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七岁那年，我去了云南。我去的那地方是一个群山环绕的小平原，有翠绿的竹林和清澈的小河。旱季里，天空湛蓝湛蓝的，真是美极了。我是兵团战士，穿着洗白了的军衣，自以为很神气，胸前口袋里装着红宝书，在地头休息时给老乡们念报纸。我从不和女同学谈话，以免动摇自己的革命意志。除此之外，那几年我干的事情就像水漏过筛子一样，全从记忆里漏出去啦。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却使我终生难忘，印象是那么鲜明，一切宛如昨日。
事情发生在那年春天。队里有个惯例，农忙时一天要给牛喂两顿红糖稀饭，要不牛就会累垮。那一天，教导员从营部来，正好看见我的朋友大许提了桶稀饭去喂牛。他一见瞪起眼来就喊：“给牛喝稀饭！哪个公子哥儿干的事儿！”
他等着大许跑到他面前来认罪。可是大许偏不理他。教导员喊一声没人理，又直着脖子吼起来：“谁干的？”
大许走过去说：“我提来的稀饭。耕牛都要喂稀饭，不然牛要垮的。”
教导员斜着眼打量了他一番，冲他大喝一声：“牛吃稀饭！人吃什么？你给我哪儿来的送哪儿去！”
大许被他溅了一脸唾沫星子，不由地发怒：“哪儿来的？那边大锅熬的，一头牛一桶。”
教导员大怒：“你放屁！拿粮食喂牛就是要改！把桶提到伙房去！给人喝！”
大许冷笑一声：“人不能喝啦，教导员。桶里我撒了尿啦。”
大许没撒谎。牛就是爱喝人尿。我猜这是为了补充盐分，另外据说尿素牛可以吸收。因此，我们在没人的地方常常撒尿给牛喝，有时就撒到牛食桶里。教导员以为大许是拿他开心，伸手就揪大许的领子，要把他提溜走。大许当然要挣扎，两人撕扯起来。教导员大骂：“你这流氓！二流子！”大许回嘴：“你知道个屁！你就会瞎喳喳！”
后来，别人把他们劝开了。教导员怒气不息，坚持要开大许的批判会，队长百般解释，他执意不听。直到队长急了，冲着他大叫：“教导员同志！你这么搞我们怎么做工作！我要向团党委汇报。”教导员这才软下来。可是晚点名时他又说：“你们队，拿大米喂牛！我批评以后还有人和我顶起来，好嘛！有两下子嘛！这叫什么？这叫无政府主义！”老职工在下边直嗤他：“他是怎么搞的，喂牛的饲料粮是上面发下来的嘛！”“咱们的牛都瘦成一把骨头了，还要犁地，他娘的不犁地的还要吃四十二斤大米哩。”
（二）
从此以后，教导员见了大许总斜着眼。他知道大许出身不好，背地里常骂他狗崽子。后来就三天两头往我们队里跑，想找大许的碴儿。我发现他来意不善，常在背地里关照大许：“教导员要整你啦。”大许并不害怕，说：“我干我的工作，他整得着吗？”
碴儿到底还是给教导员找着了。那年秋收时，大许的脚扎伤了，雨后地里潮湿，队里照顾他在场上干活。几千斤稻谷上了场，需要留人翻晒，于是又派了我和一个女同学邢红。
早上雾气消了以后，我们打开麻袋，把半湿的稻谷倒出来，摊在场上，这活儿直到中午才干完。下午我们到场上时，她已经在那儿了。她洗了头，长发披在肩上，在树荫底下盘腿坐着，笑嘻嘻地看着小鸟飞，好像很感兴趣。我去拿耙子，想把稻谷翻一遍，可是她对我说：“别翻了！五分钟以前我刚翻过一遍。”
于是我们俩也到树荫里坐下。我对大许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还是去找教导员谈谈，他可能对你有误解，谈了就解开了。”
大许回答得很干脆：“我不去！”
我说：“还是去谈谈好。我可以替你先去说说。”这时我听见哧哧的响，原来是她在鼻子里哼哼。她说：“没意思。干吗让大许去讨饶？”
我白了她一眼，觉得她瞎搭碴儿。她觉察出来，就笑了笑，走开了。
大许低着头半天不说话，忽然，他抬起头来大叫一声：“不好！来雨了！”
我一看，果然，乌云已经起来半天高了。我们赶紧去收稻谷。她不见了。我就喊：“邢红！邢红！来了雨了！”
她在远处答应：“知道了！我在拉牛。”
她从河边拉来一头牛。我们给牛架上个刮板，用牛拉着把稻谷堆起来果然快得多，一会儿就把谷堆撮起来一多半。
风来了，雨马上就到，偏巧这会儿牛一撅尾巴。她赶快把牛尾巴按住说：“这个该死的！”她笑起来了。我连忙把牛赶到一边去，让它拉了一脬牛粪。这一弄实在耽误工夫。等我们堆好谷堆，雨点子已经劈里啪啦地打了下来。当时有一块盖谷堆的席子不合适，反正那席子已经烂了半边，大许就拿镰刀削下一块来，然后盖上防水布。刚弄完雨就下大了。
我们跑到凉棚里躲雨，大许还拿着那块席片呢。我说：“扔了吧。”他说：“留着可以补箩筐。”忽然邢红弯下腰去看那席片，然后直起腰来在大许肩上拍了一下说：“你看这儿！”
我们一看，席子上粘着一角人像。坏了，那会儿根本没有别人的像。大许吓得手直哆嗦，悄悄地把一角画像揭下来捧在手里看。
这块席原来一定是草屋里打隔断的。我说：“怎么办？另一半在谷堆里呢。天晴以后打开就该被别人看见了。大许，你快报告去吧。”
她说：“报告说是谁搞坏的呢？”
我没吭声。大许说：“当然是我。”
邢红说：“你瞎说，不是你。教导员正要整你呢，说是我好啦。”
大许不干，他是个诚实的人。我忽然想出一条妙计来：“要是人家看见了，问是谁弄的，就说不记得有这么回事，不知道谁干的，这样就谁也不用承认了。”
大家都同意了。可是傍晚收工时，那片席子就被上场摊稻谷的人发现了，而且教导员马上就知道了。他急如星火地赶了来，逼问我们这是谁弄的。我们当然说记不得了。可是他怎肯善罢甘休！他把我们挨个逼问了一通，让我们仔细讲一遍当天下午的活动，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讲，尤其是盖席子的过程，要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讲。不知他们感觉怎么样，反正在教导员逼我的时候，我觉得手心出冷汗，舌根发硬，说起话来结结巴巴。我讲完了以后他盯住我说：“你热爱毛主席吗？”
我说：“热爱。”
“好。你再讲一遍，是谁用刀削下席子的那个角的？”
“记不清了。真的记不清，也许席子本来就缺一角。”他瞪起眼来说：“真的？有人反映，那些席子本来是不缺角的，一个缺角的也没有。你再想想。”
我流着冷汗说：“我不记得有谁拿过刀。也许是折了以后撕的？”
他眼睛发出亮光：“对，对，是谁？”
“不记得是谁，我没看见。”
他冷笑着看着我。
他走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忽然心狂跳起来。也许这真是犯罪行为？我的做法是革命的吗？我对得起毛主席吗？一想到这个，我的心脏都要冻结了。
正在这时，我又听到教导员在隔壁房间里咆哮：“就是你干的！你这个小狗崽子！我一猜就是你！你坦白吧，坦白了宽大你。不然要判刑的！”
啊呀，原来是在审问大许！
（三）
教导员吼了半天，大许没理他。他把大许轰走了，又把邢红叫了去，对她也像对我一样说了一气。邢红回答得很干脆：“我记不清是谁撕的席子了，很可能就是我。”
教导员说：“你再想想。”
她说：“实在想不起来。要是你一定要找个承担责任的人，就说是我撕的好啦。”
教导员吓唬她：“这是个政治事件！撕毁宝像是反革命行为！”
“我们是无意的。”
“谁知有意无意。你知道犯这个罪要怎么处理吗？”
“不知道。”
教导员气得直咬牙：“你这种态度……哼，不用上纲，本身就在纲上！你回去考虑吧！”
第二天，教导员宣布我们三个人停工，在家写交代。让我在宿舍里写，大许在办公室，邢红在会计室。还好，没派人看着我们。
我坐在宿舍里，心里好不凄凉。说实在的，让我停工交待可把我吓坏啦。我倒不是热爱劳动到了这个份上，实在是吓的。要是教导员背地里骂我，说我是流氓、坏分子，我也顶多是害怕一阵。这一不让我下地，可就和群众隔离开了。我只要能和一般人一样吃饭睡觉干活，就会觉得心安理得。这一分开，我，我，我成了什么啦？我为什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么一个需要隔离的人？想着想着我就没出息地哭了起来，就着这股心酸劲就写起来了。啊呀，提起这份检查我要臊一辈子。我写“敬爱的教导员”，还说我出身工人家庭，对毛主席是忠的，对领导是热爱的。又说自己工作一贯还好，受过教导员表扬等等，写了一大堆摇尾乞怜的话。后面说自己在宝像这个问题上粗心大意，一时疏忽，没有看清谁撕的，心里很难过，“心如刀绞，泪如泉涌”。最后是说要在今后的工作中将功补过，等等。还算好，我没把大许给卖了，可是也够糟的了，我说“没看清谁撕的宝像”，言下之意就是不是我撕的。我都奇怪，当时我怎么能干这种事？
写完以后，我正坐在窗前发愣，忽然听见有人在我脑门前边说话：“哎呀，你都写完了？快拿来我看看。”
我一看，原来是她站在窗外，笑嘻嘻的。她说：“怎么？你哭了！”
我羞得满脸通红，把头转到一边去。忽然我想也跑出来是不许可的，尤其是不能来和我说话，就瞪着她说：“你怎么出来了？”
她一迈腿坐在窗台上说：“为什么不能出来？”
“哎呀，不是让咱们老老实实坐在各人屋里写检讨吗？”
她撅起嘴来哼了一声：“听他的。又没人看着。出来玩玩有什么不可以？”
我说：“呀。这可不成！要是叫教导员知道了事情就更大了。你快回去吧。！”
她吃惊地挑起眉毛来：“怎么啦？教导员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能不能把咱们怎么办。当然了，也不能和他顶僵了，这个检查还是要写。可我还真不会写这玩意呢，你写的检查让我参考参考好不好？”
我不想给她。可是她真漂亮……于是我勉强答应了。她伸手去抓我的检查，我说：“你别拿走。”她嗯了一声，坐在窗台上看。我又说：“你下来吧，来个人看见就要命了！”她就下来坐在床上看。我的检查有五张纸，着实不短呢。她看着看着就笑了，还说：“好玩！小王，你这‘心如刀绞，泪如泉涌’可写得真棒！哈哈，你可真会装哭丧脸儿。”原来她把我的种种沉痛之词当成了讽刺！当然她不能体会我失魂落魄的心情。看完了以后她把它还给我，想了想，皱起眉毛来说：“可是你这检查整个看起来还像是告饶。当然了，告饶就告饶，没什么。可是你怎么写了个没看清谁撕了宝像？这点儿你得改改，要不然教导员会认定是大许撕的，他就更不肯甘休了。”
我的脸马上红了，连忙拿笔把“看”字划了，换了个“记”字。她笑了笑说：“这就对了。看来你这篇我不能参考，写的全是你的话。我去看看大许写的什么。”她跳出窗户，又回过头来说：“喂！下午到河边去游泳啊？”
我一听头都大了。去游泳！这是犯了错误反省的态度吗？我要是不去，她和大许去了，就我一个人在家，又显得太那个，何况大许又是我的朋友。我要去呢，一下午三个人都不在，万一教导员知道呢？再说我很害怕和个女孩子去游泳。不过我又很有点向往。结果我说：“不去好吧？万一有人看见？”
她说：“不怕！中午最热的时候去。中午谁会出来走动？回来的时候从菜地边上的小树林里出来，那才叫万无一失呢。你放心吧！队里人都去山边挖渠了，剩下几个喂猪做饭的老太婆，她们才不来看你呢。”
“可是教导员要是突然回来呢？”
她笑了：“他呀，中午他肯定不回来！这太阳要把他鼻子晒脱皮。好啦，我来叫你。再见！”
中午吃完了饭，我躺在床上想心事。忽然听见窗前有人叫：“小王，快出来。”我一看是她，就从窗口爬出去。我们两个叫上大许，她领着我们从菜地后面的树林往河边走。我问她：“怎么不走大路？”她说：“小河边有人洗衣服。好家伙，真不怕热！”
我们从树林里出来，果然看见小河边上有个人在洗衣服，把小桥堵上了。于是我们绕到小河拐弯的地方，从老乡垒的拦鱼小坝上过了河，又在路边的沟里走了好长一段到了大河边上，头都晒晕了。
大河里的水在旱季是很清的，就是太浅，最深的地方才不过齐胸深，又太急。邢红穿了一件绿色的游泳衣，在水里又踢又打，连水里的沙子都溅了出来。大许下了水，他情绪很阴沉，涮了涮又到岸上去坐着。我在水最深流最急的地方站定，让流水猛烈地冲着胸口，心里倒轻松了一点。我看着她在浅水处疯，心里有点高兴。我想过去，但是又不好意思。直到她叫我们：“大许，小王，你们都过来！”
我们膛水过了河，到她身边去。她指着清清的河水里一些闪光的小片说：“这是什么？”河水中有一些闪光的小薄片，被水流冲得旋转着，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她跪在沙滩上，用手掬起一捧水，端到眼前，那些小薄片沉下去了。我告诉她这是云母，她有点失望地把水放了，说：“我还当是金子呢。”
这一回就连大许都笑了一声。她让我们坐在她身边。这个地方很隐蔽：河在这里转了个大弯，河岸上长着很高的茅草，从哪儿都看不到。她说：“我有一件红游泳衣，可是我拿了明明的绿游泳衣。怎么样，我想的不错吧？”
我说：“什么不错？”
（四）
“嗐！红的暴露目标呀！”
我们又忍不住笑了一笑。我说：“要是被人发现我们不在，你穿隐身衣也没用了。我看我们还是早点回去为妙。”大许默默地点点头。她说：“忙什么？先到对面树荫下坐一会。”
到了那儿，她把一件洗白了的破军装披在肩上，从衣服兜里掏出两张纸说：“这是我的检查，你们看看。”
她的检查就是一个最缺乏幽默感的人看了也要笑出声来。开头说的是：“敬爱的教导员：祖国山河红旗飘，六亿神州尽舜尧。在一片革命歌声中，我们迎来了七十年代第一春！”结尾是：“我的水平不高，毛著活学活用得不好，检查之中如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之处，请教导员指正。”中间尽是一片胡说八道，好像是篇批判稿，说什么，宝像的被毁坏，是由于国际帝修反的破坏。说到事情的过程，只有一行字，“可能是我们三人中任何一个弄坏的，斗私批修地说，尤其可能是我。”总之，你看了她的检讨，猜不出她说的是什么。她说：“我把会计室的报纸全翻遍啦。”她又要大许拿他写的来看看，大许不给她。原来邢红上午去找他，他还没有写。我说：“要是写了就拿来看看，别怕，我写的也给她看过。你还信不过我们？”
大许低着头说：“我怎么会？你们对我太好了。你们要看就看吧。”他掏出来递给她。那纸上总共三行字，写的有核桃大小：“割破宝像的就是我，我是在盖谷子时用刀子裁席子裁破的，是无意的，请领导上批判教育。检讨人：许得明。”
邢红抬起头微微一笑，说：“我早就知道你要这么写！”她把这张纸哧地撕了，扔到河里。她冷笑着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写？以为这么写了我们就不受连累？傻！我们都说没记清，你要咬我们一口？还是怕我们以后说出来？你听着，我以后要是告诉除咱们三个人之外的任何人，就是王八！”
我俩都笑了。这么一个女孩子一本正经地赌咒可真好玩。我说：“我也是。绝不告诉别人。”
大许皱着眉说：“可是我确实撕了宝像。不说，对吗？”
听了这种话，我感到沉重。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向组织隐瞒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不可宽恕的。可是邢红说：“你多笨哪！明摆着教导员要整你，你还要自己送上门去。”
他听了她的话，低下头去。忽然又抬起头来说：“可是你们这么包庇我，是对的吗？”
邢红猛然一伸胳膊，把上衣扬到地上，她站起来，把她苗条的身体投到阳光里去。她扬起头，把披散的头发垂到脑后，眯起子眼睛，双手交叉在胸前说：“当然我们是对的。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自己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小王也是。至于其他的，我都随他去，要批斗就批斗好了，有什么了不起。”她忽然转过身来说：“我衣兜里有一份检查，是给你写的，我书包里有纸笔，你抄——份吧。你不要这么提心吊胆的，没什么了不起。我要下水去啦，小王，你去吗？”
我点点头，于是我们下河去了，大许在岸上呆子一会儿，就心安理得去抄检查了。我和邢红一起在浅水处奔跑，又到深水处去掏老乡下的鱼篓，看看他们捉了几条鱼，不过我们没拿他们的。我有点迷上邢红了，她显得矫健又玲珑。她真美啊。我开始对她有了一点不寻常的感情。后来我们上了岸，大许已经抄好了他的检查。我们就一起溜回去，谁也没看见我们。等挖渠的人回来，我正手托着头冥思苦想哩。可是我想的是邢红这么帮大许的忙，莫不是爱上他了？这时，教导员来要检查，我就给了他。
教导员把我们的检查看了一遍，勃然大怒。他立刻决定批判我们。吃完了晚饭，他把一些人叫去开预备会，其中有好几个是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开完会回来，他们都绷起脸来不理我们，和别的同学说话也背着我们。有人小声告诉我：要批判你们啦。我心里慌了一下，后来一想，慌什么呢，反正到了这步田地，豁出去了。顶多是“站起来”，“到前边站着”，去听批判。
谁知到了晚上，教导员派了两个人来跟着我，连我上厕所也跟着。平时我跟他们都住一个屋，这会儿耷拉着脸也不理我了。我觉得有点不妙，脑袋后面直发凉。到晚上有人吹哨，叫大家去开会，我看见大许背后也跟着两条大汉。啊哈，会场上点着四盏大汽灯，可真舍得油啊。教导员站到桌前，说：“今天这个会，是批判破坏宝像的许得明、王小力和邢红的大会。把许得明和王小力带上来！邢红在下面接受批判。”我后面的两个人就来推我。我站起来走上去，可是感觉有点腿软。大许也走到前边来。邢红也跟上来了。教导员对她了瞪眼说：“谁让你上来的？”她说：“批判我们三个人嘛，我当然上来。”教导员冷笑一声：“好啊！”他大喝一声：“你们面向群众，低头！”
面向群众倒不怕，低头可是低不下去。教导员大吼一声：“把许王捆起来！”跟着我的两个人立刻就来扭我的胳膊，我拼命挣扎。真想给那两个家伙一人一拳，还是同学呢。可是我不敢打人，只把双手捏在一起，不让他们把我的手扭到背后。我听见大许使劲地喊：“啊……！！”底下老职工乱起来，有人叫：“是些小娃娃嘛，捆起来干哪样？”折腾了半天，教导员扑过去帮着捆大许，结果把大许捆起来了，我呢，还没捆上。我也不知哪儿来的劲，简直邪性，双手握在一起，三四个人都弄不开。教导员来看了看，说一声“算了”，于是就开会。可是邢红站到他面前说：“你也把我捆起来！你捆！”我们那儿批判会常常捆人，可还没捆过女的呢。教导员不敢动手，就叫女知青来“押住”邢红，果然就有两个积极分子上来扭住了她的胳膊。教导员回头来看我，我冲他瞪大眼睛，他又叫人来捆我，这回我让他们捆了。那硬邦邦的竹壳子捆住手腕疼得要命，绳子往脖子上一扣马上就透不过气来。这会儿下面的人走散了一半，我们队长也不见了。发言的人一个接着一个，说我们是“知识青年的败类”等等。正在批判，队长跑来说：“团部指示，这个会不能开，尤其不准捆人；叫先把人放了。”教导员刚要瞪眼，队长说：“政委说了，这个事你要负责任。”教导员立刻软了下来，不得不宣布散会。
根据团里的意见，毁坏宝像的事情是无意的，不予追究。捆打知识青年一事教导员要道歉，受害者也不要上告，事情就这样两拉倒。
当晚，我和大许坐在床上根本不想睡，气得脑门子发涨。细细一想，斗我们捆我们的全是自己的同学，为了什么呀，不过是为了给教导员留个好印象，以后能在讲用会上说说他们怎样站稳了立场，然后到团里当个文书、干事之类，写些狗屁不通的报告。为了这个背叛我们，值得吗？
熄灯时，我们屋那两个家伙回来了，怯生生地轻手轻脚地溜进门来，悄悄地坐在床上。我一下子站起来，大喝一声：“你们两个搬出去！别跟反革命住在一块！”有一个小声说：“王哥，别赖我们。我们也没法子。”我的野性发作起来，大吼一声：“滚出去！快滚！”接着把他们的东西全都扔了出去，他们两个不敢再说什么，忍气吞声地捡起东西走了。
（五）
邢红也不和同屋的女生说话了，还拌了两句嘴。我和大许知道以后，第二天上工的路上毫不留情地骂那个女生。我们简直丧失理性了。我们两个叉着腰骂她是“走狗”，是“马屁精”、“缺德鬼”，骂得她捂着脸哭了一整天。其实我们本不至于骂出这样的话，可是我们一想起那天晚上她在会场上撅邢红的胳膊，还揪她的头发，就气得要命。她要是个男的非挨我一顿打不可。大许不会打人，他只会在别人打他的时候还手，可是我那些天像个野人一样，邢红说我在地里干活时都斜着眼看人，一副恶相。
这事过去之后，有些家伙开始在背后给我们造起种种谣言来。队里风言风语地传说我们有什么生活问题。这种话使邢红很伤心，可是她从来也没对我们提起过。我们也不好和她说这个，只是以后我们益发形影不离，就连吃饭她都要端着碗到我们屋里来吃。在地里干活休息时，不论时间多短，她也要来和我们一起坐一会儿。和我们在一起时她显得迷人，她对我俩都好。她箱子里有很多书，晚上我们就读书，哪儿也不去，就是连里开批判会我们也只当不知道。后来她索性把脸盆漱口杯都拿过来了，弄得我们的懒觉再也睡不成，因为天一亮她就来敲门，说：“快起来！我要进来啦。”中午我们睡午觉的时候，她就在我们屋洗头，洗好头以后就静静地坐下来看书。只有晚上睡觉才回她屋去。
我和大许都爱她，可是我们都不想剥夺了她给别人的一份爱，因为她似乎同样地喜欢我们两个人。
我到现在还记得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时光。我们那里的旱季天特别长，由于是农闲，收工又早，我们回来时天还很亮呢。大许去水井打水，我把我俩的脸盆和毛巾拿到走廊上来。他把水打回来了，我们在门前脱成赤膊，洗去身上的泥巴，这时我们可以听见屋里的溅水声。我们洗完以后就坐在门前的小板凳上。这时她就在屋里说：“大许，小王，你们洗好啦？”“啊。”“你们别进来，我还没好呢。”她从来不插门。等到她说“好啦”，我们就走进去。她坐在窗前的床上，嘴里咬着发卡。我说：“我们干什么？”
“看书吧。把我的书箱子打开。”
她有好多书，有她带来的，还有她借来的，还有人家送给她的。她穿着我的拖鞋走过去把门打开，让黄昏的阳光照进屋来。她喜欢躺在床上看书，用一块塑料布垫在枕头上，免得湿头发把枕头弄湿。她还有很多孩子气的小毛病，看书的时候会用脚趾弹出“橐橐”的声响。开饭钟打响的时候，她有时会发起懒来，当我们收拾起饭盒，对她说：“小红，起来！去吃饭。”这时候她会轻轻地一笑：“我不想起来。你们给我打来吧。”我们说：“你太懒了。我们今天不想侍候你。”她会说：“那我还给你补袜子了呢！我还给你洗衣服了呢！”我们就说：“我们这是为你好，你要得懒病啦。”她慢慢坐起来，然后又躺下去。“不会的，少打一次饭得不了懒病。再说我比你们都小，你们应该让着我。”于是我们就让着她了。
吃完饭，天开始暗下来，她还是躺在床上看书，过一会儿她会忽然欠起身来问：“大许，你看什么书呢？”大许告诉她，她说：“噢。”然后躺下去，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我，我也告诉她。她也许会高兴地继续说下去：“噢，是肖。你喜欢他吗？”我说：“挺细腻的，不过还是不喜欢。”“哎呀，我可喜欢他呢，那老头可精啦。”要不然就会莫名其妙地说：“喂，喂喂！你们俩都别看书啦。问你们，喜欢杰克·伦敦吗？”我们这样的毛头小伙子哪会说不喜欢。她说：“他太野蛮啦。人应该会爱，像好人一样。对！我不喜欢。”我反唇相讥：“你是小姑娘。你别傻啦。”她会高高兴兴地说：“对啦，我是小姑娘。”说完了就不作声了。
天黑到在屋里不能看书时，我们就都到门外去坐。有时候一声不响，看着天边一点点暗下去，对面傣寨里的竹梢背后泛出最后一点红色。有时候她会给我们讲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讲得特别有意思。她讲她有一次和哥哥爬上屋顶去摘桑葚，那是一座西式的房子，尖尖的洋铁皮顶，哥哥上树去了。让她坐在屋顶上等着，可是她往下一看，高极了，足有七层楼高——那是两层楼，不过她才四五岁，当然觉得高。于是她反过身来往上爬，越爬就越打滑，一直滑到离房檐不远的地方，吓得她一动也不敢动，大哭起来。晚上回家以后，衣服上剐破的窟窿叫妈妈看见丁。不管妈妈怎么问，她也没说出哥哥来。她骄傲地说：从那时我就感到，大人的话有时可以不听，应该正直，不出卖人，这比听话重要得多。她还讲过别的一些小事儿，我们都很爱听。她说困难时期，她的同桌家里孩子多，总是吃不饱。她每天给他带一个窝头。可是后来上中学以后他就忘了她，见了面也不理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为什么。嘻，我们上中学时也不敢和女同学来往，为了做个正派人。总之，我们渐渐发现她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她什么也不怕。她本能地憎恶任何虚伪，赞美光明，在我们困惑的地方，她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什么是对的。我觉得她比我们俩加起来还聪明得多。
因为我们三个人形影不离，大家渐渐把我们看成怪人。他们看见我们一起走过来都带着宽容的微笑。他们还是喜欢我们的。有一次我远远听见几个老职工说：“三个挺好的孩子，都是教导员给害的。”原来他们认为我们得了某种神经病。后来我告诉大许和小红，他们都觉得好笑。不管怎么说，我们愿意在一起，让他们去说吧。
后来队长派活也把我们三个派到一块，通常都是三个人单独在一块干活。可是有某种默契，就是我们必须不挑活。开头是让我们三个去田里把稻草拉回来。我们赶着三辆牛车。一般女同志不适合赶牛车，因为牛有时候会调皮。可是邢红赶得很好。我们赶上车到地里去。旱季的天空是青白色的，地平线上白茫茫，田野里光秃秃。太阳从天上恶狠狠地晒下来，连一片云也没有。稻草干得发脆，好像鸡蛋壳一样。我们往车上扔稻草的时候，邢红站在车顶上接着。她穿着我们的破衣服，衣服显得又大又肥，她的样子好玩极了。我们把稻草捆拼命地往上扔，一直扔到她抱怨起来：“慢一点啊！”等我们停下手来，她就趴在稻草上笑着说：“你们真伟大，不过还是慢一点。”如果我们再快扔，她就躺下不动，直到我们扔上去的草把她埋起来，她才从草里钻出来，飞快地把草码好，还高兴地喊：“来吧，我不怕。我比你们快！”然后我们就拉着三个稻草垛回去。我们运的稻草比六辆车运的都多。
后来草运完了，队长很满意，说：“如果知青都和你们一样，我们可以多种一千亩地。”可是他又让我们去出牛圈，他说：“你们可以慢慢干，让邢红在外边干点杂活。牛圈离家近，你们可以自己安排时间，什么时候干都可以。”
我们队的牛圈有好几年不出了。那是一间大草棚，有一个篮球场那么大。因为从来不出粪，也不垫草，简直成了个稀屎塘，大牛下去淹到肚子，小牛下去可以淹死，真够呛。我们去看了一下，我说：“邢红别下去了，留在外边吧。”
她说：“我不在外边，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我进去探探深浅，牛粪一直淹到我大腿上半截。我们拉来一头顶壮的水牛，驾上一套拖板，邢红在前边拉牛，我们两个在后面压住板梢，把那些牛粪从圈里拖出来晒。哎呀，那些粪真是骇人听闻，说起来你都不信。那头该死的牛拼命地甩尾巴，溅起来的粪总打到人脸上。每当我们从牛圈里推出一大堆粪来都要到水沟里洗洗脸，邢红的头发里也溅上了。这里太脏了，我们连话都顾不上说。连那条该死的牛出来以后都不肯再进圈，总要做一些古怪花样才肯进去。我们连中午饭也没吃，弄到下午三点钟，那条牛一下跪下不起来了。邢红大叫一声：“我也受够了！”她骑到牛背上说：“走，牛，咱们到河边游泳去。”那牛腾的一声跳起来，飞快地朝河边跑去了，快得让我们两个死追也追不上。我在后边一边追一边喊：“小红！你勒着点鼻绳呀，别摔下来！”她在牛背上说：“你别怕，我摔不下来。”她哈哈地疯笑起来。水牛背又宽又滑比马难骑多了，那牛跑得比马还快，可是她居然没有摔下来。到了河边，那牛一头蹿下水去，她也从牛背上翻下来摔到水里了。可是她马上又跳起来，在齐腰深的水里朝上游跑过去，最后弯腰一头扎到水里。等我们跳到水里去的时候，她在上边大叫：“我已经洗干净了，你们快好好洗洗。”
后来我们在沙洲上坐在一块儿，她全身水淋淋的，衣服都贴到身上，头发披在肩上。她哈哈笑着说：“多棒啊！我觉得妙得很。”
那地方河水分成两股，围绕着一个小岛，牛跑到岛上吃草去了，小红很高兴，她喘过气来以后又到水里去，还和我们打水仗，后来就坐在沙滩上让太阳把衣服晒干。坐了一会儿，她躺在沙滩上，两眼看着天空，说：“天多蓝啊。我有时觉得它莫名其妙。我觉得，我是从那里宋的，将来还要消失在那里。”她有点伤感。我们也伤感起来。我们想到，总有一天，我们也会消失在自然的怀抱里，那个时候我们注定要失去小红了。还有，也许我们注定永远在这里生活了。哎，这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可是她悄悄地坐起来说：“不管到哪里，我只要做一个好人，只要能够做好事，只要我能爱别人并且被别人爱，我就满足了。大许，小王，你们都喜欢我吗？”
我们都说：“喜欢。”我们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斜射的夕阳把她飘扬的头发、把她的脸、把她的睫毛、把她美丽的胸和修长的身体都镀上了一层金。她很美地笑了。她说：“我喜欢你们。我爱你们。”我们静了一会，她忽然高兴地笑了：“好啦，我教你们唱一支歌吧。一个好歌，古老的苏格兰民歌。”
她教我们唱了《友谊地久天长》。以后我们常在一起唱这支歌。她后来又教给我们好多歌，但是都没有这支歌好。我和大许都是音盲，除她教给我们的歌就不能把任何歌唱好。
后来我们都觉得饿了，就把牛找回来，赶着它回家了。
第二天我们又去出牛圈，这一回牛粪浅了。我们三个驾起三套拖板一齐把牛粪推出去。牛还是甩尾巴，甩得粪点子横飞。三条牛尾巴弄得人走投无路。后来小红用一根绳子把牛尾巴拴起来，它就再也不能甩了。可是牛被拴住了尾巴觉得很不受用，走起路来大大地叉开后腿，怪模怪样的。被拴住的尾巴拼命扭动着，好像一条被钉住的蛇。我们大笑起来，也把我们的牛这么拴住。于是三头牛跨着不稳定的舞步走来走去，我们都觉得很好玩。邢红还温存地对它们说：“牛，对不起你们。牛，等一会带你去游水。”
到下午我们三个就骑上牛到河里去玩。邢红还带了米和锅，我们在河边做饭吃。吃完了饭，我们坐着看傍晚的云彩，刊天黑才赶牛回去，为的是让它们多吃点草。可是第二天我们去拉牛，那三条牛都惶恐万状地躲开我们。小红很伤心，以后她就不拴牛尾巴，我们也不拴了。后来牛又和她好了。牛会悄悄走到她面前来，她就轻轻地摸摸它们的鼻子。她对我们说她很喜欢水牛，喜欢它们弯弯的角、大大的眼睛，还喜欢凉荫荫的牛鼻子。她说牛的傻样很可爱，可是我就看不出来。
我们把牛圈出好，队长又派我们到镇上去拉米，后来又让我们三个去放牛。从来也没见过让女孩子放牛的，不过因为可以和我们在一块，她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们一起去放牛。早晨的雾气刚刚散去我们就赶着牛到山上去，带着斗笠和防雨的棕衣，还带着米和菜。我们跟在牛后面走着，小红倒骑在最后一头牛背上。我们商量把这些牛赶到哪儿去。小红忽然高兴地挺直身子，拍打着牛背说：“到山里边小树林去，那儿可好啦。”牛向前一蹿，把她扔下来了。我们赶紧搀住她。她和我们一起笑了，然后说：“到小树林去，到小树林去！那儿有好几个水特别清的水塘，我顶喜欢那儿啦！那儿草也好，去吗？”
她这么说好，我们怎好说不去。到了山底下，牛群争先恐后地往陡陡的山坡上爬，简直比打着走得还快。爬上第一个山坡，我们并肩站住往山下看：整个坝子笼罩在淡淡的白色雾气中，四外是收割后的黄色田野，只有村寨里长满了大树和竹子，好像一座座绿色的城堡。起伏的山丘到了·远处就忽然陡立起来，上面长满了树，黑森森的，神秘莫测。在寂静的小山谷中，有一片密密的小树林，那就是小红要去的地方。这里的天空多么蓝啊，好像北方的初秋一样。小红往我们脸上看了看，笑了一下说：“嘿，走吧！”
（六）
牛群早就冲到山谷里去了，我们追上去。接着，我们必须分开了。我到左边的山坡上去，大许到右边的山坡上去，小红留在后面，为的是不让牛群走得太散。其实牛只要看见这边山—上有人，自然就不会过来，把小红留在后面也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一头牛会掉头回去的。牛都散开了，一心一意地吃草，慢慢地朝前去。我坐在一棵孤零零的小树下，我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大许隔得很远，小红也隔得很远，他们看起来都不过一粒豆子那么大。我倚着小树，铺开我的棕衣坐着，面对着蓝蓝的天空和白白的、丝一样的游云，翠绿的山峦，还有草地和牛，天地是那么开阔。
我半躺着，好像在想什么，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我忽然觉得有一重束缚打开了：天空的蓝色，还有上面的游云，都滔滔不绝地流进我的胸怀……我开始倾诉：我爱开阔的天地，爱像光明一样美好的小红，还爱人类美好的感情，还爱我们三个人的友谊。我要生活下去，将来我要把我们的生活告诉别人。我心里在说：我喜欢今天，但愿今天别过去。
这时我听见小红在叫我，我看见她跑过来，披散的头发在身后飘扬。她穿着我们的旧衣服，可是她还是那么可爱，好像羚羊那么矫健。她一个鱼跃扑在我身边，然后又翻身坐起来。她喘吁吁地说：“哎呀，好累。往山上跑真要命。”
我笑着说：“小红，出了什么事？”
“没事，来看你。”她转过脸来，慢慢地说：“你一点也不需要人来看吗？”
她蜷起腿来坐着，说：“我一个人坐着有点闷呢，你就不闷吗？”
我说：“不闷，我很喜欢这么坐着。我喜欢。你看，从天上到地下都多么可爱呀。”我转过身来，看见她正笑着看着我，她说：“你越来越可爱啦。”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去，可是她满不在乎地哼起一支歌，接着就躺在我身边了。
我觉得紧张，就往前看。后来听见她叫我，我转过身去，看见她躺在草地上，头发散在草上，她很高兴。她的眼睛映着远处的蓝天。她说：“你和大许怎么啦？”
我说：“我们怎么啦？”
她笑了。她在草地上笑好看极了。她说：“你们两个好像互相牵制呢。不管谁和我好都要回头看看另一个跟上来没有。是不是怕我会跟谁特别好，疏远另一个呢？”
我辩白：“没有。”其实是有这么回事的。
她一本正经地说：“你们别这样了。我不会喜欢这一个就忘了另一个的。你们两个我都喜欢。你们都来爱我吧，我要人爱。”
我也很高兴。她又说：“将来咱们都不结婚，永远生活在一起。”
我也像应声虫一样地说：“不结婚，永远在一起。”
她又规规矩矩地坐好，用双手抱着膝头，无忧无虑地说：“多好呀，和人在一起。”一转眼她就站起来跑开了，跑出了树荫，她的头发在阳光下闪着光。我对她喊：“你去哪儿？”
她高高兴兴地回答：“我去看大许！”
她像一只小鹿一样穿过牛群，一直跑上对面的山坡，头发飞扬。她真可爱，她说的一切都会实现的，我想。
到中午牛都吃饱了，甩着尾巴朝前走起来，越走越快，渐渐地汇成群。我们三个人又走到一块来啦。我们跟着牛走，小红还嫌牛走得太慢，拾起土块去打牛。我们唱起歌来。后来就走到小树林了，牛开始往前疯跑，大概是闻见水味了。我们怕它们跑远了，也加快脚步抢到前边去，大许向左我向右。小红跑了一上午，再也跑不动了，她在后边喊：“小王，大许，去给咱们占个好地儿啊！别叫这些该死的把水塘全占了！”我冲进小树林，找着一个又深又清的水塘守住，把来的牛一律打开，轰到小水塘和泥坑里去。过一会小红和大许都来了。小红笑着说：“这些该死的全下了塘啦。咱们没事儿了。乌拉！我们来做饭！”
我们来到的地方真好，草地上疏疏落落地长着小树，上游下来的小溪在树林中间汇成一个又一个池塘，我挑中的这一个简直可以叫做小湖呢。我们在树荫下边的一个小干沟里支起锅来，把我们的棕衣在一边铺好。小红从书包里拿出一块腊肉，她笑着对我们说：“上回赶街子我买的。我们今天来吃吧。”我们三个人的工资都交给她管，我和大许就真正不问阿堵物了。可是钱一给了她我们就老有钱，再也不会捉襟见肘了，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吃完了饭，我和大许就跳下水去游泳，小红跑到树丛里换衣服。她在树林里大喊大叫：“喂，水好吗？水里好吗？”水特别凉，可真是从森林里流出来的。我们说：“好，好极啦！你快来吧！”一会儿她蹦蹦跳跳地走出来，穿着她的红色游泳衣，嘴里喊：“我来啦！我来了！”她一下跳到水里，马上又探出头来说：“嘿！可真要命，这水可真凉。”她高兴地仰泳起来，中间的水清得发黑。她游到中间时我们可以看见她发白的小脚掌在一蹬一蹬的，她喊：“你们游泳没我游得好！不信你们就追过来，比比看。”
我们迅速地游近她，她一下子潜到水下去了，我也潜下去、啊呀，这个塘底下准有泉眼，寒气刺人。我简直就下不去。我在水里睁开眼睛，看见她在我下面游，可是我捉不住她，我就回到水面上来，我和大许焦急地往水下看。后来看见一个人影飞快地浮上来，我们就游过去，等她一蹿出水面就从前边捉住她。她的身上像鱼一样凉。她噗噗地出着气，在水里跳了几下说：“嘿，底下可真凉，我身上都起鸡皮疙瘩了。我还给你们捧了一捧底下的水来，叫你们一捉全洒了。你们怎么不下去玩？”我说：“水太凉，冷得死人。你也别下去了，会抽筋的。”她撅起小嘴说：“你又来吓唬人，抽筋我也淹不死。”她又往下潜，出来的时候神秘地对我们说：“喂，底下有大鱼呢！就是滑溜溜的，不好捉。你们等着，我捉条鱼晚上吃。”我说：“你得了！水里的鱼手可捉不住，滑着呢。”她歪起头来一笑，说：“真的吗？我偏要试试。”她在水里穿着小小的红游泳衣，好像水仙女一样。我和大许游开去上岸晒太阳了，她还在水中间潜水，她真是疯得没底啦。一会儿说：“差一点没捉住！”一会儿说：“这次没碰上！”我和大许对着她笑，因为她那么高兴。后来她下去好长时间才上来，她还在水下我们就发现她上来得慢，动作不正常，我看大许，他也变了脸色，我们赶快下水朝她游去。果然她一露出水面就用手乱打着水说：“我抽筋啦！你们快来救我呀！”我们吓得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只恨爹妈没多生出几条腿来打水。可是她还笑：“你们吓得龇牙咧嘴啦！别害怕，我不会立刻就沉下去的！”可是我们紧张得心都跳坏了。等我们游到跟前，她蹿起来，用双手勾住我们的脖子，她又笑又咧嘴，一会儿说：“你们拖我上岸吧。”一会儿说：“啊呀，腿痛死啦厂我们可一点开玩笑的心情也没有，转过身去就朝岸上游。她架在我们脖子上，一点也不介意地把高耸的胸脯倚在我们肩上，还说笑话：“哎呀，这可真像拉封丹的寓言！两只天鹅用一根棍把个蛤蟆带上天……不对，你们在游蛙泳，蛤蟆是你们！”
（七）
我们可一点开玩笑的心思也没有。我们拖着她一点也游不快！为了抵消她浮在水上的上半身的重量，我们几乎是在踩水，哪能游得快呢。她仍是高兴地说个不停，急得我喝了好儿口水呢。等到我的腿一够到水底，我就在她背上啪啪地打了两下，说：“你这坏蛋！大坏蛋！”大许伸手给她理头发，也说地：“你吓死我了！”她撅起嘴来。我们俩把她从水里抬上来，收到棕衣上。这时我们的腿都软了，百分之九十都是吓的。他喊“抽筋了”时我们离她还有七八十米呢，我都不知怎么游过去的。在把她拖上水来之前我心里一直是慌的。我真想多打她几下，让她再也不敢。我去给她捏腿，她不高兴地说：“你们对我太凶了！”我抬起头来一看，她噙着泪。她又说：“你骂我坏蛋时，哑着嗓子野喊。我怎么啦？”她小声抽泣起来。
我们都低下头去。后来我抬起头来，小声说：“你不知道吗？我们太怕你淹死了。我看见你出了危险，吓得手都抖起来了。”
她撅着小嘴看我们，眼睛里有好多怨艾。看看我，又看看大许，后来眼睛里的怨艾一点一点退去了，再后来她阴沉的小脸又开朗起来。她忽然笑了，伸手揩去眼泪，眼睛里全是温情她说：“你们，你们这是太爱我呀。”我们俩点头。她顽皮地笑着说：“你们过来。”等我们蹲到她身边时，她猛地坐起来，用双臂勾着我们的脖子，她的额头和我们的额头碰在一起，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说：“我也爱你们。你们对我太好啦！”她把我们放开，说：“我以后听你们的话，好吧？快去看看牛吧。”
我们赶快穿上凉鞋去找牛，牛已经走得很散了，好不容易才把它们赶回来。我们赶着牛回来时她已经站起来了，一瘸一拐地要来帮忙。我冲她喊：“你别来啦，我们两个人够了。”
她就拿起衣服一瘸一拐走到树林里去换。后来她出来，我们拉来一条牛让她骑，大许把东西收拾起来，我赶着牛慢慢地朝回走。牛吃得肚皮滚圆，一出树林就呼呼呼地冲下山去，直奔我们队，也不用赶了。就这样到家天也快黑了。队长在路口迎着我们，他笑嘻嘻地说：“辛苦了！牛肚子吃得挺大。你们把牛赶到晒场上圈起来吧，牛圈叫营部牛帮占了。”
我们就把牛赶到晒场上去。晒场有围墙，进口处还有拦牛门，是为了防牛吃稻谷的。晒场北面是凉棚，头上有一间小屋，原是保管室，后来收拾出来，供教导员来队住。我们把牛赶进晒场，忽然发现北边空场上有汽灯光，还有一个公鸭嗓在大声大气地说话。教导员来啦。我们站在空凉棚里，不由地勾起旧恨：这就是我们当初挨斗的地方！我和大许走到教导员住的屋门前，一推，门呀的一声开了。划根火柴一看，哼，他的床铺好干净。我知道有几个女生专门到他屋里做好事，每天他回来时屋里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现在就是，床铺收拾好了，洗脸水也打来了，毛巾泡在水里，牙膏也挤在牙刷上了。我和大许笑着跑出来。小红走过来问：“怎么啦？”我们告诉她，她也笑起来。忽然她心生一计：“我们也对教导员表示一下敬意，对！我们拣两头肚子吃得最大的牛赶到他屋里去。”
我们俩一听，憋不住地笑。可真是好主意，他的门又没插，牛进去就是自己走进去的。我们找了两头吃得最饱的牛。啊，这两个家伙吃的肚子都要爆炸了，那里边装的屎可真不少啊！可以断定两个小时之内它们会把这些全排泄出来，我猜有两大桶，一百多斤。我们把它们轰起来，一直轰到小屋里。不一会儿，我们就听见屋里稀里哗啦地乱响起来，简直是房倒屋塌！后来就不响了。我猜它们在那么窄的房子里不太好掉头，它们也未必肯自己走出来。我们都走了，回去弄饭吃。吃完了饭我们坐下来聊天，还泡了茶喝，就等着听招呼。可是教导员老说个不停，我们都挤到窗口看他。会场就在我们门前。我们数着人。—会溜了一个，一会又溜了一个，一个又一个溜了一半啦。教导员宣布散会，他也打了个大呵欠。我们看见他转过屋角回去了。大许说：“好呀，这会儿牛把屎也拉完了。”我们就坐下等着。过了一会儿，就听见远远的教导员一声喊叫。他叫得好响，隔这么老远都能听见。我们三个全站起来听，憋不住笑。后来就听见他一路叫骂着跑到这边来，他说：“谁放的牛？谁放的牛？怎么牛都关在场上？”
我们三个推开门跑出来站在走廊上，小红说：“我们放的牛怎么啦？教导员。”
他一跳三尺高，大叫起来：“牛都跑到我屋里来了！谁叫你们把牛关在场上的？”
我们七嘴八舌地说：“牛进屋了？那可好玩啦！”“你怎么没把门锁上呢？”“牛是冯队长叫关在场上的。牛圈叫营部牛帮占了！”后来我们仔细一看，教导员的额头上还有一条牛粪印，就哈哈大笑起来。教导员大骂着找队长去了。小红大叫一声：“去看看！”她撒腿就跑，大许也跟去了。我把我们的马灯点上，也跟着去了。
啊哈，教导员屋里多么好看哪！简直是牛屎的世界！那两个宝贝把地上全拉满了，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牛尾巴把粪都甩上墙了！桌子也撞倒了。煤油灯摔了个粉碎，淹没在稀屎里，脸盆里的水全溢出来啦，代之以牛屎，毛巾泡在里面多么可笑啊！教导员挂在墙上的衣服、雨衣、斗笠全被蹭下来了，惨遭蹂躏，斗笠也踏破了。我们站在那儿笑得肚子痛，小红还跳起来拍手。一会儿教导员拉着队长来了，他一路走一路说：“你来看看！你来看看！我进屋黑咕隆咚，脸上先挨了一下，毛扎扎的，是他娘的牛尾巴！我还不知是什么东西，吓得我往旁边一躲，脚下就踏上了，稀糊糊、热呼呼的，这还不够吓人！屋里有两个东西喘粗气！我吓得大喊一声：谁！！这两个东西就一头撞过来，还亏我躲得快，没撞上。冯队长，这全要怪你，你怎么搞的！”
队长一路赔情，到屋里来一看，嘻！他也憋不住要笑。他说：“小王、小许、小邢，快帮教导员收拾一下嘛！”我们不去收拾，反而笑个不住。小红说：“队长，又要派我们出牛圈哪！我们干够了！”于是我们笑着跑开了。
唉，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恶作剧了，可是我记得那么清楚。我常常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回忆，一切都那么清晰。我那时是二十一岁，大许和我同岁，小红才二十岁。人可以在那么年轻时就那么美，那么成熟，那么可爱。她常说她喜欢一切好人。她还说她根本分不清友谊和爱的界限在哪里。她给我们的是友爱：那么纯洁、那么热烈的友爱。她和我们那么好，根本就不避讳她是女的、我们是男的。我们对她也没有过别的什么念头。可是她给我们的还不止这些。我回想起来，她绝对温存，绝对可爱，生机勃勃，全无畏惧而且自信。我从她身上感到一种永存的精神，超过平庸生活里的一切。
（八）
我们都学会了她的口头禅：管牛叫该死的，管去游泳叫去玩呀，她还会说：嘿，真要命。或者干脆就说：要命。她的记性好极了，看书也很快。有时候她和我们讨论一些有关艺术哲学的问题。我发觉她想问题很深入，她的见解都很站得住。她爱艺术。她说：“有一天我会把我的见解整理出来的。”可惜她没有来得及做这件事。她病了。
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屋里看书，看着看着她把书盖在脸上。我们以为她睡了，于是蹑手蹑脚地走出去。过了半个小时，上工哨响了，我们回来。她把书从脸上拿起来，我发现她脸色不好看，而且眼睛里一点睡意也没有。我问她：“小红，你怎么啦？你气色不好。”
她说：“我看着看着突然眼花起来，觉得脑后有点儿凉。大概是这几天睡得少了吧。”
我说：“那你不要去了，倒半天休吧。”她说：“好”，就让我去和队长说。下午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她高高兴兴地坐在走廊上给我们洗衣服，还说：“你们到屋里去看看。”
我们进屋一看，她把屋里的布置改了，还把我们的一切破鞋烂袜子全找了出来，可以利用的全洗干净补好了。屋里也干净得出奇。她悄悄地跟了进来，像小孩子一样欢喜地说：“我干得棒吧？”
我说：“很棒！你睡了没有？”
她笑着说：“睡了一个小时。然后我起来干活。”
大许说：“你该多睡会儿，等我们回来一块动手那要快多啦！你好了没有？”
她说：“我全好啦，我要起来干活。我是劳动妇女。”
我们觉得“劳动妇女”这个词很好玩，就笑了半天，以后有时就叫她劳动妇女。可是当天晚上她又不好，说是“眼花，头痛”。我一问她，原来这毛病早就有了，只是很少犯。于是我们叫她去看病。星期天我们陪她到医院去，医生看了半天也说不出个名堂来，给了她一瓶谷维素，还说：“这药可好啦，可以健脑，简直什么病都治！”我们买了一些东西回来，走到大河边上，她看见河水就高兴了，她说：“我们膛过去！”我说：“你得了！好好养着吧！”她笑了。于是我们走桥过去。那座桥是竹板架在木桩上搭成的，走—亡去“吱啦吱啦”响，桥下边河水猛烈地冲击桥桩，溅起的水花有时能打上桥来。我走在前面，她在中间，她一边走一边笑嘻嘻地说：“我需要养着啦，都要我养着啦。水真急……”忽然她站住了，说：“小王，你走慢一点！”我站住了。她橐橐地走了几步，一把抓住我肩头的衣服，抓得紧极了，我感觉她的手在抖。我觉得不妙，赶快转过身来扶住她。我看见她闭着眼睛，脸上的神情又痛苦又恐慌。我吓坏了，对她说：“你怎么啦！是不是晕水了？你睁开眼往远处看！”人走在急流的桥上或者蹚很急的水，如果你死盯住下面的浪花有时会晕水，这时你就会觉得你在慢慢地朝水里倒去。这个桥很窄，桥上也没有扶手，有时可以看见在桥头上的人晕水趴下爬过去。我才来时也晕过一次，所以我问她是不是晕水了。这时大许也从后边赶上来，我们俩扶住她，她像一片树叶一样嗦嗦地抖，她说：“我头疼，我一点也看不见了……你们快带我离开这桥，我害怕呀！我怕……”她流了眼泪。我们赶紧把她抬起来，她用双手抱住头哭起来。过了河，我们把她放下，她躺在草地上抱着头小声哭着说：“我头痛得凶。刚才过河的时候突然眼就花了，眼前成了一大片白茫茫的雾，接着就头痛……你们快带我回家，我在这儿害怕，我心里慌。”
我赶快抱起她往家里跑，她一路上抱着头，有时她又紧抱住我，把头紧贴在我胸前，她不仅痛苦，而且恐惧。看见她跟痛苦与恐惧搏斗，我们都吓坏了。半路上大许替换了我，她一察觉换了人就恐慌地叫起来：“你是谁？你说一句话。”大许说：“是我，小红，是我。”她就放了心，又把头贴在大许胸前。
我们急如风火地奔回家，把她放在床上，我奔出去找卫生员。我一拉门她就恐慌地叫：“你们别都走了呀！”大许说：“我在呢，我在呢。”他握住她的手，她才安静下来。
我把卫生员找来，她根本就没问是什么病，就给她打了一针止痛针，小红一会儿就不太痛了。后来她睡了。我们给她打来了饭，可是我们自己却没有吃什么。天很快就黑了。我们给她把蚊帐放—F来，在窗上点起了煤油灯。我们又害怕空气太坏，把前后窗户全打开了。我和大许蜷坐在床上，谁也没有睡。这真是凄惨的一夜！我们谁也没说话。窗前经常有黑影晃动，我也没去管它。后来才知道和邢红住在一起的女生发现她没回去睡，就悄悄地叫起几个人准备捉奸。她们准备灯一灭就冲进来，可是灯一直没灭，她们也就没敢来。谢天谢地她们没来，她们要是闯进来，很难想像我和大许会做出什么举动。我们的窗台上放了一把平时用来杀鸡、切菜的杀猪刀，当时我们肯定会想起来用它。要是出了这种事，后果对大家都是不可想像的。
到天快亮的时候小红醒了。她在蚊帐里说，“小王、大许，你们都没睡呀？”
我们走过去问她：“你好一点没有？”
她笑着说：“好一点？我简直是全好了。我要回去睡了。”
我们说：“你别走了，就在这儿好好睡吧，天马上就要亮了。你到底是怎么了？”
她说：“嘻，过河的时候头猛然疼起来了。我猜这是一种神经性的毛病。没什么大不了，你们别怕！”
我不信，说：“恐怕没你说的那么轻巧。你说害怕，那是怎么啦？”
她好半天不说话，后来说：“头疼的时候我心里特别慌，也不知为什么。”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声，然后说：“我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不说啦，不说啦！”
我说：“为什么不说？你的病可能很重。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她接下去说，说着说着声音忧郁起来：“我感到疼痛不是从外边来的，是从里边来的。也可能是遗传的吧？你别吓唬我了，人家自己就够害怕的啦！”
我们都不作声了。后来大许说：“你应该去看病，要争取到外边去看。一定要把病根弄明白，一定要。”
（九）
她说：“没那么厉害，也许是小毛病。干吗兴师动众？我要去看病你们要陪着我。我不去。”
我们说非去不可，不然我们不放心。后来她就答应了，不过说她不要我们陪着去。第二天我们下地，中午回来时她还没去医院，反而起来给我们弄了一顿饭，做得香极了。她拍着手叫我们来尝。可是我们板着脸上伙房打了饭来，不和她说话，低头吃起来。她不高兴了，说：“你们不吃我做的饭呀？”
我白了她一眼说：“叫你去看病，谁叫你做饭？说好的事情你不干。”
她愣了一会儿，就哭了：“你们怎么啦？这么对付我？人家下午去看病就不行吗？我比你们小，我是女孩子，你们就这么对付我呀……”
我们赶快把饭盆放下过去哄她，后来她不哭了，后来又笑了。她噙着眼泪说：“我一定去看病，可是你们一定要吃我做的饭。我做得得意极啦！你们要是不吃我就不去看病，就不去！”
于是我们坐下一起吃她做的饭，她又说：“以后不带这样的啦，两个人合伙给一个人脸色看。”
我说：“为了你好还不成吗？”
“不成，就不成。你不知道吗？你不管叫别人做什么事，不光是为了他好，还要让他乐意。这是爱的艺术。要让人做起事情来心里快乐，只有让人家快乐才是爱人家，知道吗？”
我们俩直点头。我们把她做的饭大大夸奖了一番，而且是由衷的夸赞，她高兴了。下午上工前我们把她送到桥边。收工的时候她已经回来了，坐在走廊上，刚洗了头，看样子很高兴。
我们问她：“查出什么病了吗？”
她说：“可以说查出来了。俞大夫给我看的，她说很可能是青光眼，让我去眼科看。眼科张大夫出差了，家里只有个转业大夫，我听人说他在部队是个兽医。他给我看了半天，什么毛病也没看出来，给了我一大堆治青光眼的药。我就先用这些药吧。”我们以为这就是正确的诊断，就放心了。
大夫给她开了假，她就在家里休息。我们去干活，她在家里给我们做家务事。可是她的头痛病用了青光眼的药一点不见好，反而常犯，她渐渐的也不太害怕了。等张大夫出差回来我们又陪她去看，张大夫马上就把她的青光眼否定了，又转回内科。内科看不出毛病来，就让她住院观察，她简直是绝对不考虑。我们说破了嘴皮，举出一千条论据也说服不了她。最后我们提出威胁：如果她回去，我们谁也不理她；又许下大愿：如果她留下，我们每天都来看她。经过威胁利诱，她终于招架不住了，答应住院，不过要我们“常来看她，但是不要每天都来”。我们留下她，回去了。每天下工以后我们收拾一下，就到医院去看她。我们那儿到医院有八里路，四十分钟可以走到。她看见我们很高兴，有时候还到路上迎接我们。有时候下午她就溜回来在家里等我们，做好了饭，躺在我床上看书。她老说她不愿意住院，她想回来就不走了，可是我们当晚就把她押送回去。星期天她是一定要溜回来的。不过她的病可越来越坏，她的头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面色越来越苍白，人也瘦了。她还是那么活蹦乱跳，可是体力差多了。我们心里焦虑极了，我们俩全得了神经衰弱，一晚上睡不了几个小时。我们什么书也不看了，只看医书。医院的大夫始终说不清她是什么病。
有一天我看到她呕吐，我马上想到，她患的是脑瘤。我问她吐丁多久了，她说：吐过两三次。我马上带她去找俞大夫，说：“她最近开始呕吐，会不会是脑瘤？”俞大夫说：“不会吧，她这么年轻。”我说：“大夫，她老不好，这儿又查不出来，好不好转到昆明去看看？”俞大夫假作认真地说：“我也在这么考虑。”
小红这次没有闹脾气，她服从了理智。也许她也感到她的病不轻。我和大许到处催人给她办转院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大许去县城给她买汽车票，我和她回队去收拾东西。她打开箱子把换洗的衣服拿出来放到手提包里，有点忧伤地说：“我这次去的时间会长吗？”
我说：“也许会长的。小红，你病好以后争取转到北京去吧！你以后身体不会像以前那么好了。你应该回家。”
她一把抓住我的手，双眼紧张地看着我说：“你们不喜欢我了么？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要我离开？”她眼睛里迅速地泛起泪水。我轻轻拍拍她的肩膀说：“你别紧张呀，别紧张。我们也会回去的，我们会找到你。我们三个人会永远在一起生活。”
她想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真的，我病了，我想家。家里有妈妈，有哥哥，他们知道了会想我。这儿有你们。我能离开家，可是离不开你们。你们应该和我一起回我家去。没有你们我不走！”忽然她伏到我肩上痛哭起来：“我觉得病重了！也许不会好，也许我会变成个大傻子。”我心里十分酸楚，可是我尽量克制地说：“不会，不会。小红在瞎想，小姑娘瞎想，我求她别乱想了，我求她别哭了！”可是她伏在我肩上，纵情地说出好多可怕的想法：“我得的很可能是脑瘤。他们要给我开刀，把我头盖骨掀开，我害怕！”她蜷缩在我怀里小声说：“他们要动我的脑子，可是我就在那儿思想呀，他们要在我脑子上摸来摸去。弄不好我就要傻了！再也不会爱，也说不出有条理的话，也许，连你们都认不出来。我可真怕……”我听得心惊肉跳，好像这一切我都看见了。我叫她别说了，我说这都不可能，可是泪水在我脸上滚，滴到她耳朵上。她觉察了，跳开来看我。她掏出一块手绢擦掉眼泪，又来给我擦眼泪，她慢慢地笑了，先是勉强地笑，后来是真心地笑。她说：“我高兴啦！你也高兴吧。什么事也没有。我有预感，什么事也不会有。我会好好的。高兴吧！”她开始活泼起来，快手快脚地收拾东西，然后快活地说：“我刚才冒傻气了，我冒傻气。你什么也别跟大许说。”
后来大许回来，她始终很高兴。第二天我们送她上公路。她高高兴兴地跳上汽车，在里面笑着对我们挥手，还临时编出个谎来，对我们说：“大哥、二哥，我很快会回来的！”
我说：“治好病回来。”
她说：“当然，当然，治好病回来。”汽车开动了，她又探出头宋喊：“我好了咱们玩去啊！”
我们挥着手追着汽车跑，喊着：“再见，小红！”
她也喊：“再见！再见！”
我们在家里等她来信。我们焦虑不安地等着她的来信。我和大许话都少了。每天我们去干活都感到很不自然，好像少了一只手，或者少丁一半脑子。每次回到家里，我都产生一种冲动，要到病房去问候小红，或者茫然地收拾起东西来想到那儿去看她。晚上坐在屋里，我们不看书，连灯也不点。我们在黑暗中直挺挺地坐着，想着小红。后来她来信了，她——到昆明就写了信，可是信在路上走了五天。她说她一到昆明就住进了医院，医院里条件很好。她高高兴兴地把大夫和护士一个一个形容了一遍，然后说，马上要给她做血管造影了，是不是脑瘤做了以后就可以知道。到后来她的字迹潦草起来。她说：“我一个人很寂寞。我很想你们，很想很想很想。有时候我想溜回去，不治病了，又怕你们骂我。要是有可能的话，你们来看我吧！哥哥们，来吧！”她哭了，哭得信纸上泪迹斑斑。最后她又高兴起来，不过可以看出是装的，她说昆明这地方很好玩，医院里也很好玩，让我们别为她担心，她很高兴，病好了就回来。最后她很高兴地写上了“再见”。
我们把信看了又看，忽然我想到我们都有两年没探亲了，可以请探亲假。对了，太棒了！这回教导员也捣不了鬼，探亲假是有条例规定的。我们两个飞奔到连部去请假，队长马上就批了我们俩假。我们马上到营部去办手续，结果碰上了教导员。他拿过队长的条子，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都是连里的壮劳动力呀。一下走两个是不是太多？一个一个走吧！回来一个再走一个。”这家伙多缺德！咳呀，去你的教导员！我们一个一个走好了。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人去安慰我们的小红。我先走，一个月以后回来，大许再去。我们谁也不打算回家，就想到昆明去陪着她。我就要走了，又接到她的信。她抱怨说：血管造影好难受啊，然后说脑瘤已经确诊了，只是长的位置不好，昆明的医院不敢动，所以给她转到北京的医院，她已经买好车票，就要走了。她让我们想办法到北京来，她也想到我们可以请探亲假。她说：“我想起来啦，你们可以请探亲假！我一想到这个心里就安静多啦。我们一起回家去。”
（十）
我赶紧动身。大许写了信交给我。我乘汽车走了。分手的时候关照大许要经常写信。
在路上我遇上一些不顺利：在保山等了两天车，在昆明又买不到直达的火车票。结果用了半个月才到北京。北京当时寒风刺骨。我下了车就直奔小红家：他爸爸、妈妈，还有哥哥都在。他们家看来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家里书很多，她爸爸是个秃顶的小老头，人很开通，妈妈也很好。她哥哥挺像她，我一见了就喜欢。我一下闯进去，他们都吃了—惊，问：“你是谁？你找谁？”
我说：“我是邢红的同学，我姓王，从云南来……她现在在哪儿？”
他们马上就知道了：“噢！你是小王。她常念叨你。小红在医院里，她才动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瘤子在做切片。请坐吧！我们正要去看她。”
我也没有坐，立即同他们一起到医院去看小红。她脸色苍白，瘦多了，可是一看见我就猛坐起来，高兴地大叫：“小王，你来啦！我等你等坏了。我接到大许的信了，我一直在等你。我动了手术了，我就要好了！”
后来我就天天陪着她，那会儿医院也乱，什么探视不探视的，我每天都很早就来，很晚才走。她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常常要我陪着她到院子里走动。才来的时候我特别迂，连给她剪趾甲都不好意思，后来我也不怕了。我常常给她裹好大衣，搀着她到院子里去。护士们有时瞎说，说这小两口多好，我们也不理她们。
我走的时候天气开始暖和了，小红的身体也更好了。可是我发现她爸爸和妈妈神色都不正常。但没有放在心上。我懂的事情太少，一点也不知道切片有什么重要性，我只看见她好了。大许又偷偷来信催我回去，他要来。于是我就回去了。小红的哥哥送我上火车，他心情不好。我问他怎么啦，他说是他自己的事儿。我开头一点儿也没疑心，可是火车开走的时候他忽然扶住柱子痛哭起来。这不由我不起疑。
果然，我回到云南以后，大许正准备动身，我们忽然收到小红一封信。她说她的病重了。病得很厉害，也许不会好了。她说，她感到出了大变故，很可能瘤子是恶性的，它还在脑子里。这真是当头一盆凉水！我们全都呆若木鸡。小红叫大许快点去。我们拿出全部积蓄，还借了一些钱，央求团里开了一张坐飞机的证明，让大许飞到她那儿去。我让大许到了北京马上打个电报来。大许慌慌张张地走了。
大许走后有七八天音信全无！我急得走投无路。晚上睡不着觉，用手抓墙皮，把墙掏破了一大块。第八天大许来了一个电报：已到京小红尚好信随后到。我心里稍稍安定。
后来大许来了信，他说小红开始经常头痛，痛得让人害怕。她已不能吃饭，全靠打点滴维持。有时候眼睛看不见。大许痛心地描写她一看见他怎么像往常一样笑了，高兴地抱住他脖子。她让大许告诉我，她想我想得要命。她说她在昏睡的时候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她说她很想很想让我们三个在一起，三个人在一起她死也不怕了。她还说她虽然可以笑，可以说话，可是意识深处已经有点昏乱。她说她怕这种死，从内部来扼杀她。我看了这信差一点疯了。我写信让她、求她、命令她坚强起来，坚持住一点也不退让。我求她拼命去和疾病争夺，为我们三个争夺，一定要保住什么。我说：“千万千万别失望，还有希望。你还年轻，你的活力比十个人的都多。你能胜利，我知道你能胜利。想一想我们还可以永远在一起生活！”
我不记得那些天是怎么过的了。后来大许又来一封信，说大夫试了一种新药，小红好多了，眼睛也可以看清了。她看了我的信，很高兴。她成天和大许说话，说她头疼比以前好了，头脑也清楚了。还说他们两人成天谈论我，小红说我是个最好的人。小红不住地说起我的细节，我是怎么笑的，她说我有一种笑很有趣：先是要生气，嘴角往下一耷拉，然后慢慢地笑起来。她还说我有二－种阴沉的气质，又有一种浪漫的气质，结合起来可好了，她特别喜欢。她说我可以做个艺术家。
信的末尾小红写了几个字：“王，我爱你。你的信我很喜欢。我要为咱们三个人争夺。一直要到很久很久以后，你还会叫我小姑娘。”她能写信了！尽管字迹歪歪斜斜，可是很清楚。
我看了信高兴极了。
后来又来了一封信。大许说：小红的病情急转直下，忽然开始昏迷，要输氧气。他日夜陪伴着她。他说他都快傻了，他的字迹行不成行字不成字，有几个地方我看不懂。最后他说：还有希望，只要她活着就有希望，希望很微弱，可是会大起来。医生说没希望，可他们是瞎说。
过了一天大许又来一封信，他说：“昨天她清醒了一会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眼前漆黑。我把你的信念给她听，后来她把信拿过来贴在胸前。她说，我要去了。我只为你们担心。要去的人只为留下的人担心，她是什么也不怕了。我求她别说下去，她的声音就低微下去。昨天夜里她很不好，可是她挺过来了。小王，还有希望吗？还有希望吗？”
我简直狂乱了，后来我接到一封信。信里封了一张电报纸，大许写道：“小红已去世。她的最后一句话是让我们节哀。我即回来和你在一起。许。”
我看了这些话发出一声长嚎，双手乱抓了一阵。我感到脑后一阵冰凉。我坐了很久，天黑下来，又亮起来。我机械地去吃饭，又机械地去干活，机械地回家来。我很孤独，真正的哀痛被我封闭起来了，我什么也不想。直到有一天下午大许推开我们的屋门，把夕阳和他长长的身影投进来。
我站起来，我看见大许的头发白了不少，他黑色的头发上好像罩了一层白霜。我扑过去拥抱他。一个阀门打开了。一切都涌上来。我们大哭，然后我们并排坐下来哭泣，小声地啜泣。大许挂着黑纱，他瘦了。他站起来从提包里拿出一个黑漆的小盒子放在我床上。我用眼光问他，他艰难地说：“小红留下遗言，她把骨灰分留给家里和我们。这就是她。”
我感到颈后好像挨了重重一击。我跪倒下来，用痉挛的手指抓住盒子，抚摸盒子。我在哭吗？没有声也没有泪，只有无穷的惨痛从粗重的喘气里呼出来，无穷无尽。
后来我和大许在一起过了两年，就分开了。我们把小红最后几封信分了。他要走了小红的遗骨，把她的箱子和衣物留给我。我们把小红留下的书分开，一人拿了—半，然后收拾好行装，反锁上房门。我们离开那里，走向新的生活。