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冷战时期非常著名的一张照片：1961年10月，美国和苏联坦克在柏林查理检查站武装对峙。在长达18小时的紧张对峙中，全世界都为两个超级大国是否会擦枪走火捏了一把汗
如果说，冷战有一个“原点”的话，那这个“原点”非柏林这座城市莫属。这座前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首都位于“铁幕”以东约177公里处，但并不属于东德，而是在二战结束后由四个战胜国美、苏、英、法分别掌管城市的一处区域。当时盟国的想法是，应该保留这座城市，作为未来统一后的德国的首都。
前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曾称柏林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的确，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会如此近距离和持续地对峙。为了把西柏林打造成向东方阵营展示“资本主义优越性”的样板，西方国家和西德政府不惜投入重金，把这座城市的西半部分建设地灯火通明、一派繁荣，这无疑让东德政府乃至整个苏东阵营感到尴尬和恼怒。在柏林墙被建起来之前，大量东德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熟练技工和各类专业人员通过柏林逃往西方。
图2.1946年时的柏林，仍可见很多残垣断壁
为期约半个世纪的冷战期间，柏林曾发生过三次大的危机。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48年和1958年）都以苏联人让步而告终，而在1961年6月4日，赫鲁晓夫要求西方武装力量在六个月内撤出柏林，这引发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柏林危机。此前苏联方面也提出过类似要求，但这一次，他们坚持强硬路线，局势迅速升级。东德当局更是从当年8月13日起开始修建柏林墙，彻底切断了通往西柏林的陆上通道。
随着危机的升级，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设施，美国空军和空中国民警卫队也进行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外战机部署以增援北约。8月19日，肯尼迪命令美军1500人由西德进入西柏林，以显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对峙的高潮是美苏坦克在查理检查站的近距离贴脸，直接引发了全世界对两个超级大国开战的担忧。
1961年柏林危机的影响一直贯穿了此后三十年的冷战岁月。不过，这场对峙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前的1944年9月，当时盟军签署协议，将战后的德国划分为三个占领区，将柏林也划分为三个占领区（苏联占领区、美国占领区和英国占领区）。该协议于1945年7月进行了修订，加入了法国占领区的内容。
图3.二战后盟军将柏林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的示意图，可以看出整座柏林市完全在东德境内，大致位于东、西柏林分界线中点上的就是查理检查站
第一次柏林危机
第一次柏林危机发生在1948年6月24日，当时苏联和东德切断了西方占领区和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故也称“柏林封锁”。不过，通往柏林的三条空中走廊仍然开放，每条宽约30公里。从1948年6月到1949年9月，美英等西方国家联合行动，以空运的方式，从外部向西柏林运去了食物、被服、燃料以及一切所需的生活物资。
图4.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一群柏林儿童正注视着一架美国空军的C-54运输机降落在滕珀尔霍夫机场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甚至对“放弃柏林”持赞成态度，他们反对驻欧美军司令兼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卢修斯·杜比尼翁·克莱陆军上将的立场，后者坚定不移地决心打破苏联人的封锁。在哈里·杜鲁门总统的支持下，柏林大空运以胜利而告终。在1961年的第三次柏林危机中，克莱和1948年第一次对峙中的另一位主要人物——东德国务委员会主席瓦尔特·乌布利希再次发挥了领导作用。
乌布利希是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钦定的德国共产党领导人人选，他不善言辞但态度强硬，是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和理想的苏联在德国的代理人。在斯大林的设想中，未来统一的德国在德共的领导下将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但东西两个德国的成立让他的这一设想落空了。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于1949年5月成立，由原美、英、法三国位于德国西部的占领区合并而成，首都设在波恩。考虑到未来与东德的统一，西德政府宣布，向居住在世界各地的德国人提供公民身份。1949年10月，乌布利希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成立，并将首都设在柏林，此举无疑无视柏林市的四国占领地位。1952年，东德关闭并加固了其与西德的边界，但尚未在柏林设置障碍。
图5.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1893~1973）
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就任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1958年又从布尔加宁手中接过了部长会议主席一职，取得了苏联国家行政权力首脑的职责和权威。自然，柏林问题和乌布利希问题也摆在了赫鲁晓夫面前：东德是苏联打入中欧的一块楔子和基石，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引起苏联人的高度警惕。由于仿效苏联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导致战争结束八年来东德工人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比战前下降了不少（当然也要考虑战争破坏的因素）。不满的情绪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爆发，甚至出现了骚乱，赫鲁晓夫下令苏联驻柏林占领军予以弹压，二百多人在随后的流血冲突中死亡，两万多人被逮捕。
第二次柏林危机
1948年的第一次柏林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只是有所缓解。从东德和苏联人的视角看，这块西方的飞地无疑是其领土上的一个“异类”。“一城两制”的客观现实无疑会让人们不由自主地将西德与东德并列比较一番。柏林还吸引了大量东德移民。据统计，到1958年，已有约四百万东德人通过柏林逃到西方——柏林是他们最喜欢的逃亡路线。
图6.一张著名的照片：这位东德士兵纵身翻越铁丝网，逃到西柏林
在赫鲁晓夫看来，东西方的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自1948年以来，苏联的实力和威望不断增强：美国不再垄断核武器，苏联率先试射了洲际弹道导弹，并于1957年首次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在美国国内引发了所谓的“斯普特尼克时刻”。在此背景下，乌布利希加强了对西柏林“中立化”的呼吁。1958年11月27日，赫鲁晓夫要求西方国家放弃在西柏林的驻军，并且“使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首都创造正常局势成为可能”，如果西方国家在六个月内不这样做，那么苏联将“把对东柏林和通往西柏林通道的控制权完全移交给乌布利希执政的民主德国”。此举意味着美苏英法四国对柏林市共管的终结，迫使西方直接与乌布利希打交道，从而引发了第二次柏林危机。
面对赫鲁晓夫的敌对态度，时任英国保守党内阁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担心有引发战争的风险，希望西方立即向苏联做出让步，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不为所动，并向赫鲁晓夫发出了来美国做一次访问的邀请。经过协商，赫鲁晓夫访问了艾森豪威尔在马里兰州戴维营的总统度假地，两位大国领导人计划于次年5月在巴黎召开峰会，继续讨论柏林问题。
欣然结束访美之旅后，赫鲁晓夫撤回了让西方国家六个月撤军的最后期限，但在莫斯科的一次新年酒会上，他威胁美国大使说，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包括从柏林撤军），他将发动核战争。1960年5月，苏联国土防空军在其领空击落一架美国U-2高空侦察机，飞行员鲍尔斯被活捉。这起事件加剧了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原定于次年5月的美苏首脑巴黎峰会也就此告吹。
图7.击落后被俘的U-2飞行员鲍里斯在苏联法庭上受审
1960年11月，肯尼迪赢得总统大选，当选为第三十五任美国总统。在赫鲁晓夫看来，相较于年近七旬的艾森豪威尔，比他小二十多岁的约翰·肯尼迪更年轻、经验更少，也更好对付，他在柏林问题上取胜的机会更大，第三次柏林危机由此进入酝酿阶段。
美苏首脑峰会上的威胁
肯尼迪于1961年1月正式走马上任，他打算采取新的策略。根据曾任美国驻西柏林高级外交官的冷战历史学家斯麦泽（W. R. Smyser）的说法，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认为，希特勒之所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因为他认为他的敌人软弱无能，没有准备好采取行动。对此，肯尼迪政府“加强并团结西方国家，以免莫斯科重蹈希特勒的覆辙”。他们认为，一系列相互威胁的动员计划和行动在1914年失控并升级为战争，故美国的政策应该“努力避免这种误解”。
白宫的大部分幕僚和国务院的大部分官员都倾向于在柏林问题上采取温和路线。总统外交顾问迪安·艾奇逊则是一个另类，他是杜鲁门时代的前国务卿，性格刚烈，对软弱派嗤之以鼻。艾奇逊退休后重开私人律师事务所，同时继续担任历届总统的外交顾问。
图8.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在1960年于巴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握拳示威。他认为，随着年轻的约翰·肯尼迪当选为美国总统，他在柏林取胜的机会更大了
肯尼迪上任仅半年，就有十万东德人通过西柏林前往西方。乌布利希抱怨说，西柏林正在“吸走”东德的劳动力。1961年6月3~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维也纳举行了为期两天的会谈，会谈焦点集中在柏林问题上。但在此之前，赫鲁晓夫对这位美国总统年轻、缺少经验的印象因当年4月份的猪湾事件以及后者对该事件的不当处理而进一步加深。
于是，赫鲁晓夫在峰会上故伎重施，他再次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签署单方面条约，将柏林交给东德，结束四国占领状态。他重复了之前的观点，即美国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甘愿冒与苏联爆发核战争的风险。他称西柏林“已经成为东德的一个恶性肿瘤”，苏联“希望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的前提下，在这个痛处动手术，切除这个恶性肿瘤”。
离开维也纳时，肯尼迪说赫鲁晓夫刚刚“把他打得屁滚尿流”，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在7月25日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肯尼迪宣布“柏林不是东德的一部分，而是盟国控制下的一块独立领土”。他还补充说，美国“不能也不会允许共产党逐步或者用武力将我们赶出柏林”。他要求国会授权征召国民警卫队人员和后备役人员，将武装部队扩军21.7万人，并将当年的征兵人数增加一倍。
图9.发表全国电视讲话的肯尼迪
不过，肯尼迪此番讲话向外界发出的信号有些含混不清：他在演讲中十七次提到了西柏林，似乎在暗示美国不会干涉苏联在东柏林的活动。7月30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威廉·富布赖特表示，如果（东德人）选择关闭边界，那么他们可以这样做而不会违反任何条约。8月4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对苏共党内官员发表秘密讲话时表示：“我们认为，事实证明对手没我们估计得那么坚定。”
柏林墙
在这一认识下，赫鲁晓夫暂时批准了乌布利希提出已久的关闭西柏林与东柏林之间通道的请求，后者已经囤积了足够多的铁丝网来封堵各盟军占领区之间40多公里长的分界线，并强化将西柏林与东德乡村分隔开的110公里长的外围防线。8月13日早晨，柏林市民一觉醒来，发现路障已经就位。赫鲁晓夫在等了三天以观察西方国家是否做出反应后，允许乌布利希修建砖混结构的隔离墙，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柏林墙。
图10.修建中的柏林墙
肯尼迪和他的顾问们迟迟没有认识到这堵墙的意义和重要性，国务卿戴维·迪安·腊斯克甚至认为不应该采取任何行动，并压下了盟军驻柏林使团起草的抗议照会。肯尼迪自己也说“一堵墙比一场战争要好得多”。就连乌布利希下令，让东德内务部队和边境警察向试图越墙逃跑的人开枪时，盟军仍然显得无动于衷。对此感到意外和难以置信的乌布利希在9月16日写信给赫鲁晓夫，信中称“敌人采取的反击措施比预想的要少”。肯尼迪也意识到，他必须捍卫盟军在西柏林的存在和进入柏林市的权利，否则赫鲁晓夫就会得寸进尺。
显然，以常规方式保卫深处铁幕腹地的西柏林是不可行的。除核武器外，主要的军事选项是向欧洲增派部队，以示保卫西柏林的决心。8月，肯尼迪下令征召14.8万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和预备役军人，空军也动员了相当于36个行动单位（大致相当于飞行联队）的战斗机、侦察机和运输机兵力，其中大部分来自空中国民警卫队。另外，根据多年后的解密资料，肯尼迪曾于1961年9~10月考虑过对苏联发动首轮核打击，先发制人地摧毁苏联的核打击能力，因为根据美国人掌握的情报，当时苏联能够打到美国的洲际核导弹不超过8枚，挂载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也大多露天停放。该计划由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一名助理起草，不过最终不了了之。
图11.1961年8月25日，乌布利希再次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赫鲁晓夫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柏林之间的内部边界被关闭，西方国家却没有对此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然而，乌布利希并不满足于柏林被四国占领的状态，他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包括干扰高速公路上的交通和阻碍外交车辆通行，意在迫使西方国家做出更大的让步。
克莱将军再次披挂上阵
面对乌布利希的干扰，柏林空运的英雄克莱将军被任命为肯尼迪总统的私人代表前往柏林。出于政治原因，肯尼迪将已退役的克莱召回，希望借此化解保守派和强硬派的批评。在空运中深受克莱将军恩惠的柏林人在大街上列队欢迎他的到来，但美国国务院和驻欧美军的军官们却不那么热情，因为他们觉得克莱先生是个莽撞的家伙。
克莱确信赫鲁晓夫是在虚张声势，他为柏林而战的意愿并没有比美国人高到哪里去。赫鲁晓夫的策略是先让东德方面采取挑衅行动，让不承认民主德国的美国人去对付乌布利希，这样苏联方面就可以声称他们对柏林的局势没有责任。克莱要做的就是揭发苏联人的真实想法。虽然肯尼迪给他的任务只是“报告、建议和咨询”，但他并不会因此而束缚自己的手脚。他让驻柏林的美军部队在一片树林里建了一段模拟墙，并进行拆除练习。他的上级、位于海德堡市的驻欧美军陆军总司令部下令停止演习，但苏联人已经看到了，这正是克莱的初衷。
图12.柏林城中那座历史悠久的勃兰登堡门被小心翼翼地保留在柏林墙东部的东柏林一侧
主要的事件发生在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查理检查站，这里既是美军占领区和苏军占领区的分界线，也是西方军队通过柏林墙的唯一指定过境点。东德方面无视战后协议中关于占领军可以在各占领区之间自由通行的规定，让东德边防警卫拦截西方国家的军车并要求后者出示证件。这实际上是乌布利希在自作主张，因为莫斯科方面并未授意他拦截盟军车辆，但他还是这样做了，苏联人除了支持他之外也别无选择。英军奉麦克米伦首相的命令，对东德的检查行为予以完全配合。
10月22日，美国驻柏林使团团长艾伦·莱特纳（Allan Lightner，他对克莱持合作态度）来到查理检查站，他拒绝向东德警卫出示证件，后者便不让他通过。克莱随即派遣九名手持步枪的美国宪兵护送莱特纳的汽车通过查理检查站。得知这一消息后，肯尼迪的顾问们敦促总统钳制克莱，但克莱却给肯尼迪出了一道难题：他表示，除非他有行动自由，否则就会辞职，可肯尼迪在政治上无法承受让克莱辞职的代价。
坦克对峙
乌布利希决定再赌一把。他让东德方面规定，除非身穿盟军军装，否则没有身份证件的外国人不能通过检查站。10月26日，东德警卫拦下了一辆挂美国官方车牌的汽车。克莱派出五辆满载武装士兵的吉普车护送这辆车进入东柏林，然后又护送其返回。他还派出十辆M48坦克靠近查理检查站，其中一些坦克车体前部装有推土铲。第二天，苏联坦克也开进了边界另一侧的阵地，这是自1953年镇压东德骚乱以来，苏联坦克首次出现在柏林。
图13.第三次柏林危机中的美方关键人物克莱将军（1897~1978，照片中军衔为少将）
这场坦克对峙足足持续了18个小时：从10月27日下午5点到28日上午11点，两军坦克相距约一百米，炮口对准对方。当地时间27日午夜左右（华盛顿时间下午6点），肯尼迪与克莱通了电话。他不顾顾问们的反对，给克莱鼓劲说：“不要失去勇气。”
此时，当事双方谁也无法后退，美国人和苏联人都是骑虎难下，只能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继续对峙下去。全世界都在提心吊胆地关注着两个超级大国的这场对峙。不过，政治解决这一事件的工作正在华盛顿展开：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私下里与伪装成记者的苏联克格勃特工博尔沙科夫接触，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借此进行了秘密磋商并达成一项幕后协议，最终双方达成了避免战争的共识，约定两军将在第二天共同撤走坦克。28日上午10点30分，苏联坦克开始撤离；半小时后，美国坦克也撤走了。
图14.美苏坦克对峙的彩色照片
长舒了一口气的麦克米伦首相急忙打电话给莫斯科，向苏联方面保证克莱将被撤职并调走；国务卿腊斯克也贬低说“克莱将军的强势倾向在查理检查站引发了愚蠢的坦克对抗”。克莱直到1962年才离开柏林，临行前约有四分之三的西柏林人参加了他的告别集会。回国后，克莱继续为肯尼迪工作，负责评估新成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就是被特朗普总统和马斯克先生关门的那个机构）。
前文提到的历史学家斯麦泽认为，这场坦克对峙“摧毁了民主德国作为主权国家的形象”，“赫鲁晓夫看到了乌布利希是多么地自主行事，随后对他进行了更严格的控制……克莱则认为这次对峙是成功的，因为它表明盟军不会抛弃西柏林。”
这场坦克对峙只是第三次柏林危机的高潮部分，却并非结束，危机仍持续了一段时间。1961年年底，赫鲁晓夫认为自己在交易中占了上风，他对一群苏联官员说：“肯尼迪没有强大的背景，总的来看，他也没有勇气面对严峻的挑战。”双方的小动作还在继续，苏联飞机偶尔会抵近通过空中走廊飞抵西柏林的盟军飞机。为应对这种情况，美国空军的动员部队在欧洲一直驻留至1962年夏天。
图15.驻田纳西州诺克斯维尔市麦吉·泰森机场的美国空军第151战斗机-截击机大队的一架F-104正被装上C-124运输机部署至西欧。1962年，第151战斗机-截击机大队创下了每架喷气式战机的飞行小时数纪录
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肯佩（Frederick Kempe）认为，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是第三次柏林危机的“余震”，“如果赫鲁晓夫没有从1961年的柏林危机中得出肯尼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的结论，那他根本不会冒险在古巴部署核武器”。但让赫鲁晓夫没想到的是，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不再表现得优柔寡断。最终，赫鲁晓夫在这场博弈中首先眨眼了。
1963年6月，肯尼迪总统访问了西德和西柏林。6月26日，他先是沿着柏林墙走了一圈，然后在三十万西柏林人的欢呼声中发表了名为《我是一个柏林人》的历史性演讲，克雷当时也在场。肯尼迪在演讲中说：“我很荣幸能和我的美国同胞克莱将军一起来到这里，在这座城市遭遇重大危机的时刻，他就身在这座城市，如果未来有必要的话，他定会再次前来相助。”然后，他喊出了那句名言——“我是一个柏林人！”（Ich bin ein Berliner）。不过肯尼迪总统恐怕不会注意到，当时台下很多德国听众脸上浮现出了一种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古怪微笑，因为“柏林人”（Berliner）还有一个意思是“油炸果酱面包”。
图16.1963年6月26日，肯尼迪在西柏林向聚集的大批民众发表了名为《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
随着隔离墙周围“死亡地带”的增加和116座瞭望塔的修建，柏林墙的建造和加固工作仍在继续。1980年左右竣工的“第四代柏林墙”由钢筋混凝土分段建成，每段高3.6米，宽1.2米。据统计，从1961~1989年，至少有136名东德人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时丧生，还有更多的东德人在试图穿越东西两德的边境线时丧生。
然而，即使在那个残酷的年代，柏林墙仍然是西柏林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被推倒后，在柏林仍保留了一小段围墙的遗迹作为纪念和历史见证，在原东、西柏林的通道旁边还建起了一座柏林墙博物馆。随着时间的流逝，柏林这座城市经历过的三次危机只被越来越少的人所铭记，柏林墙也逐渐成了人们遥远的回忆。2010年，麦当劳在当年查理检查站附近曾发生过坦克对峙的十字路口开了一家有一百二十个座位的门店，游客们戏称其为“查理小吃点”。
图17.麦当劳在当年查理检查站附近曾发生过坦克对峙的十字路口开设的门店，游客们戏称其为“查理小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