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周海滨——《欣悦与彷徨：张治中父女的家国往事》系列
父亲写信都是比较简单，特别是在抗战将爆发的时候。
我的青少年时代可谓到处奔波、各地求学。
小学是在上海神州女学上的，当时父亲在上海大学学习。在上海神州女学念了三四年后，因为父亲去了广州，我就转到广东执信女学继续求学。
执信女学前身私立执信学校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民主革命家朱执信而创办的学校，校训是“崇德瀹智”。1920年，朱执信先生不幸牺牲于虎门，为“激扬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蘖，树立新事业之基础”，孙中山建立了这所学校。在开学典礼上，孙中山说：“执信先生为革命实行家，又为文学家。中华民国之有今日，实赖执信先生之毅力感化同党，及感化国民有以致之。……先生复邃文学，著作等身，无一不非惊人之论。……愿诸生人人皆学执信先生之毅勇果敢以求学，及改造未来之社会，以完成一庄严璀璨之中华民国，有厚望焉。”该校首届校董：金曾澄、汪精卫、胡汉民、林森、廖仲恺、伍朝枢、许崇清、邹鲁、陈璧君、李石曾、吴稚晖、孙科、邓泽如、古应芬、林云陔、胡清瑞、陈廉伯、陈耀祖、陈融、郭标、戴传贤、李大钊、张继、霍芝庭、曾醒等25人，皆为一时俊彦。1928年，私立执信学校改执信女子中学。我在这里念了两年，念完了小学。
之后，我又到上海务本女学上中学。这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1902年，创办人吴馨认为，“女子为国民之母，欲陶冶健全国民，根本须提倡女权”，因而“取塾名为务本”。民国十七年归市立，改名为上海市立务本女子中小学，以后几经迁改，现在是上海市第二中学。
两三年后，也就是1929年。我初中三年级时转到南京中华女中。这是一所著名的女子中学，是一个住读的学校，终日和同学们在一起学习、作息，生活很愉快。后来学校还盖了家政楼，高中生就得学习家政，包括整理家务、缝纫以及做菜等。教师们教课很认真。
“严师出高徒”是一句真理。当年，我的数学老师鲍富年备课非常认真，她的业务基础好，讲起课来很生动，学生们都被她那美妙的声音、精湛的道理所吸引。有的同学进步很快，而我因为过去的数学基础欠佳，虽然努力仍然没有学好这门课，但是鲍老师的美好形象一直停留在我的记忆里，想起她我还有点愧疚。
1933年中学毕业后，这年秋天，我进入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在这里读了两年。学校有许多为女子学生教育特别设置的系，如家政、音乐、体育、国文、英文、社会等。虽然我是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但是还没有毕业就离开了这所声名赫赫的学校。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原名是金陵女子大学。学校的校训是“厚生”。我们校长吴贻芳的解释是：“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
“厚生”校训是教授们和第一届学生所提出确立的，而吴贻芳校长就是金陵女子大学的第一届学生。“厚生”的含义来自《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耶稣所说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吴贻芳相信并强调这段经文中服务他人之内涵，不断劝诫我们要更好地服务于别人。我记得她写过金陵女子大学的回忆文字：“学校用这个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她的办学思想和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等各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她治学严谨、关心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校友在各个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
金陵女子大学曾被誉为“东方最美丽校园”，由美国建筑师墨菲和中国杰出的建筑师吕彦直共同设计。穿越长长的林荫大道，与学校正大门相对的是一片宽阔的草坪。在抗战期间，这片草坪被划为国际和平区。我印象中的校园，树木葱郁、绿草如茵，校舍是灰色墙、琉璃瓦，很古雅漂亮，让人感觉美丽宁静，是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在大草坪的东北侧是华夏馆，当年吴贻芳就是在这里教书育人。
20世纪40年代，金陵女子大学迁往成都，那时我和嘉彬[1]由重庆经过成都去西安，特地专程去探访校长吴贻芳，受到她的热情款待。她鼓励我们营造一个和睦幸福的家庭。1980年，我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大会时有幸与当时任江苏省教育厅长吴贻芳相遇，常有交谈的机会。按照吴贻芳的遗愿，南京师范大学内设立了金陵女子学院，我们的校训“厚生”后继有人。
20世纪80年代，我随全国政协组织赴苏州、无锡、宜兴考察之际回了趟南京探亲。在南京期间，我的学姐严金龙（后改名时泽）陪同我参观母校——原南京中华女子中学及金陵女子大学，前者令我很失望，而后者校园校舍一切如旧，使我大吃一惊并感到愉悦。南京中华女子中学的大草坪和我们班级毕业时赠送的大钟和钟亭已经不见了，当年的教学楼，墙基外面原来是镶嵌着类似一块块汉白玉石面，上面有各班毕业学生名录，却蒙上一层洋灰。直到1996年，南京大学附属中学百年校庆，要撞击1933届学生所赠送的大钟100下，为此重建了一座钟亭。而南京师范大学的新校舍全建在金陵女子大学古老校园的后面，金陵女子大学当年的校舍，漂亮的中国古典宫殿式建筑群被很好的保留下来。我很庆幸。2005年在庆祝母校90周年盛典时，我们众多的老少校友还特别向南京师范大学表示敬意。他们的远见和明智让金陵女子大学仍在原处保存，吴校长也应该感到安慰了。我因为体弱没有去参加盛典，遥祝姐妹们欢聚一堂，同唱“We are from Ginling”。
我的二妹素央曾在金陵女子大学就读于体育系，长女周元敏在这里学习音乐。我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没毕业是因为要到英国西南大学继续攻读教育学。两年后的1937年奉父命回国参加抗战，还是没毕业。虽然抗战胜利后我在西北农学院任教，其实我是两度肄业的大学生。
1935年，我20岁那年，来到英国西南大学学教育。
英国人比较严格，不像美国人那么自由。英国虽然是比较守旧的一个国家，但是我觉得英国的教育对女学生来说，或者对男学生来说都非常好。如果我们到英国去留学，对人的道德品质是非常有利的。
在对英国越来越熟悉之后，我的足迹也越来越远，几乎每个假期，都会坐上两个小时的火车，到英国的首都伦敦住上几天。不过，我到伦敦并不是为了游玩，而是去大英图书馆。一些有名的作家在大英图书馆阅览过书，他们的座位保留在那里。
不过，中国人在国外并不是受尊重的。
我们上课完了之后，回到宿舍，走在路上，人也很少，我们都穿着旗袍，英国的小学生也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所以他们在我们后面叫喊：“中国人，日本人？”你究竟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他们分不清的。我只好回头说：“我是中国来的。”英国人还是很守旧的，不知道中国的情况，还认为中国女孩缠脚，男孩梳辫子，甚至还抽鸦片烟。
因为中国学生很少，在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位中国留学生，其中一位是章士钊之子章因。宿舍舍长对我们这两女一男——三位中国留学生给予了特别的关照，他们知道中国人喜欢吃米饭，就很照顾我做米饭，但是他们把米饭搁在牛奶里面煮，是当点心来吃的。
那个时候，我在国外非常想家，特别喜欢接到家信的感觉。“家书抵万金”的感觉，对我来说真的是体会太大了。每天早上，如果是听见有邮差送信来，我就要问有没有我的信？大概那个时候我总是一个礼拜给家里写一封信，说说我的情况。
父亲写信都是比较简单，特别是在抗战将爆发的时候，其中一封信发自青岛，要我赶快回国去青岛和家人团聚。他告诉我说：“过些时候就要到前线去了，你趁这个时候回来还可以到青岛先修养一下，然后再回到上海。”
可是，我还没有毕业，我不想走。他就发了多封电报要我回国，我并不想马上回国，但是在英国接到的最后一封电报口气忽然变得很严厉，父亲说，形势现在非常紧张，让我回上海和他见面。我当时想，我怎么也得读完我的学士学位再回来，是这样想的。可是父亲一定让我中断学业，回来参加抗战。
当时我要走了，老师就给我一个肄业证书，意思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英语教师的话，有这个资格去做。
接到父亲这封信后，我立即乘轮横渡大西洋，经美洲大陆，由西部登船航行于太平洋中。记得我在美国纽约登岸时，打算再搭火车到西海岸乘船返回上海。一位好心的黑人服务员送我上了西行的列车，一位检票员要我出示护照，不料他看了一眼说：“小姐，你乘错车了，下一站你必须下车，再换另一班。”
抵达下一站时，夜幕已经降临，这是一个小站，到处漆黑一片，只见站上一间小屋里有一点微弱的灯光，一位站上员工开门让我进去，那时我是个22岁的姑娘，心里真害怕啊！万一出了事，如何得了？只好静静地鼓励自己耐心勇敢地等待下一趟车。后来，我听说如果持有日本护照就不会让我换车了，因为那条铁路要通过加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