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红旗二小改回了原名——民主路小学。学期末，全省举行了第一次统考。那是我最感困惑的一次考试：有些题型从没见过，尤其语文，我在从没想过的问题后面写下我深深疑惑的答案。
放假前那一天，依照惯例，返校去学校领成绩单。大家纷传着一个消息，传到我这里，我觉得不可能是真的：我考了双百分，是全徐州唯一的。
下午，大队辅导员孙秀英老师带着我和王卫红到彭城照相馆照相，她说照片要放大了挂出来。我是“学习标兵”，王卫红是宣传队独唱演员。她唱的《绣金匾》，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不可思议：每唱到“三绣周总理”，就有泪水从她眼中涌流出来。
照相一直照到了天黑。徐州最有名的照相师蔡师傅，不断变换着布景，作出各种指令。我不会笑，怎么逗都不笑。王卫红会笑，笑靥如花，她可真是神奇。
走出照相馆，我父亲站在门口。原来，他担心我出事，从学校打听了一路找来。淮海路上树影摇曳，路上只有我们几个。我们慢慢走上淮海路大上坡，左转继续上坡，转入民主路。父亲和孙老师热切地说着话。他总是分外谦卑，侧头躬身的样子，像是自己矮下去了几分。
暑期过去，我们从三（2）班变成了四（2）班，教室从一楼中部换到东头第一间。开学第一课，照例是班主任讲话，快下课时，詹俊杰老师叫我赶紧去大队部，说孙老师在那里有事找我。
我从后门走出去。阳光直射进走廊，瞬间有些晃眼。我走进阳光中，又走进阴影深处。大队部在大楼中间，孙老师见到我，示意我一起到隔壁去。这是一个狭长的小屋，窗子对着小操场，进门左手有个矮柜。矮柜上摆了台银色的金属仪器。挨着它是只蓝色手提箱。手提箱右边，靠墙立着一排黑胶唱片。
孙老师在矮柜前站定，转身对我说：“从本学期开始，学校广播台交由同学管理。这是一项光荣而重要的工作，大队部决定，由你担起这项重任。”我很想立正敬礼，说“保证完成任务”，又觉得场合不太对，只两脚挪了挪，迎向孙老师的目光，点了下头。
“首先要打开放大器。”孙老师按了下仪器左边的按钮，上方有盏黄灯亮起来。我注意看这放大器，左上角镶有赛璐珞的“红灯”二字。余下的立面，左边有两个插孔，上方各有旋钮；右边并排有两个更大的旋钮。放大器背后，连接着数根电线。
矮柜是黑檀色的，与我们的课桌椅同色。孙老师打开柜门，取出带底座的话筒，连上左边插孔。然后拖着线，穿过对面的体育室，将话筒搁在靠窗桌上。
手提箱盖掀开，是台唱机。唱机我在电影中见过，国民党女特务要跳舞时，它就会出现。孙老师把最外面一张唱片拿下来，取出，放在唱盘上。
下课铃骤响，大楼里一片桌椅移动声。然后是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各班从一楼二楼涌出，经过体育室旁边的出口，到大操场上排队。此起彼伏的口令声过后，校园安静下来。教务主任黄书文出现在体育室窗外的讲台，开始讲话。讲完话，全校做广播操。我观察着孙老师的操作，才知道话筒声、大喇叭声、广播操音乐声，都来自这间屋子，是这样操控出来，心里有一种获悉了某种秘密的隐隐震动。
第二节课后，是大课间，有15分钟自由活动。我依约再次前来，在孙老师指点下学着各项操作，为课间活动播放“欢快的音乐”。然后，我就“担起这项重任”了。
第三节下课铃一响，我就举手向算术老师王树堂告假，一路小跑着跑进广播台，播放《眼保健操》。乐声响起，“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的女声响起，我同时听到外面的大喇叭声和眼前唱片上如游丝般的声音，也第一次看清了那四句我从来琢磨不透的口令，原来是：“第一节，揉天应穴；第二节，挤按睛明穴；第三节，揉四白穴；第四节，按太阳穴、轮刮眼眶。”
几天后，所有老师都知道了我的任务，有时会示意我提前去广播台，这样就可以在上午第三节或下午第一节下课铃响的一刻，无缝衔接上这《眼保健操》。有时老师忘了，我就自己悄悄起身，从后门溜出去。没过多久，我的身体里就像自带了一只钟表，往往我把设备打开，把唱片放上唱盘，下课铃声就响了。
最初的一个星期，早晨，把唱针放上《第二套全国中小学生广播体操》的唱盘后，我都会走进体育教研室，面向操场，做早操，像内心里有个律令一般。第二个星期之后，我便不这么做了。
这是一天中最寂静的时刻，整个操场，一千多名师生，都在阳光里，动作整齐划一。除了大喇叭里广播操的口令声，没有别的声音。西侧正对太阳的平房，反射着阳光，墙上“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十字标语，比其他时候都更闪亮。我看着操场上全校师生整齐划一的动作，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
我往往靠着桌子，站在体育室窗子深处。我留意到我们班，宣传队的女生格外出众，动作上有更舒展的美感。然而整个看上去，所有人又差不多是一样的。我有时会会意到头顶的杨树，虽然看不见，但听见了它们一阵阵的喧响，看到杨穗和杨树叶子落下来。杨穗走直线；杨树叶子随着音乐，像是在空中走着弯弯曲曲的小路。
楼内空空荡荡，与外面像是两个时空。有时我会走出体育室，爬上一楼半，爬上二楼，从走廊这头走到那头。一间间教室门敞开着，似乎能看到刚经过的时光。有几本课本掉到了椅子上，地上有几支铅笔，一块橡皮站立着，像是刚停止滚动。我并不敢多停留，总是一边走，一边扫视着窗户外的队列，看他们也像是一格格在移动。
广播台的工作，最有趣的是大课间15分钟，可以自由放些唱片，一边看窗外同学们自由活动。一开始，我选那些从没听过的。于是有好几天，学校好似变了一个学校。但很快，歌声重新恢复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和《共产儿童团歌》——其他那些歌曲，实在是不好听。唱片其实没什么选择，加到一起不过十来张。我是自然就知道，《国歌》《国际歌》《运动员进行曲》《欢迎进行曲》……这些唱片，都是不适合随便播放的。
那是一台半旧的“中华牌”唱机，整体呈象牙色。不锈钢的唱盘，上覆蓝色胶皮。左下角是转速旋钮，盘面刻着16、0、33⅓、0、45、0、78，正向反向都能转。除了78转的一张《国际歌》，所有的唱片都是33转。在不广播的时间里，我有时会关上音量，在屋里听唱片上那些游丝声。有时，我用16转听它们变得迟缓、呜咽、像是哀哭的音，又用45转和78转，听那变得飞快、滑稽、似疯狂追赶的尖细欢唱。
播放工作需要精准，一点错都不能犯，开大会尤其如此，各项程序均对照着议程，提前在心里过一遍。我做得最好的是“奏《国际歌》”，通常，这是大会最后一项。《国际歌》的合唱版不在开头，是在第二首，78转转速非常快。
我会提前把唱片放上去，关掉音量，让唱针落在第一曲末尾。听游丝般的乐声转成了沙沙声，我立即将唱机转速旋钮旋至“0”，让唱盘停下，再将音量调回正常。
当听到杨启明校长说：“全体起立，奏《国际歌》！”我立即将唱机转速转至“78”。沙沙声过后，前奏完美响起，再没出现我以前曾在开大会时听到的前一曲的尾巴声或唱针的刺耳刮擦声。
四年级就这么过去了。暑假，我们院子里的大群结婚，是一个星期天，王姨家请来了做喜宴的厨师和放音乐的师傅，中午不到就忙活起来。一台与我们学校一模一样的“中华牌”唱机，连接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就在我家前面空地上，组成了临时广播站。天气很热，放音乐的师傅戴着白手套，将才“解放”不久的整套《刘三姐》，循环播放。来宾们进了院子，都会停下来看稀奇，看这从没见过的唱机。
夜幕降临，王姨家门里门外灯光通明。院子里也扯了电灯，宴席摆在露天里。在宾客的鼓噪声中，王姨有点扭捏地站起来，脸上泛起两朵红云。那是我头回知道她有那样尖细的小嗓，会唱那样的小曲儿。
晚上我问妈妈：“王姨是从旧社会来的吗？”妈妈有点儿诧异，没听明白，我又问了一遍。妈妈说：“哦，不，哦，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的。”
转眼又到开学，我照例每天到广播台担负我的重任。一天清早，我刚取出话筒连上，孙老师领了一个女生进来，对我说：“这是四年级的陈新同学，你带带她。你要准备升中学了，以后广播台由她接手。”
按孙老师的安排，我带着陈新又工作了一周。陈新是四（4）班的，我以前没注意过。她扎一根小短辫，衣着整洁，不怎么说话，脸上有别的女生没有的沉静。
2024年5月26日
作者：李皖
文：李皖编辑：谢娟责任编辑：舒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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