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燕青

主编｜黎雨一

7月20日，一则七旬老人在家中囤积600多个快递包裹、以致无力清理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

视频中的屋子里，这位满头白发的老人，侧身躺在密密麻麻的快递包裹上，大大小小，堆积满地，最终引发社区物业派多人上门清理、消杀。

一名物业工作人员介绍，这位老人退休前是一名高级工程师，未婚、没有子女，独居，屋子里这600多件快递，都是她一年内网购囤积的。

“为什么一个经济条件不错、购买力较强的老年人，会过着这样的生活？”网友在评论中猜测老人的生活状况，并且对单身养老、孤独终老等话题进行广泛探讨。

视频拍摄那天，老人家门虚掩。物业工作人员和居委会、街道工作人员推门进屋，物业工作人员谢同宇告诉凤凰深调，在这间约60平米的两居室内，目之所及，铺满了快递包裹，墙面上还有大块污渍，屋里弥漫着一种气味。当时，他的脚伸进包裹之间，才能探到地面、慢慢从玄关挪到第一个房间门口。

“门后，靠墙还有个老鼠窝，大鼠小鼠，得有几十只，蟑螂满屋都是。”谢同宇说，这是他工作六年来，从未见过的情形。他弯下腰，用手在墙面踢脚线处比了一下，“老鼠屎有一层，得到这儿。”

在这之前，物业和居委接到社区居民反映老人家中状况，曾多次敲门试图与老人沟通，但始终无人应答。

活在包裹围城里的想象与现实

视频中所在的社区位于一线城市郊区。小区内总共13幢六层楼住宅，每幢楼前都有一块方形绿化带，楼侧外墙写有“XX化工厂”的字样。

凤凰深调了解到，这位老人今年74岁，退休前，曾是一所化工厂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为工厂出具产品调研报告。这所房子，是研究所分配给她居住的两套住房之一。

小区里，可见白发老人三三两两结伴散步，有的搬几把小木凳、坐在楼门口闲聊。到了傍晚，偶尔有几位下班的年轻人走过。小区居民李蓉莺告诉凤凰深调，这里相当于化工厂的家属院，有八成居民过去都曾在化工厂工作。

小区内的快递驿站对面，就是视频中的老人刘玲（化名）所居住的楼栋。每层楼住着三户人家。刘玲住在二层，面对楼梯。她的隔壁住着年轻的上班族，另一边是一对八旬老夫妻，丈夫也曾在化工厂工作。

刘玲面容干净，头发有些凌乱，微胖，走起路来有点吃力。8月初，她刚从附近的旅馆里搬出来，住回自己家。在那之前，物业工作人员花了15天时间，把她的屋子从里到外清理了一遍——所有快递包裹和物件都从屋里搬到门外，杀灭老鼠和蟑螂。

家里还残留一些气味，地面可见一两只蟑螂尸体。不过，房子里已经空荡荡的，只留下了一张简易单人行军床、一个金属置物架、一张折叠矮桌、一张餐桌、两把椅子，和一台没有接好管道的洗衣机。

“说出去人家都笑话，一个高级工程师家里居然会变成这样。”刘玲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她说，快递堆积后，她不知道要向谁寻求帮助，也不愿意麻烦别人帮她整理房间，有了蟑螂老鼠后她更不好意思把这事告诉别人。

这些被清理出去的快递，都是她在拼多多上看视频购买的。2021年7月，刘玲在手机上下载了软件，绑定个人银行卡后，就每天边刷视频，边购买里面推介的商品，食物、花盆等，大部分是布料，每天都能收到六七件包裹。起初，拿到快递后，她会拆开包裹，把东西摆好。

她不爱出门，也不习惯和陌生人多说话。她说自己“年纪大了，需要静养”。隔壁邻居李斌说，只有在傍晚时分，刘玲出门拿快递时，才能见到她一小会儿。偶尔，他会和这位老太太聊两句家常。

后来，她称自己没有精力整理，包裹越堆越多，但她还是忍不住网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别人或许喜欢写书法、摄影，而我喜欢买那些看起来很好看的东西。”

刘玲最喜欢看直播间和小视频里推荐的布料，那些布料印着各种各样的花纹，“影印技术看起来比我年轻时见过的要好很多。”她看着主播展示的内容，就能想象自己收到布料后，将它们一块块挂在架子上展示的样子。

买布料能让她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一起的场景。

刘玲小时候，家里穷。她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父亲有家族遗传的高血压、糖尿病，常年身体虚弱，无法工作。那时，刘玲的家庭成分是“城市贫民”，糊口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母亲自学量衣剪裁，成为一名裁缝，举家搬迁到市中心街面铺子居住。

裁缝铺面位于胡同口，细细长长，前店后屋。白天，母亲踩着缝纫机帮人制衣，夜晚，一家五口就睡在里屋的通铺上。

1970年代，刘玲开始工作。每天下班后，她都会在车站附近溜达一圈，到布店瞧瞧有没有好看的布料，买回家给母亲做衣服。那时，好看的布料很少。但母亲的手巧，买回来的布料打版、缝制，三下两下就做成了衣服。袖子、衣领缝得对称、笔挺。

“同事总说，‘你的衣服真好看。’”刘玲觉得很体面，忍不住想学这门手艺，让母亲等她下班回来教她。可母亲每回等她上班后，总能利索地把这些活都做完了。

90年代，母亲去世，老缝纫机留给了刘玲。她就用这台老缝纫机，自己做衣服。可她总做不出和母亲一样挺拔的肩线，她做的都是插肩衣服。

除了布料，刘玲也喜欢买小摆件。比如，花盆。她说，看到视频里花盆的式样，就能想象出摆在自己家里后，铺上泥土、种上花花草草、阳光照在上面的场景。她还会买成套的茶具、碗筷，想着每天能成套换着使用。

作为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刘玲每月退休金有近6000元。而直播间里，这些东西的价格便宜的让她心动——二十元左右就能下一个订单，而且卖家经常有买一送一的活动。“算下来，一块布料，或者一个花盆只要几块钱，不心疼。”

她每天的生活都长在手机上，要么看小视频，要么流连在各个购物直播间里。和大多数老人早睡早起的生活习惯不同，刘玲每天看视频，要到凌晨一点左右，才睡下。

第二天上午九、十点，她才起床，所以一天吃两顿饭。起床后用手机叫早餐外卖，晚上九点再叫一次晚餐外卖，看小视频也是边吃边看。

傍晚，她常会去楼栋对面的快递驿站，取那些快递员没有送上门的包裹。驿站的工作人员一男一女，每天轮流值班。他们都认识刘玲。

包裹到达的越来越多，刘玲没了精力及时拆开、逐一整理，所以，她所有购物后的美好想象，也统统没能落实在实际生活中。

她说自己缺乏搭配物件、布置房间的“细胞”，好像更享受活在自己的想象中，“我的思想支撑是那样一种生活，但是我的现实是这样一种生活。”

包裹堆成小山后，她日常起居要穿的衣服都淹没在包裹的洪流里，渐渐的，一些没及时拆开的食物腐坏了，蟑螂、老鼠开始滋生。

她害怕老鼠，也不得不面对它们。晚上，蜷缩在快递包裹堆上，都能看见老鼠悉悉窣窣在面前溜达，老人只能大吼：“别过来！”

“滞留”在原生家庭

事实上，刘玲网购的习惯已经持续了近13年。她的另一所房子里也都堆满了快递包裹。

2009年，刘玲母亲留给她的市中心房子拆迁了，房子是刘玲大姐的单位照顾家属给母亲分的房，因为刘玲的姐姐弟弟都成了家，不与母亲同住，所以房子户口本上只写了母亲和刘玲两个人的名字。

拆迁后，刘玲拿到了一笔200万元的补偿款。当时，她刚过60岁。想着这笔拆迁款如果能置换一套更大的房子，以后可以和姐弟们抱团养老、互相照料，“（姐弟几个）谁家的房子都不那么大，我们是一家人，（住在大房子里）该有多好。”

可后来，她才发现或者说意识到，姐姐弟弟早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有另一半、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没想过和自己住在一起养老，“可能只有我，还把他们当作一个家。”

“弟弟带着我二姐、三姐告我，要分这笔拆迁款。”刘玲告诉凤凰深调，经过调解，这笔拆迁款的部分陆续分给姐弟四人，“我自己还剩下一百多万。”调解的过程让刘玲身心俱疲，没过多久，她身上起了带状疱疹，很疼，“像是皮肤下面神经末梢在放电。”除了就医，几乎所有时间都在家休息。

从那时起，每天醒来，她就打开电视机，手按遥控器，从1台换到64台，“64台以后一直到76台，全都是电视购物。手里有点拆迁款，就开始购物了。

她买的第一样东西是电饼铛，从此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挺好，那个也挺好。电视购物还总是送额外的东西，比如买德国厨具，会额外送你两把刀。”

等到东西送家里，她发现，除了食物之外，自己哪样都没用上，最后都束之高阁。可是，买东西已经停不下来了，就像报复似的消费，她还老念叨“我不想给他们（姐姐弟弟）钱，我把钱换成东西送给他们”。

慢慢，刘玲的拆迁款花光了。对于往后的生活，她没有其他的准备。从前，她只想过一种养老方式，就是和姐姐弟弟一起。谈及未来如何面对因年纪渐长导致的行动不便等问题，甚至是如何面对疾病和死亡，她都表示，从未考虑过，也不想去思考这些事。

她用看来的“面相”之说，解释自己为何一直未婚、独居，“说一个人嘴大吃八方，我嘴小，只能自己吃自己的。”

1965年，刘玲17岁，考上了半工半读的化工厂。一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爆发，工厂没有老师授课了。此时，连她这一届在内，化工厂总共招收了两届四个班的学生。这四个班的学生成立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其中有个男孩，工人出身，个子高高的。无论是读报还是活动，总能和刘玲碰到一起。他们开始熟悉起来。有一天，男孩和刘玲一起从教室走出来，在一片空地上用树枝写了一句“我爱你”。

“可什么是爱呢？那时不懂。”刘玲说自己内向，不知道怎么回应，也没有拒绝，“稀里糊涂地在一起了。”

从化工厂毕业后，刘玲被分配到了工农兵大学，男孩去了其他地方学习医学护理专业。刘玲的同班同学开始追求她，每天和她一起上下课，男朋友听说了，埋怨她没有明确拒绝对方。刘玲也不知怎么解释，误会之下，分开了。分开以后，她才觉得伤心，天天在公园里溜达，此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是动心了。

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刘玲去了化工厂。同事也曾给她介绍对象，当时她的工作时间“三班倒”，没空约会，再后来，人们再陆续问她，刘玲觉得麻烦，都一口回绝了。

“恋爱是件多费脑子的事情啊，我不行。”刘玲年岁渐长，看到姐姐们的婚姻生活和家长里短，愈发觉得单身生活更适合自己，“照顾孩子、照顾家里人吃穿、张罗家里这么多事，她们永远把自己的事情排在最后，我觉得我不行。”

刘玲说，在家庭其他成员陆续离开后——或组建新的小家庭、或去世，自己仿佛一直“滞留”在了原生家庭中，而这个家里，只剩下她独自一人了。

独居：被隐藏的声音

刘玲从2019年底开始，逐渐和姐姐弟弟断了联系。她称，因为拆迁款分配的事情“闹到了法院”，姐弟之间有了嫌隙，另一方面，陆陆续续的疫情让她体会到出行的诸多不便。

自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有核酸检测时间限制后，她因不愿意出门做核酸检测，鲜少出门。

此外，即便刘玲熟络的朋友也住在同一个小区，她也没有把自己家里的状况告诉过任何人，久而久之，独居的她，或主动、或被动地与外界切断了沟通的渠道。

谢同宇告诉凤凰深调，物业之所以得知刘玲家的状况，是因为邻居反映“有味道”。居委会与物业的工作人员均表示，曾屡次上门了解情况，但刘玲都闭门不出。

对于物业的帮忙，刘玲说心中五味杂陈，她还记得物业等工作人员突然进门时，她的窘迫感。她刚睡醒，被进门的阵仗吓了一跳。看见有人举着机器录像，可她还没来得及穿整齐衣服，只好捂住胸口，有些惊慌，起身蹲坐在床边。

她说，明白上门清理是在帮助她解决问题，可解决的方式和方法是否有更好的选择呢？比如，她希望经过她的同意，再进入房间，这样最起码她能穿着得体接待工作人员；她希望能够帮助她把快递包裹按照自己的要求放置整齐，而不是另辟仓库，将包裹和所有房间内的日常用品都堆放在那里，待清理完房间后，她找不到自己过去的日常用品。

她曾反复向邻居表明，自己因为年迈，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清理房间，不希望引来过多关注，可物业组织十多人进入她家清理包裹，又将清理的视频放到了网上，让她的事情引来了许多人的瞩目。

“但是，能怪谁呢？我自己做错了事，他们还帮忙来解决问题，我应该表示感谢的。”刘玲低声说道。

刘玲的晚年景况也许是特殊的，但像她一样面临“孤独终老”的独居老人确实越来越多，他们的生活困境也逐渐浮现在公众面前。

据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我国“空巢老人”人数已突破1亿。然而，我国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人数仅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一，服务于老年群体的专业社工缺口日益凸显。

与刘玲在同一座城市的社工闫文认为，刘玲遇到的状况揭示出了目前社会工作者介入独居老人居家养老时面临的难题。

首先是社工缺位，没能与老人建立起信任关系。她长期在社区中从事养老社会工作，在她看来，独居老人大部分都不愿麻烦他人，把自己的尊严看得较重，通常会对一些帮助表现出拒绝的姿态，“无论是花费的时间，还是精力，社工都要付出更高的沟通成本。”

除了难以建立信任关系外，独居老人一旦接触社工，就容易对长期帮助自己的社工产生强烈依赖，导致当一名社工服务多个对象时，常常分身乏术，在结束服务时，如果与老人关系处理不恰当，又会对老人的心理造成伤害。

此外，帮助独居老人社会化的支持网络是缺失的。闫文说，如果能有便捷的养老服务供需对接平台，及时联系到老年群体，满足她们生活、精神上的需求，能极大改善独居老人的状态。

不过，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专家李明锋曾研究披露，有国内城市独居老人家中安装了一键呼叫电话，但大多时候电话形同虚设：一是发生危险时座机不在身边;二是呼叫应答者多为养老驿站工作人员，工作时间之外基本没有应答，也无法提供实质性的救援;三是对接的养老驿站已经濒临倒闭。

他还提出，比起照料生活起居，城市独居老人更渴望得到的是精神安慰。

调查显示，在独居和空巢老人中存在心理问题的比例达到60%。而达到疾病程度，需要医学关注、心理干预的空巢老人，比例占到10%—20%。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保障学会青年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郭林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生育率在一段时期内持续保持低位，未来独居老年人群特别是独居的老年女性群体的数量将会大幅度增加，他们的日常活动、生活照料、医疗护理、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都不容忽视。

其中，尤其以精神慰藉需求缺口为最。

刘玲说自己是个喜欢分享的人。虽然总说自己不愿多言语，但当有人进入她的生活，主动与她交流时，她显得活泼起来，且乐于倾诉。

在天然气公司的年轻工作人员上门检查天然气使用情况时，她拿出冰箱里的五六罐可乐，想给工作人员带走，“小伙子这么热的天多辛苦啊。”在谢同宇来家里查看情况时，刘玲总是想留他吃饭，“小谢总也不吃。他和我说我像她的奶奶，想帮我。”

“这里住着很多独居老年人，哪怕有年轻人能经常上门和她们聊聊天，那该有多好。”和刘玲同在一个小区的老者告诉凤凰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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