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50年6、7月间，中央对支援朝鲜一事已有所动作，在选择东北边防军也就是后来的志愿军司令员一事上，首选的是粟裕。

不巧的是，粟裕将军因为身患怪病，当时连正常生活都困难，急需治疗与休养，因此粟裕两次上书中央，表示无法胜任此重担。中央另选彭德怀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从此与抗美援朝战争擦肩而过。

但大家不知道的是，粟裕后来其实还有入朝指挥参战的机会，只是因为种种历史机缘没有赶上，“战神”与新中国成立后最具挑战性的战争错过，成了粟裕将军终生的遗憾。

一、粟裕的怪病

1950年7月。朝鲜战事胶着之时，中央筹备东北边防军之时，也正是粟裕的怪病发作之时。

据《粟裕传》记载，当时粟裕所患之美尼尔综合征发作了。粟裕将军头痛欲裂，头部不能环视，否则会天旋地转、痛不欲生。他吃饭的时候，所有的饭菜都要摆在一条直线上，直来直去地夹过来，够不着的，还要夫人楚青代劳帮忙夹过来。

美尼尔综合征是个怪病，不过也算不上什么绝症，主要症状是反复发作旋转性眩晕。限于当时国内的医疗水平，因何发病、怎么治疗，都没有太好的办法。当然这种病现在也说不清病因，只是知道，好发于30-50岁的中年男性。

不过粟裕大将去世后，遗体火化时发现颅脑中有几块弹片。有人推断，可许就是这几块弹片，压迫了脑部神经，诱发了这种怪病。粟裕一生六次负伤，基本都是在红军时期。最严重的是1930年2月参加富田战斗，当时粟裕被国民党军的炮弹炸伤，弹片飞身体，当年医疗条件太差，也没取出来，结果成了诱发这种怪病的根源。

粟裕从事的又多是脑力劳动强度非常大的作战指挥，尤其是解放战争最紧张的时候，他担负华野的作战指挥，经常几天几夜睡不着。脑子超负荷运转，常年精神高度紧张，加重了病症。同时他还患有高血压、肠胃病，淮海战役围歼黄百韬兵团时，血压一度高到200多，头痛到无法忍受。

1949年7月，华东战局基本稳定下来后，粟裕就向中央和华东军区提出休养的请求。他当时还以为，这些病都是劳累所致，休养一下大概就会好过来。中央批准了粟裕的请求，粟裕到青岛开始休养和治疗。

而中央恰在此时，打算让粟裕出山，到东北筹备援朝之战。

朝鲜战局已进入胶着期，美军侵略朝鲜征兆越来越明显。朝鲜战事事关多方，我国不可能坐视不理。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以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4个军为主力，配属部分炮兵和空军，共约25.5万人，迅速开赴东北，以备不时之需。

预备队是一个军事术语，通俗来讲，预备队就是作为后手，不投入战斗，以应付战场上的突变。一般把预备队投入战场，就意味着有大事发生。

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更了不得，那是准备应付国家顶级战略危机的保底部队。中央把这些部队调上前线，可见决心之大、战争危险性之高。

所以东北边防军司令员一职非常关键。毛泽东第一时间就把目标投向了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粟裕。

二、因病请辞

1950年7月6日23时，毛泽东给粟裕发电报，要他到北京接受新的任务。原文如下：

“现有重要任务委托粟裕同志执行，请粟于七月十六日前将三野事务处理完毕，于七月十八日来到北京接受任务，粟来时可随带秘书及参谋人员数人。”

此电文出自《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高度可靠。

注意这个发电时间，是深夜23时。可以推想，这大概是中央领导人开会商讨之后，第一时间就决定的。

这对粟裕是个艰难的挑战。

中央第一时间考虑到粟裕，让粟裕挑起这个空前的重担，按理说粟裕应当毫无二话，不管有什么困难都勇敢地担当下来。

但出人意料地是，粟裕迅速给毛主席回电，解释自己的身体状况很不好，恐怕不能担当如此重大的责任，建议由别的同志指挥。毛泽东没有同意，仍然坚持要粟裕来当东北边防军司令员。

粟裕将军高度忠诚于党，高度服从中央命令。在身体情况如此不好的情况下，仍然强撑病体，开始着手准备到东北的工作。

粟裕当时仍是三野的军事负责人（副司令员），亦是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他命令华东军区司令部抓紧挑选一同到东北的参谋、通信等要紧的人员，还让华东空军系统调查了解美军侵朝的空军部队情况。

与此同时，粟裕还分析了东北边防军的兵力，感到只有二十多万人，力量还比较薄弱，于是向中央提议，增调原本用于攻台战役的三野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长津湖战役即九兵团打的）加入东北边防军，以备不虞。中央照章批准。

为了让粟裕给提供一个良好的指挥环境，中央还点名由萧劲光和萧华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为什么选二萧作为粟裕的搭档呢？一则，二萧均是四野兵团司令、政委级的人物，与四野各军主官关系比较顺畅；二则，二萧与粟裕都很有渊源，红军时期就曾共事战斗，特别是萧劲光与粟裕关系尤为密切。选这样两个猛将帮助粟裕，对哪个方面来说都能接受。

然而到了7月底、8月初，粟裕再度向毛泽东发电，说自己身体实在不行，病情不见好，反而恶化了许多，决然无法担任如此规模大军的指挥任务。请求让贤。

毛泽东终于不再坚持，要粟裕安心养病。随着朝鲜战局进入胶着，美军参战已是板上钉钉之事，中央开始在另外五个人选中择人而用。这五个人分别是林彪、彭德怀、徐向前、刘伯承、陈赓。经过慎重考虑，后来中央选中彭总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粟裕自此告别了与志愿军总司令的缘份，1950年12月，粟裕到苏联治病。

三、在苏联治病

粟裕本想，在气候怡人的青岛休养一段时间，病可能就会好，他满心希望着能立即投入统一全中国的战事之中，毕竟东南海角一隅，还有大事等着他。

谁知，在青岛住了几个月，丝毫未见好转。不能再拖下去了。1950年12月，经中央批准，粟裕到苏联治病。毛主席闻报，才知粟裕的病已经重到如此程度，专门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好好给这位爱将治病，让他早日重回战场。

粟裕在夫人楚青的陪同下到达莫斯科，莫斯科方面对这位闻名遐迩的中国名将也非常尊重，立即安排最好的医院给粟裕检查。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结论是，粟裕长期过度紧张疲劳以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需要较长期治疗休养。

粟裕被安排到高加索地区进行了两个月的专项治疗，脑功能恢复了一些，眩晕症状得到极大缓解。

本以为这样转入休养即可，谁知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从高加索返回莫斯科后，粟裕大概是水土不服，加上肠胃以前就有些毛病，此时腹痛突然发作。

赶紧检查，医生认为是阑尾炎，属于慢性病的急性发作。赶紧安排手术治疗，谁知开刀后才发现诊断错了，不是阑尾言，而是整个肠子都错了位，扭成一团，有的地方已经扭结起来，把肠子都堵住了，有的地方已经细到快要阻塞。

医生临时更改手术，给粟裕理顺肠子，摆回正常的位置。这是因为什么呢？并非粟裕天生肠结构有异常，而是多年的战争创伤造成，医生判断大概是战争中剧烈的翻滚、摔跌，力度又大，频度也高，结果造成腹内器官严重错位、扭结。

若不是现在发现并治疗，造成肠坏死，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由此可见，粟裕将军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多么大的奉献！行文至此，为可敬可爱的革命前辈粟裕大将，致以无比崇高的敬意！

治疗肠子的手术进行了很长时间，这对粟裕的身体又是一次摧残，手术虽然成功，却诱发脑神经的疾病再次发作。粟裕痛苦万分，不得不再次进行物理治疗。

经过一系列体系的治疗与休养，粟裕的身体终于慢慢好转。

粟裕心念我军建设事业以及国内战局，身在军事强国苏联，病中仍不忘抽出时间参观苏军的装备、院校，向苏联专家请教。

等身体恢复元气时，时间已经来到了1951年8月，当年9月，粟裕偕夫人楚青回国。

四、回国后的遗憾

9个月的苏联之行，粟裕将军得以祛除身体上的病痛，然而，他却再度错失了一次担纲志愿军指挥员的机会。

中央派彭总担任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仍然放心不下，一直不断增派高级指挥人员赴朝，帮助彭总指挥。

这倒不是说彭总指挥不行，彭总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国内没有人比他更强。派人帮助彭总，不过是为了让作战指挥更加全面。

如果粟裕将军早些治疗康复，毛主席有没有可能再度点粟裕的将，让他到朝鲜协助彭总指挥呢？

从既往历史看，完全有这个条件。粟裕在华野，一直是以副司令身份负责作战指挥，粟大将胸襟广阔，不计较个人名位，与陈毅配合的天衣无缝。彭总的资历与陈毅不相伯仲，要粟裕以助手的身份来指挥，完全没有问题。

从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以及彭总、粟裕的指挥风格来看，派粟裕去也有一定现实意义。

彭总的指挥风格偏于刚猛，粟裕偏于奇谋，前期刚猛，正好克制麦克阿瑟的骄狂。到第三次战役后，美国撤掉了麦氏，派来李奇微，此人琢磨我军特点，作战风格已经有些斗智的成分。这正好是粟裕的强项。

那么中央有另派高级指挥员的意图吗？

还真有，陈赓。

陈赓是总参提出的6位志愿军司令人选之一。朝鲜战争爆发时，陈赓还在越南。到1950年12月，也就是粟裕赴苏联治病时，中央调陈赓从越南回国。陈赓回家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被派去朝鲜考察战况。

1951年六月，陈赓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是邓华），职责是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

到1952年3月，因为彭德怀回国休养，后来留在北京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陈赓后来居上，代理志愿军全部工作。

其实陈赓身体状况也不好，他有心脏病、高血压以及腿伤，在越南时腿伤加重，到朝鲜工作了几个月后，一度回国治病疗养。

中央派陈赓去朝鲜，估计意图是接替彭总，指挥后续战事。当时朝鲜战场已经结束了大的战事，转入边打边谈、打打停停的状态。

中央既然已经让陈赓入朝担当重任，再让粟裕去朝鲜已无太大意义，毕竟陈赓和他的作战风格相仿，而且当时的任务与抗美援朝之初已不可同日而语，不需要再派粟裕这个级别的宿将前去了。

历史不容假设，但允许合理回溯。如果粟裕病得不那么重，如果在苏联的时间稍短一些，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期间回国，毛主席会不会派他这位爱将去朝鲜呢？如果粟裕真的到了朝鲜，并协助彭总指挥第四次战役，又会是一番什么局面呢？

这既是粟裕将军的遗憾，也是广大粟迷的遗憾。

五、粟裕心念海波平

当然，粟裕最终未能到朝鲜指挥，也有国内其他大事的影响，这就是攻台战役的准备。

中央早在1949年3月，也就是淮海战役刚刚结束、将要发起渡江战役之时。

巧的是，粟裕也进行了超前的筹谋。预判战局走向、提前规划下一步甚至下两步的举措，这也是粟裕一贯的传统，这在全军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上。

粟裕当年打完孟良崮即考虑反攻整个山东，济南战役尚在进行中就已考虑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发起前，他也已预料到大军渡江后，解放华东诸省将是有征无战，最大的战事肯定是摧毁蒋介石最后的老窝。

粟裕之神机天纵，不得不服。1949年4月渡江战役之后，战况全如粟裕所料，从南京到上海，再到杭州、福州，国民党军虽有数十万大军，却是一触即溃，全无招架之功。

拿下福建后，中央命令粟裕拿出两个军准备进攻台湾。粟裕虽处于胜势，却屡胜而不骄。他估计台湾国民党残军尚有20多万人，我军只用两个军当主力，肯定不够。于是向中央提出用叶飞十二兵团整整一个兵团作为攻台主力。中央复电同意。

1949年7月，粟裕实际上已经转入攻台准备。

但粟裕没料到的是，解放厦门易如反掌的同时，叶飞第十兵团居然在金门吃了个大亏。金门战役失利，若论绝对损失不见得有多大（金门战役失利后来对叶飞也没有太大影响，叶飞将军与三野其他几位兵团司令同样授衔为上将），但背后的教训却很深刻。尤其是在各野战军大进军、大胜利、大解放的时候，其他三个野战军都没有成建制损失部队，没有吃过什么败仗，三野却当头挨了一闷棍。

粟裕一贯以指挥神妙精奇闻名当世，华东部队成边以来几乎没失过手，此次败仗着实在精神上给予粟裕极大冲击。

所以他对平定东南海岛有一定执念，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要粟裕主持攻台准备时，粟裕既兴奋也有担心，马上进入了实际准备。

都需要准备什么呢？无外乎陆军、空军、海军以及后勤保障。

陆军方面，粟裕底数较足。国民党军败退台湾后，陆军都是惊弓之鸟，没有多少战斗力，金门之战属于触底反弹神光一现，岛上国民党陆军基本都是大陆被打残的，这个勿庸置疑。所以粟裕只需要叶飞十兵团的陆军兵力就足够了。

海军和空军都是短板，但中央和三野方面，起初都比较乐观，认为只要有苏联支持，便短时间内就可以建立起来较强大的空军。

毛泽东、朱德认为只要苏联援助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就可以发起攻台战役。因此，毛泽东7月10日指示周恩来“可考虑选派三四百人去苏联学习空军。同时购买飞机一百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个攻击部队，掩护渡海”。（出自《毛泽东年谱（1893-1949）》）

随即毛泽东认识到这些人员和飞机太少，7月25日致电在莫斯科的刘少奇，询问“苏联能否在这方面帮助我们，即在6个月至1年的期限内，在莫斯科为我们培养1000名飞行员和300名机场勤务工作人员。此外，苏联能否卖给我们100－200架歼击机、40－80架轰炸机”。（出自沈志华主编的《俄罗斯档案选编：中苏关系》）

但是苏联方面随后的回复，让我们心里一凉。苏方说，一方面，苏联在战争期间损失严重，从西部前线到伏尔加河一片荒芜;另一方面，如果苏联军事支持攻台，就会与美国海空军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就会借口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空军方面的援助，基本上断绝了。仅靠我们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157架破旧飞机，其中还只有一半能升空作战，技术人员和航空油料、弹药极度缺乏，制空权方面的压力太大了。

海军方面压力也很大。粟裕原来指望江南造船厂能生产一些舰船，但问题和海军差不多，工人大都逃散，技术人员缺乏，不具备短时间内造出足够船只的能力。虽然缴获的船只较多，特别是国民党的头号巡洋舰“重庆号”起义，但这艘强大的巡洋舰，由于缺乏空军保护，被国民党军的重型轰炸机追着炸沉，失去了战斗力。

粟裕的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开始的信心满满，到1949年12月，粟裕无耐承认现实，由于海空军各项准备都不到位，不能强行开打。

不能打，不意味着就不打了。粟裕一直憋着一口气，不断推进各项准备工作。他以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的眼光看到，战争准备不是靠拍脑门子，一股热情就能解决问题，海军、空军以及东南沿海的后勤保障建设，绝非一日之功，需要付出极大耐心、努力和投入，才能确保金门之战失利不再重演。

战争准备点多面广，牵涉事务、人员极多，指挥员必须充分熟悉情况，在华东军区有足够威望。相比专务军事指挥的主官具有即插即拔的特点，攻台准备的指挥员绝不能轻易调换。所以，就当时的情况看，粟裕留在华东主持攻台准备，一定程度上讲是时势所需。

粟裕能看到这一层，毛泽东同样能看到。所以，大家心照不宣，毛泽东也没再勉强粟裕。

不过粟裕与志愿军并没有擦肩而过，毛泽东对他这位爱将，充满了关怀与偏爱，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时，粟裕终于和志愿军产生了交集。

1951年12月，粟裕就任副总参谋长。1953年10月31日，粟裕升为总参谋长。此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结束，但志愿军仍驻留朝鲜。1957年12月，毛泽东决定从朝鲜撤回全部志愿军部队，提出在1958年内分三批撤回。

时为总参谋长的粟裕抗美援朝挂帅虽然未能成行，却成为撤回志愿军的主要执行者之一。1958年2月14日，粟裕与周恩来、陈毅（时任外交部长）等人一起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访问，粟裕的主要职责是慰问志愿军与部署撤军事宜。

3天后，粟裕和周恩来接见了志愿军司令员杨勇，指令说：“撤军要交好、走好、到好”，“只要朝方提出需要的一概留交”，“对方未提到的不强给”。随后，周恩来、粟裕、陈毅等人一起冒着鹅毛大雪拜谒了志愿军烈士陵园，向倒下的烈士们敬献了花圈，又一道给即将归国的志愿军司令部干部和各军代表作报告，为抗美援朝画上了最后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