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编者按：2023年8月30日，《孙子兵法研究》编辑部邀请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原执行院长、图书馆原馆长黄朴民教授进行对话交流。黄朴民教授从回归文本与回归经典、《孙子兵法》的战略思维、孙子战略决策的基本原则等三个方面，对“今天怎样读《孙子兵法》”这一重要命题提出了精到的见解，为当代阅读、研究、运用《孙子兵法》给出了指导性建议。
作者简介：黄朴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侯昂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研究员，陆军专业技术大校。
文章出处：《孙子兵法研究》2024年第1期
侯昂妤：黄老师，您作为研究兵学文化的专家，著作等身，影响很大，在这一领域著有《春秋军事史》《孙子评传》《战国军事史》《〈司马法〉导读》《〈黄石公三略〉导读》《秦汉统一战略研究》等一系列著作。在此想请您谈谈，今天我们应当怎样读《孙子兵法》？
黄朴民：《孙子兵法》在军队一直很受重视，但是在社会上的关注度可能比《论语》《周易》《道德经》等经典还是稍微低一点。之前播放的电视连续剧《狂飙》，里面的主角之一高启强是读《孙子兵法》的，电视剧的热播引发了一轮读《孙子兵法》的热潮，随之而来的是坊间各种《孙子兵法》版本鱼龙混杂。在这个背景下怎么读《孙子兵法》，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来讨论的。
侯昂妤：您经常强调，读《孙子兵法》要回归经典。
黄朴民：是的，我们还是要回归文本，回归经典。具体而言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点，要注意传世版本和出土文献。版本是很重要的问题，张之洞在《书目答问》“略例”里讲：“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我想在读《孙子兵法》也应注意这个问题。我们要辨明传世本当中不同版本的内涵。《孙子兵法》传世本基本上是两大系统：一个是《武经七书》本系统，一个是十一家注本系统，二者各有优点和不足。例如《孙子兵法·地形篇》，《武经七书》版的说法是“知天知地，胜乃可全”，而十一家注版的说法是“知天知地，胜乃不穷”。“胜乃可全”，对应的是全胜思想，主要的关注点是空间问题；“胜乃不穷”，主要的关注点是时间问题。两种说法都讲得通，但在写文章时不能混为一谈。
在传世版本之外，也需要关注出土文献。包括银雀山汉简在内的很多文献出土以后，对《孙子兵法》研究，乃至兵学的整体研究都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有观点认为孙子有善待俘虏的思想，依据是《孙子兵法·作战篇》“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但这句话的后半句在银雀山汉墓竹简中作“卒共而养之”，指俘获的战车和人员要打散编制，混合编入我军阵营。再比如《孙子兵法·形篇》说“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当然可以解释为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采取进攻是因为兵力富余，但《汉书·赵充国传》引用《孙子兵法》说的是“攻不足者守有余”，二者的表述截然相反。银雀山汉简的出土解决了这一争议，汉简的表述就是“守则有余，攻则不足”，与《汉书》义同。所以如果不关注出土文献，仅依靠传世本，就可能与孙子的本意南辕北辙。
第二点，要明古书体例。我在这方面犯过一个错误，对此印象极其深刻。1989年，在第一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上，我写了一篇文章《五行问题与〈孙子兵法〉》，从五行问题入手分析《孙子兵法》的成书年代。主要的论据是五行相生相克是战国时期普遍流行的一种思想观念，至于“五行不常胜”是战国后期墨子的后学提出的。而《孙子兵法·虚实篇》里讲“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我就抓住这一点，认为这证明《孙子兵法》成书于战国时期。当时李零教授跟我说，读古书不应该抓住几句话、几个字大做文章。他建议我读一下余嘉锡先生的《古书通例》，这本书序言里有一段话：“古书本不出自一人，或竹帛著自后师，或记叙成于众手，或编次于诸侯之客，或定著于写书之官……故学案与语录同编，说解与经言并载。”经言是导师的话，说解是学生的阐发，这两部分在古书中往往记载在一起。“又笺注标识，混入正文，批答评论，咸从附录”。读到这里，我豁然开朗，对《孙子兵法》的诸多疑惑都迎刃而解。比如“五行不常胜”的问题，《虚实篇》前文孙子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文意已足。可他的学生在后面加上了自己的理解“故五行无常胜，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结果窜入正文，引起了我们理解的混乱。
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孙子在《谋攻篇》说：“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他的学生在后面加了一大段注释文字：“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成；距闉，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再比如《作战篇》的“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后面的“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我二十石”就是很明显的窜入。有的窜入文字甚至夹在正文中间，如《孙子兵法·作战篇》传世本中的“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原文应当是“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中间的“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是针对“公家之费”的注释，在流传中窜入正文。《孙子兵法》里这种内容很多，我们现在虽然不能改版本，但在读的时候要心中有数。
另外还有错简问题。古书以竹简按次串联编成，读书的时候韦编三绝，绳子断掉后重新编排的竹简有时会次序错乱。比如《作战篇》讲的是战争准备，中间有一段文字“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与上下文的逻辑联系不上。我认为这里发生了错简。《作战篇》首先讲战争的开销，接着“国之贫于师者远输……十去其六”应当才是真正的第二段，之后再讲用兵追求速战速决，然后是“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因为当时是诸侯争霸的时代，在多极竞争的背景下要防止第三方干涉，所以要“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这样整体逻辑就通顺了。总之，回归文本和回归经典要注意的第二个要点，是明古书体例。
第三点，要注意的是明确时代背景。比如今本《孙子兵法·计篇》里“天者，阴阳，寒暑，时制”，实质是昼夜四季的更迭。这当然很关键，我做过一个统计，古代南方军队北伐一般选在初夏或者暮春，此时河流解冻，水位最高，运兵运粮最方便；而北方军队南征一般选在初冬或者深秋，因为北方军队以骑兵为主，趁秋高马肥，力量最强大的时候南下。所以将天时解释为季节是讲得通的。但是这段话在竹简本里还有5个字——“顺逆兵胜也”，这就涉及兵阴阳的范畴。竹简本是汉代的，当时阴阳五行作为官方的话语系统流行，所以当时的兵学文字中一定要体现时代的文化精神。到了宋代，阴阳五行已经只在民间流传，官方还要不时查禁，所以人们在编纂兵书时会去掉相关内容。竹简本是汉代文化的体现，传世本则是宋代思想观念的体现，这样的例子很多。
我曾经写过一篇《孙子“伐交”本义考》，发表在《中华文史论丛》上。现在对“伐交”含义的主流解释往往局限在外交层面，且将其与伐谋割裂开来。但从本质上来说，伐谋是一个大的范畴，外交战是伐谋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将伐谋与伐交分别单独讲述，就重复了。曹操将“伐交”的“交”解释为“将合也”，即两军对峙，排好阵势，引而不发的一种态势。这在《孙子兵法》中是有内证的，比如《军争篇》“交和而舍”就是对峙；《行军篇》“若交军于斥泽之中，必依水草，而背众树”，说的是双方军队在沼泽地带遭遇，应如何部署军队，与外交无关。所以伐交的真实含义是用威慑态势，使敌人丧失信心，自动屈服投降。春秋是贵族型社会，重视礼和信；战国以后是小人社会，最重功利，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孙子所处的时代处于过渡阶段，在贵族精神还有保留的情况下，才会重视伐交，提倡有节制的战争。如果不了解春秋时期历史文化的根本特色，在读《孙子兵法》的时候，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还是会出现偏差。
侯昂妤：所以您认为回归《孙子兵法》文本，要做到从版本和出土文献、从古书的相关体例、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里面去认知。这是当代研究《孙子兵法》的主要路径之一。还有一种研究思路是从思维的角度研究《孙子兵法》，尤其是近代西方军事思想传入中国之后，给中国的兵学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也使中国兵学界出现了把西方近代军事思想理论和《孙子兵法》等中国传统兵学精华相互融合的研究倾向。早期蒋方震、李浴日都是把《孙子兵法》的一些思想观点放在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框架里边来重新加以阐述，郭化若将军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研究《孙子兵法》。李际均将军则主张对《孙子兵法》的研究要从军事方法论的角度来解析《孙子兵法》思想的精髓核心。基于这种思路，您觉得《孙子兵法》在当代有什么值得我们借鉴的思想精粹？
黄朴民：我觉得《孙子兵法》的本质是战略的智慧。《孙子兵法》中关于战术的问题多数已经过时了，《地形篇》里有三十多种相地之法，对于现代战争来说大多已经没用了；《行军篇》讲“尘，高而锐者，车来也；卑而广者，徒来也”等，在现代侦察手段下，这些内容的意义已经不大了。当然其中蕴含的道理还是有价值的，因为任何问题都是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作为决策者，最重要的智慧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还有诸如细节决定成败等观念都不会过时。但总的而言，《孙子兵法》中涉及战术的部分，随着武器装备的发展，作战样式的改变，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都会成为明日黄花。今天《孙子兵法》最大的意义在于战略上的智慧，而这种智慧又特别体现在其战略思维当中。刚才提到的李际均将军，他在《军事战略思维》一书中指出，战略思维决定了战略方案的高下，决定了战略又影响战术的运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归属。孙子的战略思维有四点给了我比较深刻的印象。
第一点，在兼顾全面和突出重点之间做到了很好的平衡。孙子一方面强调全面了解情况，在综合分析的时候知彼知己、知天知地，将“五事七计”都考虑到；另一方面在哲学上更强调重点论。例如“知彼知己”的格言人所共知，既要了解对方也要了解自己，这是两点论；但了解自己相对容易，真正困难的是了解对手，对手的战略动机、军事实力都是未知的，要透过假象的迷雾看到事物的本相，所以知彼是第一位的，知己是第二位的，这是重点论。再如军争有利的一面，也有危的一面，但孙子认为人人都知道军争有利，趋利是人的天性，不用过多强调，人的不足恰恰是忽略了军争的危险性，因此孙子不谈军争有利，而是重点提醒军争有危。从这个角度，我们就能理解《孙子兵法》为何强调“百战不殆”，而不是“百战百胜”，重点不在求胜，而在于避免失败。
孙子在《虚实篇》讲到军队防御时做了个比喻，如果到处防守，人数再多也不够，“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这依然体现了孙子重点论的思想。孙子最忌讳平均使用力量，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重点，他主张的是并力一向，千里杀将，把力量集中在一个方向，这种明白的哲学对指导我们的日常工作也有意义。总之，孙子的思维做到了在兼顾全面和突出重点之间保持平衡。
第二点，孙子做到了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很多其他的中国古代兵书过分强调谋略，以至于偏执阴损。孙子当然重视谋略，所以会提出上兵伐谋。但《孙子兵法》最核心的内涵是以实力建设为优先。在孙子看来，战胜对手首先要做大做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正所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所以孙子在《计篇》讲“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实际是将谋略定位为辅助。实力是本，谋略是末，实力是主，谋略是次，这个关系不能颠倒。自鸦片战争开始，我们面对外国侵略屡战屡败，当时学《孙子兵法》的传统没有断绝，但依旧没有改变战争的结局，根本原因还是实力的差距。当时中国还是封建农耕文明，而西方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这就是实力差距，决定了战争的结局。
孙子强调实力的重要性，但也指出实力强大具备了胜利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胜利的必然性，优势不等于胜势。实力类似于水，不去搅动，就是一潭死水；搅动起来，就变成了可以发电、可以推磨的活水。所以要把实力淋漓尽致地释放出来，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如果只讲实力，就会成为机械唯物主义，与《孙子兵法》宗旨相去甚远。孙子的思想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所以他在《势篇》里谈造势，即创造并利用有利态势。田忌赛马的故事家喻户晓。孙武的后代孙膑帮田忌谋划：齐王的马和我们的马都有上、中、下三个等级，同等级马的实力相差不大，所以“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达成了三局两胜。这说明谋略是有用的，在双方实力接近的情况下，谋略能够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的一根稻草。但实力还是最根本的，如果田忌的三种马都是下驷，无论怎样排列组合，结果都只能是0∶3。总之，孙子一方面尊重客观规律，一方面又发挥主观能动性，强调只有主客观的辩证统一才能获得胜利。这是孙子的战略思维给我的第二点深刻印象。
第三点，辩证的利害观。这一点孙子与老子是高度接近的。孙子与老子的思想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的语气很相似，喜欢用水来做比喻，水是他们共用的一个意象。老子讲上善若水，水是天下之至柔，可坚强者莫之能胜；孙子讲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中国的古典辩证思维以老子和孙子为最高，古人也意识到二者的相似性，甚至有时会将孙子归入道家，所以孙星衍能在华阴《道藏》里发现一个很好的《孙子兵法》版本。当然，孙子与老子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孙子兵法》体现的是强者的哲学，孙子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进攻大于防御，更多地体现为先发制人，刚强进取；老子的思想更符合弱势思维，柔弱胜刚强，以防御为中心，特点是后发制人。但他们的观念是相通的，兵家也借鉴了老子的一些原则和方法论。如果说《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哲学的明线，老子的思想就是暗线。
老子讲圣人无弃人，无弃物，没有完全可以抛弃的人或物。与之相呼应，孙子认为再好的事物也有弱点和短板；再坏的事物也有其合理性，有可取之处。万事万物没有绝对的利，也没有绝对的害，都是利和害的统一，有一利必有一害，恰如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要得到利，就要容忍和接受他的害；要排除害，就要放弃他的利。而且这种利害的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在转化当中的，今天的利，明天可能就变成害。这与老子“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依”的观念也是相呼应的。根据这种利害观，孙子在《作战篇》里讲“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在《九变篇》里更进一步提出“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基于这种利害观，孙子强调辩证看待事物的重要性。例如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这是五种颠覆性的错误，尤其因为它们原本都是优点，但对其过度推崇往往会使事物走向反面。譬如廉洁奉公是美德，但廉洁奉公的人多数爱惜羽毛，过于在乎外界的评价，结果图虚名而处实祸。对手针对性地实施打击，用谣言损害其名誉，三人成虎传得沸沸扬扬，廉洁的人心理往往比较脆弱，处在负面情绪当中心烦意乱，如果此时处在决策的位置上，就很容易在错误的时间做出错误的决策。这时廉洁就不是正面的帮助，而是负面的障碍了。反过来也成立，比如核武器是坏东西，自从有了核武器，人类社会就笼罩在自我毁灭的阴影当中。但换一个角度来看，核武器也可以是好东西，有了核武器，大国之间有了核威慑，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反而降低了，最坏的东西反而维系了世界和平。这就是孙子看问题的深刻之处。
孙子的这种思维理念，可以称作反向思维，也可称作另类思维或超常思维，最大特点就是时刻处在变化之中，在正常当中发现不正常，在合理当中找到不合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子具备了好几种意识，比如忧患意识，“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命曰费留”，打了胜仗不知道保留胜利成果，比不打胜仗还要糟糕。孙子强调在逆境当中固然要坚持，要奋斗，但是在顺境当中要保持清醒头脑，不忘乎所以，这个更难。《孙子兵法》讲“穷寇勿迫”，电视剧《狂飙》里高启强也引用了这句话。孙子讲穷寇勿迫，不仅是为了避免对方拼死反击，增加自己的伤亡，也是符合政治生态学的一项重要原则。政治生态学强调除恶不能务尽，留有敌人是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小到个人、团队，大到一个国家，不怕有对手，怕的是天下无敌、忘乎所以，结果在阴沟里翻船。美国的战略文化传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始终在寻找对手，甚至有意识地制造对手。一战时，以奥匈帝国和德国为对手；二战时，以日本、德国为对手；冷战时，以苏联为对手。这值得我们注意。
第四点，在传承和创新之间达到统一。明代茅元仪有一句经典评价：“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遗孙子。”
《孙子兵法》绝对不是孙子个人的思想，其中有很多继承自前人的观点。《昭明文选》提到《孙子兵法》有大量内容出自《司马法》，这体现了孙子对前人的传承，对传统的尊重。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发展，没有积累就谈不上创新。没有传承，流于形式的创新，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本质是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创新，借用儒家的理论，就是有经有权。经是不能动摇的原则，例如孙子高度尊重前人“用兵八戒”等观念，这些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但在此基础上要有权，也就是灵活性和创新性。经和权，用孙子的表述就是常和变的问题。常就是兵法的基本原则，不能自以为是把它们否定；变就是根据新的形势、新的对手，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比如孙子一方面讲修道而保法，另一方面讲“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非常态情况下要把法律和规章制度抛开，所以孙子是立足于法，超越于法，这和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一个道理。在军队指挥管理问题上，我们知道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常态；但是孙子讲“君命有所不受”，这是非常态，二者合起来才是完整的。
马谡在街亭打仗就照搬《孙子兵法》的格言：《孙子兵法》讲军队驻扎应该居高临下，他就把军队驻扎在山上；山上没有水源，他说《孙子兵法》讲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后存。但是他忘了《孙子兵法》的真正灵魂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对着《孙子兵法》亦步亦趋，结果只能是失败。所以孙子希望大家学他的兵法，学成以后再忘掉，内化于心，不拘泥于《孙子兵法》，但每一步操作都符合《孙子兵法》的精神，最后达到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境界。“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没有规则，是唯一的规则，是最高的规则。总之，读《孙子兵法》，必须使传统和创新之间高度交融，浑然一体，这才是读《孙子兵法》的正确态度。
侯昂妤：我们过去曾经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认为《孙子兵法》的一些观点在现代战争中应用性不强。比如“不战而屈人之兵”，有观点认为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历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正如您刚才所说，因为人类发明了核武器，所以我们重新肯定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理论价值。《孙子兵法》里还有许多设想，在过去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但在今天基于技术的发展，已经接近实现。比如说《孙子兵法》提到的“知战之地，知战之日”，过去只能说孙子设想了一个理想的战场认知的目标，但这个认知由于当时科技发展程度的限制，只能依赖将领本人的预测能力。而今天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大量介入战场，观察体系和战场认知体系都在飞速进步，正在无限地接近过去被认为是理想化的东西。《孙子兵法》当时的认识，实际上是一个跨越式，甚至是超越式的一些认知。对今天的我们而言，仍然可以从中受益匪浅。在您看来，《孙子兵法》对我们当今的战略决策，能提供哪些启示和借鉴？
黄朴民：我总结了四点原则。
第一点，料事能准。这指的是战略预测的前瞻性。孙子强调全面了解情况，知彼知己，知天知地，而且孙子同时强调早知先知，知之不早不如不知，预判特别重要。譬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海战已经进入航母时代了，但日本还在发展“大和级”战列舰，就注定是劳而无功的，甚至是南辕北辙、适得其反的。这就是战略决策前瞻性的重要性。
第二点，遇事能忍。苏轼在《留侯论》中提出：“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真正大勇的人是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即孙子讲的静以幽，沉着冷静，幽深莫测，喜怒不形于色。这本质上是战略时机把握的问题，不要过早地动手，否则会成为众矢之的，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非常被动，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但是也不能一味忍耐，否则动手太晚，容易被边缘化，结果蛋糕已经分完了，然后就被踢出局，再也没有机会了。
第三点，出手能狠。前文说的忍耐不是消极的防御，而是以反攻为目的的积极防御、攻势防御。一旦时机成熟，要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要稳准狠地一招制敌。孙子打仗狠，对自己人狠，要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对敌人就更狠了，“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要拔其城，堕其国，要因粮于敌，掠于饶野，就是在强调战略行动的坚定性、果断性。
最后一点最重要，善后能稳。好戏不要唱过头，战略就是一种睿智，把握分寸，善于妥协，找到最大的利，同时把对自身的伤害减到最低。政治就是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把我们自己人搞得多多的。
综上，孙子战略决策的四项基本原则，我总结为“料事能准、遇事能忍、出手能狠、善后能稳”。这也许是我读《孙子兵法》三十多年，最后读出来的16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