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明清文化史、历史文献学。
喻俊虹，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要
《清宣宗实录》对西方的认知具有从传统漠视夷人到近代重视洋人之间的“过渡性”特点。此前所修的清代实录，对西方的记载用的都是“天朝上国”观念支配下的轻视外夷的传统笔法；《清宣宗实录》修成伊始，文宗即谕令实录馆纂修《筹办夷务始末》，主动记载与西洋有关的各项交涉和活动；该实录修成五年后，清廷便正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可见，《清宣宗实录》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和书写，处于二者的过渡阶段，形成了认知和书写西洋文明的特色：对西方国家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从“顺夷”到“逆夷”的转变；对西方军事实力的书写，经历了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的转变。为了抵制以“西洋奇器”为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蚀，《清宣宗实录》斥之为“奇技淫巧”，倡导“不贵异物”，但在抵御英军侵略时又被迫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反映了“近代早期”清人应对西洋文明冲击的矛盾状态。然而，宣录的西方认知和书写，已反映清廷天朝观念开始崩落，官史面对近代的转向已依稀可见。
关键词
《清宣宗实录》；道光朝；西方认知
一、《清宣宗实录》修纂时关涉西方的特殊背景
《清实录》是以记载清朝皇帝为主要内容的官修史书，负载着浓厚的传统史学色彩。然而，从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开始，清朝被动迈入了近代历史。修纂于咸丰年间的《清宣宗实录》（或简称宣录），不得不面向日益逼近的西方文明，加以有选择地记载，使得作为传统史学代表的《清实录》也开始了面向近代的异动或转向。
《清宣宗实录》修纂于宣宗死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二月二十日，首任监修总裁便是在鸦片战争中主和的穆彰阿。职是之故，穆彰阿对道光朝发生的鸦片战争及西洋文明，有鲜明的感知和认识，在主修的实录中，会有适当的反映。宣录成书于咸丰六年（1856）十月一日，在宣录修纂过程中的1853年，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在作战中开始应用洋枪洋炮。宣录成书时，离1861年恭亲王奕訢奏上《通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从中央层面发起洋务运动，以及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从地方发动洋务运动尚有五年。可见，宣录修纂时的特殊处境——鸦片战争后西洋逼境，“洋务运动”未兴——导致它对西方国家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从“顺夷”到“逆夷”的变化，对西方国家军事实力的认识，经历了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的转变，但清廷和当时的知识人没有做好迎接西洋文明的心理准备，只是提倡“不贵异物”，让人们提高对西洋物质文明的精神抵御。但是，无论其记载内容还是修纂背景，宣录都已被迫面向西洋文明。西洋文明的强势存在，肯定会影响宣录史臣的修纂立场，影响他们对道光朝史事的选择趋向。因此，宣录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书写方式上，都具有应对西洋文明的明显意图，从而留下对西洋文明处理和记录的特殊痕迹。
道光朝是清朝重要的历史转折期。在国内方面，大清国运“式微”，乱象四起，国内阶级矛盾凸显。龚自珍承认道光“承乾隆六十载太平之盛，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贱，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他认为清朝已如“痹痨之疾，始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起视其世，乱亦不远矣”。在国际方面，列强环伺中国，并最终由英国挑起鸦片战争，造成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以道光历史为内容的《清宣宗实录》，正好反映了这种历史变局，自然也打上了近代的烙印。
记载道光皇帝及其朝政的《清宣宗实录》，是清代官方意识形态在史学文本上的集中反映。由于官方史学传统的滞后与僵化，《清宣宗实录》仍保持着与前朝一致的修史模式和价值判断，即一如既往地站在“华夷之辨”的角度去俯视“化外蛮夷”，将西洋先进的物质文明评述为“奇技淫巧”予以漠视。然而，笔者在对《清宣宗实录》进行解读时，从史官撰写的字里行间，仍然发现其有别于前朝实录的细微变化。这些书写变化虽然细小，但仍能够反映时代的变迁。《清宣宗实录》的纂修官虽然秉承传统、黾勉规避，但仍然有意或无意地将西方对清廷的巨大冲击，以及清廷对西方的心态变化载于书中，使我们得以从传统深厚的官史中发现近代的足迹。关于《清宣宗实录》的研究，目前学界有一些论著，但尚无专注于该录西方书写的成果。本文通过探究《清宣宗实录》记载西方史事的文本叙述上的特点，窥探官史《清实录》对西方世界认知的变化和近代转型的印痕。
二、从“顺夷”到“逆夷”：《清宣宗实录》对西方国家形象的认知变化
受到“华夷之辨”的深刻影响，清代官方史书笔下的西洋诸国，是从属于中国的夷狄，其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是偏远的化外之地。因此，道光之前的历朝实录，对西洋各国的记载甚少。即便对接触最多，国力最强的英国，之前的记载也仅限于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华时的交往以及其他零星的通商活动。而道光朝也是在鸦片战争后，才开始对西方各国予以重视，《清宣宗实录》对西方各国及其文明状态，也有了相应的记载，并反映出官史对西方形象认识的变化。
第一，对英国的认识，从一无所知到一知半解。《清宣宗实录》有关英国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卷二六：
英咭唎系海外夷人，向在广东贸易。温都斯坦一带地方，并非伊国泊船口岸。今爱孜图拉执有夷字，据称系英咭唎头目果乃尔辗转所遣，要到西北一带买马贸易，并欲到布噶尔地方，先来给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迈哈默特鄂散递字，求向叶尔羌、喀什噶尔一路行走。武隆阿等令迈哈默特鄂散以己意作字驳斥，所办甚是。至所称英咭唎据有温都斯坦已五六十年，其旁克什密尔音底亦皆听从等语，外夷部落荒远难稽，疆圉以外原可置之不问，惟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一带卡伦，均与外夷接壤，地方紧要，总当留心稽察。
“温都斯坦”又名“痕都斯坦”，在《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中有所载录，“痕都斯坦，在拔达克山（巴达克山）西南，爱乌罕东”，其疆域包括今日之印度北部，阿富汗东部及巴基斯坦。道光初年，武隆阿进呈清廷的这份奏报，已向最高统治者传递了英国在南亚次大陆进行扩张的重要信息，它预示着西南陆路边疆地缘政治关系的新变化。但清政府显然对这一地处偏僻，难以管控的外夷部落不甚上心，对英国在海外扩张及据有殖民地的消息并未予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只因此地与新疆几个沿边重镇接壤，而在谕旨中提到需对其稍加留意。这反映出清廷对域外世界的漠不关心，还没意识到这一恶化的周边形势是隐患，会对清廷造成威胁。
清政府这种对外部世界不甚了解的状态，一直持续到鸦片战争爆发。战争的节节失利，使清廷不得不主动去了解英国的情况。而审讯俘虏，便是清政府探悉敌情的重要手段。《清宣宗实录》记载了朝廷的这种转变。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奕经奏称广东送来两名熟悉外语的翻译人员，现正协助司官对俘获的夷人进行审讯。道光帝特别交代奕经，严密审讯俘虏，诘问清楚英国底细：
详细询以英咭唎国距内地水程，据称有七万余里，其至内地所经过者几国？克食米尔距该国若干路程，是否有水路可通，该国向与英咭唎有无往来，此次何以相从至浙？其余来浙之孟咖唎、大小吕宋、双英国夷众系带兵头目私相号召，抑由该国王招之使来？是否被其裹胁，抑或许以重利？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又所称钦差、提督各名号，是否系女主所授？抑系该头目人等私立名色？至逆夷在浙鸱张，所有一切调度伪兵及占据郡县、搜括民财，系何人主持其事？义律现已回国，果否确实？……该国制造鸦片烟卖与中国，其意但欲图财，抑或另有诡谋？
从宣录上述记载中可以明晰三点。其一，即便与英国开战已将及两年，清廷对英国的了解依旧十分有限，对英国的地理位置、来华航海线路、政治制度等具体情况毫无闻见。其二，清廷对英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情况、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殖民情况及世界地理概况一无所知。面对与英国一同鼓浪而来的孟加拉、奥地利、西班牙等国，道光帝感到大为困惑，不明白不同国家、不同肤色的人为何跟随英国来华参与战争。对英国来华沿途所经过的地区也茫然无知，对世界地理的大致情况缺乏认知。其三，战争后期，清政府越来越重视对夷情的打探，对于英国同各国的关系、英国在国际上的地位、驻华英军的人事调度情况以及英国倾销鸦片之真实意图都急于了解，不再持不屑关注的漠视态度。
经过奕经对俘虏的审讯，清廷对英国的地理状况、殖民情况、政治制度等有了浅显的了解。但早在嘉庆朝，便已有对西洋诸国情况进行介绍的民间著述。成书于嘉庆十一年（1806）的《海岛逸志》，除了记载南洋之山川、地理、民族、物产、交通、风俗等情状，还对荷兰的政教、礼俗、贸易、医学及英国的地理状况等进行简单的介绍。成书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的《海录》，对西洋各国之风土民情、气候特征及商业贸易、航海、军事等的发展状况更是有详尽的载述，如英国在法国的西南对海，“由散爹哩向北少西行”，途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境，约计两个月可以抵达，其“人民稀少而多豪富”，但多急功近利，以海外贸易为生，凡年满十五岁，皆须“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为杂役差使，因此其国虽小，但兵力雄厚，“海外诸国多惧之”。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查禁鸦片时，将《海录》一书推荐给了道光帝，称该书“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而道光帝于鸦片战争爆发两年后，依旧对英国的情况存在诸多疑问，需要通过审讯俘虏获得具体情报，可见并未对该书留有印象。这也使得宣录对西方的认知与书写相对滞后与片面。
第二，对英国的民族形象的认识发生从“外夷”到“逆夷”的转变。宣录对英国的形象，开始只是认为“英咭唎系海外夷人”，将之视为外夷。但英国作为西方国力最强者，不断骚扰中国沿海地区，给清政府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因此《清宣宗实录》在描写英人特征时，常用“诡”“狡”等词，体现其诡诈狡狯、反复无常的特征。此外，还常用“桀骜”一词来刻画英人化外愚蠢、桀骜难驯的形象。据统计，宣录在形容英人时，“桀骜”一词出现了36次，且鸦片战争爆发后，该词使用更加频繁。鸦片战争爆发后，随着英国在军事上的步步紧逼，清政府束手无策，愈形窘迫，《清宣宗实录》对英人“桀骜”的刻画跃然纸上。面对英国提出的五口通商等要求，清廷极为愤慨，怒斥英人“要求过甚，情形桀骜”，不可理喻，多次强调“夷情益形桀骜，且所愿甚奢，其势不得不大加征剿”。
第三，对其他西方国家形象的认知发生从恭顺奉法到贪诈犯顺的转变。宣录对于其他西方国家形象的认知，发生了从恭顺奉法到贪诈犯顺的转变。在《清宣宗实录》的记载中，道光二十年之前，除英吉利及在中国北部边界活跃的俄罗斯外，所出现的具体西洋国名唯有“佛兰西”，而且只出现了两次，其余皆以“西洋”“各国”等泛称。道光八年（1828）六月二十四日，十四名法兰西商人在广东老万山洋面被所雇募的“绿头船舵工水手，谋财杀毙多命”。事关重大，“殊有关于国体”，才被官方载于宣录。在与桀骜的英国比较后，宣录认为西方其他各国实为恭顺奉法：
（道光十四年十月）各国夷人恭顺奉法，惟英咭唎夷情狡悍。
（道光十九年十二月）谕军机大臣等：“该夷（指英国）反覆无常，早已洞见，现当严禁鸦片，岂容该奸夷阳奉阴违，希图影射。着林则徐仍遵前旨，凡系英咭唎夷船，一概驱逐出境，不准逗留。惟各国恭顺，照常通商，难保该夷不潜行偷漏，混入他国，私带烟土，妄冀销售……”
在“反覆无常”“阳奉阴违”“狡悍”的英人衬托下，其他各国在宣录记载的清朝统治者眼中，皆显得恭顺奉法，是能遵奉清朝法度，在天朝制度下与清政府进行有序贸易往来的“顺夷”。
但这种观念，在鸦片战争后发生了极大转变。一方面，英吉利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随着清军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清政府逐步意识到自身的不敌与不足，对外来的一切威胁产生了担忧。另一方面，见英吉利通过入侵获得经济贸易上的红利，西方各国纷纷蠢动，挑起事端，清政府在武力威胁下，被迫同西方各国签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清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夷情之诡谲”“夷性之贪诈”。此时的西方各国，在宣录的书写中，显然已不再是恭顺守法之“顺夷”了。
宣录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三月三日记载，奕山等上奏言“佛兰西国王因闻逆犯顺，遣令兵头来粤解散”，道光帝对此事持怀疑态度，认为“夷情诡谲，所称善为解散，恐难凭信”，但同时，宣宗还是令奕山等晓谕该夷，“惟该国向通贸易，素称恭顺，现既来粤递禀”，如果法国能继续为天朝效力，大清自必会令之照常贸易。可以看出，宣宗此时对法国持一种极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承袭以往之印象，认为该国素来恭顺，试图通过怀柔之法来归附其心；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强大的武力冲击，道光帝对西方外夷皆起了防范之心，认为它们和英国一样，皆“诡谲”“贪诈”，需严密防范。
道光二十九年（1849）五月初九日，《清宣宗实录》记载，道光帝在廷寄军机大臣的谕旨中称：“澳门税口，前因大西洋夷酋无知扰乱，业经该督等商令基溥、柏贵传到众商，谕知利害，该商等情愿另立码头，议定规条，互相稽查，众口同声，断不敢稍亏税课……而夷性贪诈，难保不狼狈为奸，时生枝节……该督等仍当选派妥员，随时前往访察，一有蠢动，务即相机开导，加意防维。”大西洋国即葡萄牙，在清廷眼中，葡萄牙安分营生，素称恭顺，因此对其待遇也最优。但因英人“连年骄纵”，葡萄牙“亦思乘势效尤”，要求裁撤澳门关口，“并欲在省城添设领事官，一如夷所为”，被两广总督徐广缙拒绝后，竟率兵数十人钉闭关门。在这之后，被葡萄牙女王任命为“澳门总督”的哑吗嘞（亚马留）还赶赴香港借兵船助守炮台。这一系列行为，无疑使清政府对葡萄牙的印象产生变化。鸦片战争后，各国纷纷效仿英国，对清政府进行军事威胁，以期与英国同等获利。这一过程，无疑重塑了清政府对各国的认识，并产生“夷性贪诈，难保不狼狈为奸，时生枝节”的担忧。
《清宣宗实录》对英国国情的记载逐渐增多，体现了自信的古老帝国开始对海外强敌予以重视的客观事实。虽然夷夏的传统观念令中国对化外之国比较漠视，但面对强大英国的巨大冲击，却不得不正视其存在。《清宣宗实录》对西方国家从“顺夷”到“逆夷”的描绘，体现了宣宗朝对西方国家认知的转变，表明清政府逐渐认识西方列强的贪婪本质。与此同时，清政府逐步清楚西方物质文明的发达与国力的强大。
三、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宣录对西方军事实力认知的转变
西方列强之入侵中国，有赖于其“坚船利炮”。在认识到西方列强“贪诈”“逆夷”本质的同时，《清宣宗实录》也认识到西方列强军事实力的强悍，并加以有意识的书写。
宣录对西方列强军事实力的认识和记载，经历了一个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对西方的军事实力较为漠视，以“鸟枪”“炮位”加以描写，虽然也承认西洋炮火的特长，但强调“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
《清宣宗实录》在记载“番妇入城”事件时，对西洋军事装备轻描淡写。道光十年（1830），英人盼师携“番妇”进城居住，还乘坐绿呢小轿入商馆，违背了清政府“不准番妇入城”及“禁止洋商坐轿”的旧例。盼师听信讹言，疑心清廷会派兵对其进行围逐，而“通信黄埔湾泊各夷船”，“令水手百余人，乘夜将炮位数座及鸟枪等件收藏舱内，偷运省城夷馆”。经清朝官员庆保等“密饬文武员弁留心防范弹压”后，“该夷商……业将鸟枪搬去，水手散回，其炮位尚藏放夷馆门内”，但请求“稍宽时日”。此事在《清宣宗实录》的卷一八二、一八五、一八六、一九一中皆有记载。道光十年十二月丁未条，载录了两广总督李鸿宾对此事后续情况进行说明的覆奏：“咭唎大班盼师颇知悔惧，已运铜炮回船，番妇亦回澳门。”表明当时清廷对英国的军事力量并不惧怕。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戊辰，宣宗重提道光十年盼师带番妇住馆、偷运枪炮至省城之事，传谕李鸿宾“于抚驭绥来之中不失天朝体制”。
《清宣宗实录》关于英国大班盼师一事的系列记载，反映出清政府对夷商携带进城的鸟枪、炮位并未过多关注，而是更在意盼师行为本身的违例性质。此时，清政府面对来自西方的挑战，采取的是驭夷的策略，即通过软硬兼施的方法来羁縻夷人，以达到彰显天朝上国风范的目的。《清宣宗实录》的此种记载亦是在突出清政府刚柔并用、怀柔夷人的交往手段与态度，这在道光十四年（1834）所发生的律劳卑事件中亦有体现。
在《清宣宗实录》卷二五五的记载中，道光十四年六月，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以平行款式致书两广总督卢坤。此事令两广总督极为恼怒，向道光帝请求将英国之贸易暂行停止，量加惩抑。道光帝的处理方式依旧是恩威并施的传统策略，认为英国人素来凶狠狡诈、野蛮无知，若该英人头目早知改悔，以恭顺的态度按照惯例请求通商贸易，就准奏请开舱，否则“不能不示以兵威”。在清政府的眼中，英国“除炮火以外，一无长技”，只要封锁其贸易，就会知敬惧。
但八月初五日，律劳卑率两艘军舰突进海口，驶入内河，径行越过虎门、横档、大虎等处炮台，初九日，在距离广州六十里的黄埔河面停泊。道光帝震怒，同时认识到清军武备废弛，“看来各炮台俱系虚设，两只夷船，不能击退，可笑可恨，武备废弛，一至如是，无怪外夷轻视也”。但因律劳卑所能调遣的军舰有限，再加上卢坤集结六十八艘战船进行封锁，最终此事以律劳卑失去本国商人支持，被迫低头认错，退出虎门而告结。此次军事上的胜利被广东官员夸大，他们称英国军舰在天朝强大武力震慑下而腹背受敌，进退维谷，最终不得不乞恩悔过：“该夷兵船人等见水面木排横亘，枪炮如林，大小师船排列数里，陆路亦处处驻兵扎营，声势联络，军威严整。该夷目等伏处舟中，内外消息不通，进出无路，惶恐悔罪，恳求给牌下澳。”
《清宣宗实录》对应对外夷冲突事件的选择性记载，体现了官方史书粉饰太平以烘托天朝上国威严的叙述传统。同时，这也显示出清廷并未意识到英国所具有的真实军事威慑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两艘英国军舰闯入虎门炮台，在清政府眼中，只不过是自己武备废弛，殊非英国军事力量强大。地方官员的粉饰与夸大以及统治者的盲目自大，使得清廷一直处于蒙蔽状态之中，直至鸦片战争爆发，才直观感受到英国军事力量的威胁。
第二个阶段，在鸦片战争中，感受到西方坚船利炮的严重威胁，但由于情感因素，拒绝承认英国军事技术水平的高超和军事力量的强大。
宣录记载，道光二十年（1840）六月，英船频于定海滋事，并于二十六日攻破定海县城。此时的清政府才见识了英国军事科技方面的具体优势，对其坚船利炮有了实质性的认识。《清宣宗实录》多处记载了英国坚船利炮的优势，并且意识到我方海战的不利。如卷三三六记载的“夷沿海滋扰，所恃船身坚大、枪炮便利，我兵水战，骤难制胜”。又如卷三三七载“该夷船身坚大，枪炮便利，若在海洋接战，骤难制胜”“此次夷沿海游奕，倚恃船坚炮利，厦门虽获有胜仗，仍须持重谨慎，着邓廷桢统率将弁，认真巡防，遇有夷船驶至，不值在海洋接仗”。即便英船潜入奉天洋面，在八岔沟外洋游奕，道光帝依旧言“该夷之所长在船炮”“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
尽管对英军的船炮及水面作战优势有了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与基本了解，但《清宣宗实录》的记载反映清廷对英国军事技术的认识存在种种误区。首先，对英国船炮的认识模糊，过于低估。清朝的许多官员认为外夷船只吃水深，不惧怕风浪但怕触礁搁浅。而我国沿海各城城外皆有数十里长的浅滩，炮船难以靠近。如果敌人改换小船进攻，最多只能装载二三十人，且不敢远离主战船作战，敌人一登岸，我军便可一股歼拿。同时认为英军数千斤大炮只适合在外洋施放，“不能施于近岸之内洋。内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数百斤之炮，较官炮略远一二里，然亦止及数里以内，实无远及十余里之事，滩距岸远，船不能近，炮即不能及”。其次，对于英军陆路作战能力，过于低估。清廷认识到英国海军力量强大，却未改变英人不善陆战的传统观念，《清宣宗实录》多次提到清军在陆战中将会取得优势，如“我兵水战骤难制胜，不若诱之登陆，可期聚而歼旃”，“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乃为上策”，“该夷所恃全在船坚炮利，一经登陆，其技立穷，该大臣总当镇静持重，不可在海洋与之接仗，如敢登岸，即行痛剿”，无不展现清廷对英军陆战能力的轻视与误判。这也为清军同英军陆路作战的败退埋下伏笔。
第三个阶段，对西方的军事力量有了更为深刻具体的认识，理性在与情感的纠结中占了上风，开始出现“师夷长技”的倾向。
随着战争的推进，在节节败退中，清政府对英国的军事科技力量及作战能力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在一次次实战中，清廷意识到英国战船上的火炮“不必登岸，已能及我”；对于清军的陆路作战能力也不再盲目自信，“逆如果登岸，断非徒手，其所持各种火器，纷纷轰击，我之马队，手无利器，何以抵御”；看待与英作战的前景也不再乐观，“查勘各情形，地势则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于目前，仍备剿捕于后日”。
在认识到西方武器装备的先进性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对军队的整顿及对武器装备的查漏补缺。在《清宣宗实录》中，涉及铸造及修筑炮、炮位、炮台的记载有400余处。如卷三五四记载，靖逆将军奕山奏报从水中起获可用炮位五十尊，其中有西洋炮九尊，道光帝立即下令于各炮台将所获之炮配搭安置，其余不敷炮位，即令人迅速铸造。又如卷三七五记载，应多设炮位以御敌：“因思逆夷所恃，惟有船坚炮利，设我沿海各省，亦有大小战船，可以多安炮位，一闻夷警，各处应援。”
除了武器装备上的查漏补缺，清政府还开始重视对西方船炮等军事装备技术的引进与置备。道光二十一年（1841）十月甲辰，道光帝听闻英国“所用火炮内暗藏火箭，大者每枝价银十二两，小者每枝价银六两”，下旨令在浙江主持战事的前线官员“设法取得数枝”，遇便送京研究。道光二十二年（1842）九月庚午，奕山认识到清廷所造的兵船只能在内河巡逻缉捕，在对外接仗上则不堪一击，难以御敌，在籍郎中潘仕成出资仿西洋战舰而造的兵船却极为坚实，因此上奏请求仿英国中等兵船之式样制造战船，“并将年分例修师船暂停”，以节省经费来改造军用战舰。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甲午，道光帝听闻洋商伍敦元购入美国兵船一只，潘绍光购入吕宋夷船一只，又绅士潘仕成仿西洋船只式样，造成战船一只，这些从西洋引进、购入、仿造的战船，经试验过后，皆驾驶灵便，足资御敌，因而下令晓谕各绅商多方购造，以为御敌之用。这些均反映出清政府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威逼下，不得不对西方军事技术有所关注并加以研究。清廷这一倾向，对魏源在1842年撰成的《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产生了影响。
道光一朝，与西方各国的冲突日渐增多，在一次次军事接仗与沿海摩擦中，清廷日益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巨大威力。尽管清政府始终不愿正视中西军事力量的差距，但《清宣宗实录》的诸多记载，已反映出统治阶层对西方军事实力日渐深刻的认识，以及官史面对西方文明的观念转变。
四、“不贵异物”的提倡：宣录对西方物质文明抵御的精神药方
《清宣宗实录》对西洋物质文明的认识，不仅限于横行于中国沿海的“坚船利炮”，而且包括进入中国市场的“西洋奇器”，对此宣录忠实地记载了清廷的应对之策，将西器视为奇技淫巧，并通过提倡“不贵异物”进行精神抵制。
《清宣宗实录》所记录的道光朝，自鸣钟表、玻璃器皿、西洋纺织品等西方商品已在中国广泛传播。清政府却仍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将这些西洋物品视作“奇技淫巧”，予以漠视与贬低，甚至产生警觉与担忧，试图通过节俭风尚的宣传来抑制大众对新奇西方物品的追求。
一方面，《清宣宗实录》秉承根深蒂固的“天朝无所不有”观念，有意忽略、刻意贬低西方物质文明，对西洋生活用品和精美奇器只有零星记载。
以西洋钟表为例，清初，自鸣钟表的贸易活动在广州便已常规性展开，《清宫粤港澳商贸档案全集》向我们展示了广东沿海地区自鸣钟表贸易的盛况。《清宫内务府奏销档》不但详细记载了沿海官员进献给皇帝的精美钟表，还记录了清宫造办处对西洋钟表的大规模仿制。通过这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我们能了解到，直至道光朝，西洋钟表及内务府制造的仿品已经广泛地陈列在紫禁城、圆明园、颐和园等皇家宫廷和园林中。但在整部《清实录》中，“自鸣钟表”只出现了六次。鸦片战争后，道光朝将广州一口通商变为五口通商，但自鸣钟并未因贸易的开放而得到更多关注，“自鸣钟”一词在《清宣宗实录》中仅出现四次。又检索“钟表”一词，《清实录》中亦只出现二十例，《清宣宗实录》仅载录一次，据《清宣宗实录》卷三三二记载：“现在咭唎国贸易业经降旨停止，所有粤海关每年例进贡物三次，呢羽、钟表等件如有不能齐全之处，着该监督即行据实具奏，不必多方购求。将此传谕知之。”此条材料以“天朝上国”之姿，将钟表作为英国朝贡的“贡品”予以记载。再检索“洋表”一词，《清实录》中共出现七次，《清宣宗实录》仅出现两次。一次是在朝贡贸易体系下记录属国廓尔喀进贡“洋镜、洋表……等件共七箱”。另一次则是为了谴责内监的偷盗行为，指出“圆明园出入贤良门外，向有太监携卖洋表等物与大小各官”，“私带货物售给内外各官，殊与体制不合”，要求予以严查。从《清宣宗实录》对钟表的记载来看，无论是记载视角还是记载频次，都与《清实录》的记叙传统一脉相承，却与道光时期，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中西交往频仍、中外贸易激增的时代特征不相符合。
此外，清宫档案材料中大量出现的西洋工艺品、玻璃制品及西洋纺织品，在《清宣宗实录》中都罕有提及，即使偶有所及，也多从“属国贡物”的朝贡贸易视角，或是赏赐臣子的“嘉奖之物”角度来体现“天朝上国”的“无上君威”。如《清宣宗实录》卷四九记载，宣宗谕军机大臣等：
上年据文干等奏“廓尔喀王为其祖母恳求施恩”，当经降旨，朕自必酌加恩赉，俟该国噶箕等来京后回国，交令带回。今该国贡使噶箕等于本月初六日自京起程回国，朕赏该国王祖母……洋金缎二匹……玻璃器二件……即交该贡使噶箕等赍回本国，交该国王祗领。文干等仍于该贡使抵藏时，传谕该廓尔喀王知悉可也。将此谕令知之。
提到道光应“廓尔喀王”的请求，赐给国王祖母洋金缎、玻璃器等物。“廓尔喀”位于尼泊尔中部地区，于1788年和1791年两次入侵西藏。乾隆时期，名臣福康安兵临廓尔喀首都阳布城（加德满都）下，廓尔喀国王乞和，表示愿意归顺清朝，与清朝从此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正是因为这样的“从属关系”，《清宣宗实录》才记载了道光帝对廓尔喀王的赏赐之物。同样，《清宣宗实录》亦对廓尔喀所进献贡物中的西洋物品予以载录。如上节已述，道光十七年（1837）廓尔喀除进献“洋表”之外，还进献了洋镜等玻璃制品。宣录特意指出，“洋镜”乃廓尔喀国王之妻所赠，并将道光皇帝的谕旨大段载录：
尔国王之妻向无呈进贡物之例，业经代为奏明。大皇帝以尔国王恭顺可嘉，格外体恤，年例贡物，照旧赏收，是尔国王向化悃诚，已蒙洞鉴。所有另行呈进及尔国王之妻呈进各件，仍交尔等带回，嗣后尔国王务当仰体大皇帝爱惜尔国民力之意，毋再额外贡献，以符定制。
对廓尔喀国王“恭顺”行为表示赞赏，但其妻进贡不符定例，故将贡品退回。而在一年之后的道光十八年（1838），宣宗又主动提及此事：
惟上年八月二十九日曾有谕旨，令该大臣等将该国王例外呈进之铜炮、洋镜等件妥为存贮，俟该噶箕等回国时，仍令将原物带回，并告以天朝制度，嗣后毋再额外贡献，以符定制等情。该大臣等早经接奉此旨，自应遵照办理，何以此次折内并无一字提及。究竟此项额外贡物，曾否遵照前旨交该贡使等带回，着即明白回奏。将此谕令知之。
据此可知，《清宣宗实录》对西洋精美物件的记载，并不是为了展现宣宗对先进物质文明的关注与欣赏，更多的是从朝贡角度展现大国威严。除了“赏赐”外夷，《清宣宗实录》亦记载了皇帝赏赐大臣西器。据载，道光二年（1822）四月，宣宗对屡获军功的大臣长龄予以嘉赏，其奖励的物品中便有“洋瓷翎管十个”。此外，《清宣宗实录》在记载司法案件时，也会提到西洋物品，如卷三五九记载审讯洋犯时，便提到“千里镜”，但仅限于此。
以上种种，我们能够明显感到《清宣宗实录》在书写西方精美生活物品和工艺品时，习惯性地俯视，不愿正视工业革命带来的精巧物什，反而予以贬低。
另一方面，《清宣宗实录》面对来势汹汹的西方商品冲击，又通过对清政府危机意识的记载及对“朴实”“勤俭”“不贵异物”的提倡，来抑制大众对西方奇器的欲求。
道光以来，西方商品贸易所造成的冲击更加激烈：
向来粤洋与内地通市，只准以货易货，例禁綦严。其土产在则例者如钟表，藉验时刻；呢羽可修衣裘，虽非必需，尚堪济用。讵近日所通货物违例特多，作为奇淫，导民奢丽，日甚一日，罔所底止。臣闻夷商每岁必务新奇可喜之物，藉相炫惑，如多宝筒、自鸣雀、风枪，不可枚举。在彼专恃人工，不甚费值，一入内地，纨绔子弟争相购致，其利何啻数十百倍。
西方商品越来越多地流入内地，传统崇俭之风受到冲击，富家子弟争相购买“新奇可喜”的西方商品，以为争奇炫惑。在琳琅满目的西方商品冲击下，统治阶层早已意识到天朝并非无所不有，难以欺瞒群众。为此，《清宣宗实录》通过宣扬古朴崇俭之风尚，来抵御西方商品之诱惑：
我大清龙兴东土，首重朴实，列圣丕承，凡心法治法，无非以勤俭训后。诚以世变风移，敝化放心，有不期然而然之势。苟非操之固、审之精，朴素自甘，慎终如始，难与言俭也。至于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此犹俭德之小者，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这种塑造崇俭实用之风的精神抵御法，恰恰反映了面对汹涌而来的奇技炫目的西方物品，传统天朝观所受到的剧烈冲击。
至五口通商后，西方商品贸易日益成为沿海通商地区百姓赖以为生的手段之一，《清宣宗实录》对此有明确的记载：“夷人通商虽有五口，广东实为第一马头，断不能舍此地百姓，别图交易，而广东生意之所以甲于天下者，亦赖洋货流通，是民与夷实相辅而行。”这里已经不再是《清高宗实录》所记载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表明此时清廷已对西洋物质文明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五、结语
《清宣宗实录》体现了清朝官方意识形态，大体上反映了清廷对近代早期西方形象的认识过程；同时，作为一部史书，其史臣通过史料的选择和文字的表述，可以表达自己对道光朝历史的独到观察和认识。因此，对《清宣宗实录》关于西方形象的认识和书写，就具有史学研究的意义。《清宣宗实录》对西方的认知具有从漠视到重视的“过渡性”特点。宣录修成时，文宗即谕令实录馆：“上谕、廷寄，以及中外臣工之折奏，下至华夷往来之照会、书札，凡有涉于夷务而未尽载入实录者，编年纪月，按日详载，期于无冗无遗。”明确指示将夷务另纂成《筹办夷务始末》一书，主动、专门地记载与西洋有关的各项交涉和活动。宣录修成五年后，清廷便正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可见，《清宣宗实录》对西洋文明的认识和书写，前面是“天朝上国”观念支配下的轻视外夷的传统笔法，后面则是因大规模学习西方物质文明所引起的对“洋务运动”的大书特书，而宣录显然处于这种急剧过渡的中间地带，于是形成了认知和书写西洋文明的特色：对西方国家形象的书写，经历了从“顺夷”到“逆夷”的转变，对西方军事实力的书写，经历了从“炮位鸟枪”到“坚船利炮”的转变；为了抵制西方物质文明的侵蚀，宣录视之为“奇技淫巧”，倡导“不贵异物”，但在抵御英军侵略时又被迫开始了师夷长技的实践，反映了近代早期清廷应对西洋文明冲击的矛盾状态。尽管清廷始终不愿正视中西双方的巨大差距，但《清宣宗实录》中所展现的对西方的认识，已反映出天朝观念的式微，传统史学面对近代的转向已隐约可见。
信息采集：王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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