告 仏印監視委員長 陸軍少将西原一策」援蒋物資輸送監視 1940
「広州湾·マカオ経由援蒋物資流入盛んわが海軍重大関心示す」『読売報知』1940 7.12 朝刊
撰文：关富匀
编辑：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