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构成艺术的形式是什么？我们更需要从技术、美学、对话客体等相应的“后部构成”来判定行为艺术抑或摄影是否仅仅是一种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当代艺术的技法和材质在并进的过程中，往往更能反映出作品内在的意念。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9月4日下午，著名艺术家乌雷的亚洲首次个展“乌雷：无量之物”在北京789艺术区的马刺画廊（SPURS Gallery）正式拉开帷幕，展览由来梦馨和乌雷基金会的总监哈娜·奥斯坦·奥日博尔特（Hana Ostan Ožbolt）联合设计。 据悉，展览时间从9月4日起将持续到10月30日。

本次展览以乌雷的艺术和人生为主题，聚焦于三个不同的时代：70年代早期的艺术活动，1976年到1988年期间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的合作以及90年代后期的个人创作。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乌雷作为宝丽来摄影、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开拓者，他的作品具有根本性、历史性的独特内核，在摄影和以概念为导向的行为和身体艺术的交汇处运作，好像每个人的思维都如同一个私人的暗室，透过展览来连接彼此。从这一角度来看，“乌雷·无量之物”或许可以成为我们所看到的作品所暗含的对应物。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海报

乌雷（Ulay，1943年11月30日—2020年3月2日），是宝丽来摄影、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先驱。

▲ 艺术家乌雷（Ulay，1943年11月30日—2020年3月2日），图片来源：乌雷基金会

乌雷本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接受过正式的摄影训练，在艺术活动早期（1968—1976），他主要通过一系列宝丽来照片、警句、视觉诗和具体诗以及私下的行为表演，对理解身份诸概念、个人和群体层面的身体进行了主题性的探索。他的摄影方法变得越来越具有表演性；由此产生了数以百计的自拍照和所谓的“表演性摄影（performative photography）”，并进一步发展出一系列有现场观众的“Fototot”行为表演（1975—1976）。

▲ 艺术家乌雷（Ulay）肖像

躯体是参考，是起点，是乌雷艺术的载体，他曾这样表达过自己的想法：“我一开始使用宝丽来相机，是把镜头对准自己的——我称之为‘自动宝丽来’拍摄法——并立即发现了它的表演元素。拍摄宝丽来照片对我来说是一种表演性行为。我是在镜头前表演。”

70年代初，乌雷的创作手法不仅局限于当时的创作手法，其创作题材也非常前卫，他利用宝丽来摄影制作作品以捕捉自身的改变，如《白色面具》（White Mask,19

73）探究自身的身份；《

乱序警句》（AnagrammaticAphorism，1974—75）中，乌雷在没有旁观者的情况下，通过短暂的私人演出，探讨了社会结构中的性别问题；《她/他》（S'he,1973-74)，他以男女双面的角色形象出现，而在《修整伤痕》（RetouchingBruises，1975）中，他更多关注着摄影是怎样在现实与虚拟之间穿梭的。

▲ 乌雷，《白色面具》，1973/2022，原始宝丽来照片转数字照片于灯箱，32 x 237 x 8 cm，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 乌雷，《乱序警句》，1974-75/2016，哈内姆勒硫化钡纸本彩色打印，83 x 43 cm（带框），64 x 45 cm（照片拼贴），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她/他》，1973-74/2022，原始宝丽来照片转数字照片于灯箱，130 x 130 x 8 cm x 3，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修整伤痕》，1975/2018，哈内姆勒硫化钡纸本彩色打印（根据原始宝丽来照片放大，108），56 x 46 cm（带框），35 x 25 cm（照片），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乌雷从1976年到1988年间一直与著名女艺术家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一起工作。12年来，他们建立了独一无二的感情与工作关系。乌雷不再深挖性别问题，他和阿布拉莫维奇用前卫的表演艺术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将彼此都推向了一个新的、无人涉足的领域，他们在行为艺术的历史上，无疑是独一无二的。

▲ 乌雷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Ulay & Marina Abramović，1976-1988）

马刺画廊展示两位艺术家的代表性表演——《静止能量》（RestEnergy，1980）。在四分钟里，乌雷持箭、阿布拉莫维奇持弓，他们身体倾斜以身体的重量将弓拉满；箭头直指阿布拉莫维奇的心脏，两个麦克风记录了他们彼此的心跳和呼吸声。

▲ 乌雷/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Ulay/Marina Abramović），《静止能量》，1980，行为表演录像，16 mm胶片转数字录像，彩色，有声，4分4秒，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档案、乌雷基金会、LIMA和马刺画廊

▲ 乌雷，《门，98》，1988–89/2016，铝、粉末涂层，243 x 100 x 1 cm，“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马刺画廊，北京，2022，图片致谢马刺画廊

乌雷与阿布拉莫维奇于1986年首次访问中国。在最初的行程中，两人准备在长城中心举行婚礼，但是在旅程的最后，二人最终以一个拥抱而告终。

▲ 乌雷和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Ulay/Marina Abramović）开始徒步行走在长城上，1988年

▲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和乌雷（Marina Abramović/Ulay）在旅途最后以拥抱说“再见”，1988年

在《情人·长城》（TheLovers: The Great Wall Walk，1988）这一伟大的艺术作品中，他们分别从长城的两端开始90天的徒步旅行，阿布拉莫维奇从长城东部（渤海沿岸山海关）出发，一路向西；乌雷在长城西面（嘉峪关，戈壁滩的西南方向）行进。在两人陆续向对方走去的两千公里中，两人也分别记录了这场旅程。

‍‍‍‍‍‍‍‍‍‍‍‍‍▲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乌雷（Marina Abramović/Ulay），《情人·长城》“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乌雷（Marina Abramović/Ulay），《情人·长城》（静帧），1988，双频录像装置，彩色，无声，15分41秒，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档案、乌雷基金会、LIMA和马刺画廊

本次展览还展出了乌雷的宝丽来照片《中国——长城沿线》（China– Along the Great Wall，1986—1989），它们记录了沿途风景与他一路所遇之人，以及他当时的私密日记。以及受长城建筑启发的大型铝制门状雕塑《门，98》（Mén, 98，1988—89）也将展出，这是艺术家极少数量的雕塑作品之一。

▲ 《〈长城〉日记》，1986–1989/2016，纸本打印（根据原始实物日记放大），47 x 62 cm（带框），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阿布拉莫维奇与乌雷在陕西省神木市二郎山相会。长城漫步，最初是为了确定他们的爱情，但最终却标志着两人艺术合作关系的终结。

▲ 乌雷，《中国——长城沿线》，1986–1989，原始照片，53 x 43 cm（带框），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中国——长城沿线》，“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乌雷于1989年创作的一部中型宝丽来系列《情侣》（TheLovers，1989），通过纸偶的表演，在宝丽来相机前上演了乌雷和阿布拉莫维奇的长城漫步。乌雷当时的妻子丁小松通过操纵纸偶来诠释这个故事，乌雷的前妻丁小松用纸人对故事进行了解读，为作品增添了一层新的参照。最后一幕中，丁小松在画中点燃了一个纸人，预示二人之间的感情已经走到了尽头，标志着乌雷开始了一个新的人生。

▲ 乌雷，《情侣》，1989，一套8张宝丽来照片/Polacolor，德国法兰克福工作室，每张106 x 66 cm（带框），70 x 55 cm（照片），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的中国前妻丁小松现身乌雷的作品《情侣》，1989，一套8张宝丽来照片/Polacolor，“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探索宝丽来摄影媒介的极限并从根本上融合摄影和行为表演，促使乌雷使用更大画幅的宝丽来相机，包括20 × 24英寸的相机（《情侣》和《星期三—星期六》系列）和最大的40 × 80英寸相机。此次展览将首次展出名为《低语》（Whispers，1993）的大尺幅宝丽来摄影作品（约240 × 110厘米）。

▲ 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乌雷，《星期三—星期六（棕榈叶的云纹和夜空的阴影）》，1987，宝丽来照片/Polacolor，纽约工作室，双联，每张76 x 60 cm（带框），72 x 56（照片），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档案、乌雷基金会、LIMA和马刺画廊

▲ 乌雷，《自拍，低语系列》，1993，宝丽来照片/Polacolor裱于铝板，波士顿工作室，253 x 121 cm（带框）, 244 x 112 cm（照片），版权为艺术家所有，图片致谢乌雷基金会和马刺画廊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在欧洲作家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和萧沆（Emil Cioran）的虚无主义文学的影响下，该系列的作品反映了乌雷的内心状态，同时也延续了他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表演性“自拍”，作为虚实象征的花瓶、死亡象征的骷髅与生命象征的水和种子。

‍‍‍‍‍‍‍‍‍‍‍‍‍▲ “乌雷：无量之物”展览现场，2022年，马刺画廊

乌雷的一生通过世界旅行游走于与不同文化和人与人的关系，探索身体与精神的状态及其发展。或许正是这种自持的态度，让乌雷得以持续不辍地创作，并在简练的外表形式下，刻画深沉的艺术思考。

“我期待的是更多的流动性，不再那么具体……我开始看到，一切都在不断地运动：生命在于变化。”——乌雷（Ulay）

关于艺术家：

‍‍‍‍‍‍‍‍‍‍‍‍‍▲ 乌雷，2016，Primož Korošeč 为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摄影｜Ulay, 2016, photographed by Primož Korošeč for Schirn Kunsthalle Frankfurt

乌雷（Ulay，1943年11月30日—2020年3月2日），是宝丽来摄影、身体和行为艺术的先驱。

乌雷，本名弗兰克·乌韦·莱西彭（Frank Uwe Laysiepen），1943年出生于德国索林根，1968年移居阿姆斯特丹，后担任宝丽来公司顾问摄影师，由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在艺术活动早期（1968—1976），他主要通过一系列宝丽来照片、警句、视觉诗和具体诗以及私下的行为表演，对理解身份诸概念、个人和群体层面的身体进行了主题性的探索。1976至1988年间，乌雷和当时的伴侣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ć）合作。交往12年，他们是20世纪最高产也最著名的艺术伙伴之一。凭借“关系”系列、《穿越夜海》、《情人·长城》等行为表演，他们成为行为艺术无可争辩的代表。与阿布拉莫维奇分手后，乌雷专注于摄影，探索这一媒介和它的边界，并不断通过大量合作项目、行为表演、工作坊和表演讲座“挑衅”观众，投身旨在提高意识并增进对水的理解感谢和重视的项目和艺术倡议。他2014至2017年间的晚期艺术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以粉红色为标志（乌雷的“粉红时期”），由一系列素描、中画幅宝丽来照片和（合作）行为表演组成。2020年3月，乌雷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逝世。

乌雷，以及他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合作的作品，被世界各地的艺术机构收藏，包括阿姆斯特丹市立博物馆、巴黎蓬皮杜中心国立现代美术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SFMOMA）、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路德维希基金会（Mumok）等。

凤凰艺术 北京报道

编辑：曹佳慧 索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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